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

　　75年前的今天，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主席同“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外交官谢伟思谈话，提出解决中国战后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像中国这样大而又落后的国家，在未来的长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农民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除非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他还指出：蒋介石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宣布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历史真相#：

　　约翰·S·谢伟思(英语：John S.Service，1909年8月3日——1999年2月3日)美国外交官。出生于中国成都美国传教士家庭。本姓塞维斯(Service)，“谢伟思”为其自取汉名。1941年起历任驻华大使馆三等和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1944年7月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曾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等。赫尔利使华后受排挤，1945年6月因《亚美》杂志案受审，同年9 月被宣告无罪。后任驻日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50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严重迫害。

　　谢伟思1944年7月22日作为美军观察组重要成员到达延安，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余次。毛泽东多次对别人讲，谢伟思等人是他的朋友。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去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冀美国作出积极回应。毛泽东的谈话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报告给美国政府，然而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束之高阁，尘封了24年。

　　谢伟思根据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军观察组人员及迫降的美空军人员几乎访问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区。他们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中共所声称的对敌占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迄今，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名)。”“从他们的获救处到达终点，有些飞行员在中共控制区内行进约1000英里(约1600多公里)。他们在抗日军民护送下从山海关附近毗邻满洲的海滩途经北平抵达延安。在苏北着陆的另一些人穿越苏皖两省到达安全地带……事实上，所有的遣送行动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且无需遮掩。一路上，庆祝会、欢迎会和演讲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根据地的报纸不断提到这些过路客人，有的飞行员连美国军装都懒得更换。”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谢伟思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在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多次交谈后，谢伟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共也想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 同时，延安与重庆的强烈的反差也使他更为厌恶国民党政权。谢伟思的观点在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费正清后来也回忆说：“在1945年，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当权的政府垮台，中国人还好过些。”

　　针对蒋介石和美国国内有些人宣扬中共是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的诬蔑，谢伟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给予了有力驳斥。

　　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达官贵人醉生梦死、夜夜笙歌，等级森严、特务横行的重庆来到延安，谢伟思不禁觉得耳目一新。我们还是引述一下他在报告中对抗日根据地描述的片断：“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军官说：‘我觉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国气息。’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另一种气氛。在他们的谈话和行动中看不到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无论官员和平民在对待我们抑或中国人自己彼此相待时均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和友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受到广泛的尊敬。他们平易近人，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他们经常和大众打成一片。在重庆经常看见的动辄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紧张局面在此一概不见。一眼望去，延安没有警察，也很少看见士兵。没有乞丐，没有极端贫困的迹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非常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种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式的制服。在穿着、生活和娱乐方面看不到奢华和铺张。”关于延安的抗战气氛，谢伟思写道：“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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