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围绕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史的争议风波说明了什么？

1959年《梁祝》首演 独奏者为我国著名小提琴演奏俞丽拿

　　1959年5月27日，在毛主席的“百花齐放”和“洋为中用”方针指引下，历时一年艰辛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上演，引来掌声如雷，好评如潮，并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梁祝》的出现打破了西洋作品一统小提琴乐章的历史，铸造了中国音乐史和艺术史上的经典。

　　《梁祝》首演成功后，报纸报道消息，电台播放音乐，上海刚刚组建的电视台前来拍摄电视新闻，使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很快成为中国老少皆知的最著名的音乐作品。后来行家们总结，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表现在：它是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音乐的必听曲目;被誉为“为中国创造民族化交响乐开拓一片绿野”的“不朽的中国民族音乐经典”;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整个东方音乐的骄傲”;是空前的中国音乐的高峰之作，更是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完美结合的典范。在一次香港电台的民意测验中，《梁祝》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一起，被评为“千年最受听众欢迎的十部经典音乐作品”。

　　这部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创作的经典作品，是样成为走向辉煌的呢?

　　毛主席赞赏和推荐越剧《梁祝》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主席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毛主席对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反封建内容的历史剧非常欣赏。他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把一个浙江地方剧种的剧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推向全国，走出国门。

　　1950年夏，以范瑞娟领衔的民间职业剧团上海东山越艺社，为了在戏曲改革中取得大发展，决定把流行在江浙一带的《梁祝》等几出越剧，“带到北京、带到毛主席住的地方去演出”。

　　首次亮相的剧目是《梁祝》。周恩来看了《梁祝》后，邀请了范瑞娟等四位演职人员到中南海他家作客，并合影留念。在吃中饭时，工作人员请周恩来去听电话，周恩来听完电话回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毛主席要看越剧，今天晚上请你们到怀仁堂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大家听了兴奋异常。

　　范瑞娟后来回忆：毛主席看完《梁祝》后，负责接待的中央办公厅的钟灵对大家说，毛主席看了你们的戏很高兴，欢迎你们下次再来。他还代表毛主席请大家到瀛台吃了夜宵。这真是一个不寻常之夜，全团同志第一次进中南海为毛主席演戏，又亲眼见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容光焕发的形象，都感到无比幸福。

　　1951年8月，范瑞娟、傅全香等东山越艺社成员参加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后，接到政务院下达的任务，进京作国庆观礼演出。10月7日晚，毛主席又一次到场观看《梁祝》。

　　1951年10月15日晚，剧团第三次进怀仁堂演出招待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的代表时，毛主席再次莅临观剧。在北京期间，范瑞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会间休息时，范瑞娟遇了毛主席。范瑞娟回忆道：“毛主席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见到我便问：‘你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吧?’我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毛主席接着说：‘你去年演出我看过，今年又看过。’我连忙说：‘请主席多提意见。’毛主席接着说：‘你今年比去年演得好。’”

毛主席与范瑞娟交谈

　　1952年下半年，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举行，指定范瑞娟、袁雪芬进京演出《梁祝》，上级明确地通知：毛主席指示，马上要开拍彩色电影。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不但投资巨大，技术和设备要求特别高，拍摄时经历甚至过一次“起死回生”。毛主席的如此重视，说明他对人民群众创作精神的尊重，更说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

《梁祝》剧照

　　果然，1954年《梁祝》在全国各地放映，立刻出现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热烈场面。电影作为当时最先进的大众媒介载体，让越剧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与传播，既好听又好看的《梁祝》，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喜爱。

　　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指示中国代表团新闻处放映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200多名记者被这样陌生而优美的文化刺激着，当时主要的国际舆论转了风头：“谁说共产党不要文化?新中国建国不久，就拍出了这样美丽的爱情彩色片。”该电影不断地在国际上巡游，并在若干电影节上获奖。

　　为了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毛主席在1956年8月24日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他还勉励音乐工作者：“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

