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证明的未来——读《1937，延安对话》

　　《1937，延安对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像海伦·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贝尔登、白修德、斯坦因、福尔曼等众多国际友人一样，毕森是最早抵达中国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西方进步人士之一。

　　1937年6月，受埃德加·斯诺影响并在其帮助下，毕森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身份，与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夫妇等一起，悄悄奔赴延安。

　　在当时国民党的军事和新闻封锁之下，毕森和拉铁摩尔一行的访问自然是一次“地下行动”。他们从北平出发的时间是1937年6月7日。那时，斯诺正在东城盔甲厂胡同的家中努力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毕森一行绕道太原，于6月10日抵达西安。随后，他们佯装来西安旅游观光的人，与国民党反动派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终于在6月18日踏上了前往延安的红色之旅。

　　和其他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国际友人一样，毕森当时也写下了两本日记——一本记录了他往返延安旅途的所见所闻，另一本则是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因为多次搬迁，毕森当时没有及时将这次延安之行整理成书。直至35年后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他才静下心来整理一直珍藏在身边的两本笔记，之后交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1937，延安对话》。

　　《1937，延安对话》全书共12章，11万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采访;在延安4天4夜的见闻;往返延安的艰辛旅程。在延安，毕森一行了解了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民生情况，还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采访了许多红军官兵和红小鬼。《1937，延安对话》的关键部分是第七章至第十章。在这四个章节里，毕森原封不动地记录了当年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谈话。

　　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住处接受毕森和拉铁摩尔一行的访问。他们讨论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当时的局势上，尤其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怎样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国民党的转变等问题。今天，我们在毕森的《1937，延安对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回答“实际上等于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计划和意图都提供了一份完美无缺的情报记录”。用拉铁摩尔的话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毕森说：“我脑中不停地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而在聆听了几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之后，他又感叹道：“在延安，我们是站在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中心。”在毕森眼中，身材削瘦、动作敏捷、谈笑风生、潇洒自如的毛泽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留着胡须的周恩来“是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的人。普普通通的衣服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体魄强壮结实、五官轮廓鲜明的朱德，让毕森觉得这位红军总司令的面孔“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虽然红军在当时没有进行战斗，但红军的存在让毕森认识到“对于1937年延安的领导人来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这句话乃至理名言”。可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军魂，也是符合中国国情、客观规律的真理所在。

　　在谈到统一战线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时，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告诉毕森：“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未来首先是民主共和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在西方，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是资产阶级所起的领导作用。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缺乏必要的生命力，因此无法承担这个任务。”“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中国就不可能进行革命。这一条件决定了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时代，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阶段。”谈及抗日战争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请毕森转告美国人民：“我们两个国家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就会开辟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就在毕森离开延安回到北平之后的第五天，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毛泽东与毕森的谈话变成了现实。

　　1972年，毕森在重新整理35年前的延安对话时写道：“往昔的经验，当今的形势，未来的局面，古今中外，纵览全球，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运筹帷幄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承载着充满希望的神秘的预言。”对于抗日战争，毕森说：“国民党如果避开了社会改革，继续将统治建立在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之上，那么，将会日薄西山、渐趋衰落。”也就是说，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中共就牢牢地抓住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毕森坦率地承认，延安对像他这样的西方人来说，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且持久的影响，“其实并非仅仅由于我们在那里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是因为那些活动本身所携带着的一种精神力量……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和笔墨去形容的感受，只能去亲身体验”。

　　对毕森来说，延安之行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最美好的时光，因为那里“自尊与高贵，俯拾即是”。在本书的结尾，毕森真诚地写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想信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1937，延安对话》像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海伦·斯诺的《红色中国内幕》等著作一样，向人们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实践的真相，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的伟大奇迹，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真理和奥秘。如今，8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周恩来在《1937，延安对话》中的“预言”早已经变成了现实。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被历史证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