　　2019年5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主创人员之一何占豪再次应邀回杭州演出。杭州日报报道称：“‘虽然《梁祝》首演在上海，但这首曲子的源头却在浙江。’这不仅因为何占豪是浙江人，也不仅因为浙江是‘梁祝’故事发生地，还因为它与浙江最重要的地方戏越剧有着直接联系。发布会上，何占豪向媒体讲述了这首经典名曲创作的来龙去脉。原来，他年少时曾学习越剧，还曾在浙江越剧团担任演奏员。18岁时，他才开始学习小提琴。因为在杭州观看了几场国外交响乐演出，他立志创新，努力将西洋乐器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后来《梁祝》中的一些旋律便演化自传统越剧的曲调。”

　　回顾这段历程，可以看出，在毛主席的亲自推动下，越剧《梁祝》风靡全国，影响世界，从而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而毛主席“洋为中用”谈话的发表，更是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指明了方向。

　　诞生在意气风发年代

　　1958年秋天，新学期开始了。那个年代正如权威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的：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发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号召。这样一个响亮的口号，在校园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把最好的作品献给祖国，成为师生们的共同心愿和最热门的话题。当时，管弦系的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六位同学，已经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的实验小组，目的是在尽快创作出一批能受群众欢迎的、又有浓厚民族风格的小提琴作品，早日结束西洋作品一统小提琴乐章的历史。尽管在当时，“小提琴民族化”在学院里还饱受争议。许多受西方音乐教育影响的教师和学生认为，用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音乐，不中不西，难成气候。但系领导给了何占豪等同学很大的鼓励，要求实验小组鼓足干劲，尽快创作出一首较大型的乐曲。

《梁祝》实验小组试奏新作品

　　何占豪是浙江诸暨人，1933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新中国成立后，从小热爱音乐的何占豪考进浙江省文工团当了一个演员，后来转入浙江省越剧团乐队，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夏天，又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在管弦系一年级小提琴专业学习。

　　这年的秋末冬初，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管弦系的同学们前往浙江温州农村劳动锻炼，同时进行慰问演出。在开往温州客轮的甲板上，实验小组对创作的选题认真作了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要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但在题材选择上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尤其是情绪容易激动的何占豪，更是滔滔不绝。最后他们确定了三个选题：一个是为了配合解放台湾的全民皆兵，一个是配合三面红旗的大炼钢铁，还有一个就是何占豪提出的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调基础上的作品。因为他在越剧团乐队工作多年，许多熟悉旋律就在他的脑子里。

　　这三个选题报到音乐学院领导后，曾当过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的党委书记孟波，决定上《梁祝》。他对其他领导说：“何占豪懂越剧，又会拉小提琴，这个选题有希望。”他还从专业的角度谈到了小提琴的纤细、柔软，适合表现《梁祝》这样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教师的刘品鼓励何占豪：“要使小提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就必须走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

　　这在当时不得不说是一种冒险的选择。早前，何占豪曾写过一个四重奏版的《梁祝》，但这项任务依旧让他胆怯。在院领导的鼓励下、通过刘品的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何占豪和他的同学们增强了大胆探索和创新的信心。

　　何占豪与丁芷诺合作，开始创作《梁祝》协奏曲。慢慢地，《梁祝》爱情主题和三载同窗副题都写出来了，但是小的合奏写好后，大的管弦乐队的配器他们却不会写。

　　于是，何占豪找到一位同学XX来帮忙。1959年2月，何占豪与他建立合作关系。

　　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又遇了一些非议。针对这些非议，孟波亲自找何占豪和XX谈话，告诉他们：“《梁祝》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反封建的主题是进步的。”听了孟波的这番话，两位年轻人表示了坚定了信念。

　　2009年，在纪念《梁祝》首演50周年之际，何占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越剧是哪里来的?是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等等一大批表演艺术家，以及一大批琴师联合创造的，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女，从小就唱山歌、小调，在农村的文化氛围、父辈的熏陶下成长，十几岁开始到上海闯荡、在舞台上磨练，这才有了越剧。所以我说《梁祝》原始的创作者是农民。

　　何占豪还总结道：“总的来说，我还是遵从毛泽东思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有些音乐形式我们本民族是没有的，比如《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也不是我们民族的音乐形式，但我用民族内容‘梁祝’故事，用民族的音乐语言，这就不一样了。”

　　回望六十年：烦恼、争议和不开心

　　2019年4月28日，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圆满落幕，何占豪等人代表60年前《梁祝》首演创作及演出团队上台，领取了由“上海之春”组委会特别颁发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60周年特别荣誉奖”。

何占豪在指挥演奏

　　2019年5月7日，86岁的何占豪再次受邀来到“娘家”杭州，准备连续三天在杭州剧院和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何占豪师生音乐作品三部曲。

　　在媒体发布会上，何占豪再次回顾了这首经典名曲创作的前前后后。他深情地说道：“没有越剧就没有《梁祝》，《梁祝》是中国农民、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此前，被故乡人称为“《梁祝》之父”的何占豪，已经数次重返故乡，在音乐讲坛上多次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梁祝》诞生的过程。但他都没有离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核心问题。在他开讲的2018杭州国际音乐节的音乐讲堂的第一课上，说：

　　“谁启发我写《梁祝》?农民。”他讲完这一句后，又回顾了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下乡演出，面对农民听不懂西洋乐，他决心要让农民、工人和老百姓听得懂的过程。

　　“谁教导我写《梁祝》?纺织厂女工。”何占豪回忆，当年为了描摹祝英台少女怀春的心境，他跑到纺织厂女工当中，跟着她们上戏院，去了解她们真正爱听的曲子。

　　何占豪还幽默地说道，他的谱曲是“从一代宗师尹桂芳(越剧尹派艺术创始人)那里偷来的。”这也就是说，这部作品，最初还是源自于农民。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努力创新，又回馈给农民，回馈给了广大观众。

　　难能可贵的是，六十多年来，何占豪一直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为此，他曾与昔日的合作者有过一次“不愉快”。

　　这位合作者的出身与何占豪不同，他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其父喜欢写什么玫瑰啊、凤凰啊这样的歌曲。

　　在《梁祝》问世50周年纪念前夕，这位合作者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梁祝》与他个人在初恋上的不幸遭遇联系在一起，凸显出“伤痕文学”的特色。

　　文章中写道：

　　“1959年春，我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为新中国诞生十周年献上一份薄礼--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首乐曲的主线是刻画祝英台对幸福的追求和对封建势力的抗争，这是个几千年来纠缠着人类的不朽命题，但也同样紧系着作者的心。当时我和何占豪还是两个青年学生，写的虽是古代传说，却倾注了我们的滴滴欢欣与缕缕悲情。特别是在写到‘惜别’和在咆哮的封建势力主题后出现的、令人断肠魂消的‘楼台会’时，我们的心似乎亦被撕裂了!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与主人翁同命运......”

　　接着是作者在与一位出生好的北京的女演员热恋时，就因为作者的父亲是右派，造成了“我是没有爱的权利”，“这就是我们‘50年代式’的恋爱!”

　　这篇文章让何占豪格外生气，他在接受某电视主持人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何：说你XX(指那位合作者，下同)写文章好像这蝴蝶啊，爱情啊，他的初恋啊，好像这《梁祝》是写他的恋爱啊。我说不可能吧，他说那当然啊，你看啊什么事情，我想当时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主持人：那这个写的时候，跟他的初恋，跟你的恋爱都没关系?

　　何：《梁祝》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关系?哪有关系啊?

　　主持人：那时候就你失恋了，所以你特别痛苦啊?

　　何：没有!没有!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嘛，‘楼台会’是怎样写的?是这样写的呀。我想怎么会全国这么风行说是，好像是XX恋爱的缩影。XX他自己不承认这个事情，昨天报纸上就登出来，是人家误会的。

　　主持人：我也看了文章，当然他也没有明确说哪一个旋律是他失恋以后所写成的。好像他没有具体的说这个事情。

　　何：但是他写的很具体的呀，就是写‘楼台会’的时候，写《梁祝》的时候，这个眼泪，心绞痛，眼泪直下，这个有的呀。创作‘楼台会’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男生宿舍，我体验，我写的呀，那么我拉给他听的时候，他也没有流泪呀，哪里心绞痛，没有绞痛呀。我觉得他炒作，你这么炒作人家当然要误会了，哦，是XX的恋爱。”

　　后来，何占豪在接受XX都市报的采访中这样说：

　　“都市报：《梁祝》风风雨雨50年，你跟XX好像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何占豪：我要说一句话，我与XX的不愉快，绝不是我跟他的名义之争。XX在一段时间里面把他自己的爱情和《梁祝》联系起来，这很不好。……50周年前夕，我跟他讲，这个问题要澄清，你哪天承认，我哪天跟你和好。然后他对报纸讲了，没有这个事情，跟我的恋爱没关。电视台问他，有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他说，这都是媒体宣传的，这句话我不管，媒体跟他算账去。你承认了，握手言欢(笑)。我们都是50年的老朋友、老战友。现在中央电视台说我们一笑泯恩仇啊，都是有条件的，就是在XX承认《梁祝》跟他的初恋没关系之后，何占豪一如既往跟他是好朋友。”

　　这个争议终于平息下去。在10年后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他们一起上台领了奖。

　　然而，喜庆过后，何占豪并不开心。下面是2019年10月官媒的报道：

　　“新华网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刘丽娜)何占豪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主创者之一。近日他接受记者采访，谈了自己对当前中国音乐教育的看法。他强调，音乐教育要重视中国自身的音乐特色，重视老百姓的口碑评价，音乐教育者要自我反思，真正培养出后辈人才。耄耋之年的何教授依然身姿硬朗，精神矍铄，只争朝夕地忘我工作，以自已的行动体现了老艺术家深深的家国情怀。以下为本次采访内容摘录。

　　记者：今年是《梁祝》创作60周年，回首这60年的创作与传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何：我创作《梁祝》时的出发点就是让更多老百姓喜欢，让老百姓能听懂。我越来越感到，中国音乐是有魅力的，我们的先辈是有创作才能的。这些美好的音乐都是老百姓创作出来的。几十年最深的体会就是，这部作品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记者：您多次强调，要创作让老百姓“听得懂”的音乐，但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

　　何：音乐本身是美，是情，是用美的音乐来抒发感情。全世界的人们都喜欢有特色的音乐。中国音乐也要有自己的特色，才会受人喜欢。所谓百花齐放，我们也是花，是一朵大花。《梁祝》受到世界的喜爱只是因为它有特色。

　　记者：有人说，60年来，《梁祝》的影响力依然代表着中国音乐的巅峰水平?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何：60年了，《梁祝》还那么红，其实我并不开心。如果十年能出一个精品，60年可以出6个精品。为什么好的作品出不来?真正的经典老百姓才会传唱。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最好的评委是人民大众。

　　我们的专家要把眼睛放下来，教育界和专家要自问，青年为何写不出中国特色的音乐来。”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音乐人一直在努力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作品。2019年，俞丽拿(第一位演奏《梁祝》的小提琴艺术家)艺术基金会在各界的支持下，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为灵感改编的音乐剧场作品《真爱·梁祝》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演出了五场。“封琴”10年、年近80岁的俞丽拿也重新登台演出。

　　《真爱·梁祝》的主创团队集结了老中青三代艺术家，除俞丽拿师徒及其他台前主创外，曾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音乐银熊奖的中国香港作曲家金培达、美籍华裔作曲家房绍卿也“强强组合”担任作曲，诗人、音乐制作人兼词作家梁芒操刀为该剧“填词”，青年作家、编剧傅踢踢创作剧本。

　　尽管这部作品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但这个主创团队的精神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同时也应该反思：为什么这几十年再也没能创作出来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那样的好作品?十年前，中国文艺家评论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个年代还产生了《我爱你，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产生在‘大跃进’年代。起码从音乐上说，改革开放30年，并没有出现可以和以上三个协奏曲媲美的作品。”

　　为什么?是不是何占豪已经道出了其中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