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人的奇思妙想——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发布

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考古队员在进行挖掘工作。新华社发

 

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坛局部。新华社发

 

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金面罩铜头像。新华社发

 

在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拍摄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新华社发

  6月13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举行。记者在通气会上获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通气会通报，已明确几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并公布了一大批造型别致的新文物。

文物持续上新，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2019年，继1986年发掘两个祭祀坑之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6座祭祀坑，次年10月开始正式发掘。截至2022年5月，3、4、5、6号坑已结束野外发掘，其中3、4号坑进入文物整理阶段，5、6号坑整体切割进行实验室考古；7、8号坑还处于文物提取阶段。

  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金面具、铜大面具、铜顶尊跪坐人像、铜爬龙器盖、铜扭头跪坐人像等典型文物，早已在前期面世。

  当天的通气会上，一批新文物震撼亮相，再次颠覆人们的想象，彰显出古蜀人的奇思妙想。

  7号坑的一角，一件龟背形网格状器在一堆文物残片中尤其惹眼：一侧有类似合页的机构、附带四个龙头把手的青铜网格之下，装着一块青绿色美玉，微痕分析发现，其外很可能还曾裹着丝绸。

  8号坑新发现了大量造型前所未见的青铜器——铜神坛，由从低到高三个部分构成，其上不仅有人，还有神兽，刻画出一个隆重的祭祀场景；顶尊蛇身铜人像，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铜猪鼻龙形器，龙头、猪鼻，眼睛长在鼻子上，头上有鳞片，方牙齿；铜戴象牙立人像，耳孔上穿着一个象牙形状的饰品，为解释大量面具上耳孔的作用提供了线索……据介绍，这些器物有的是祭器，有的则可能是祭祀场所的装饰构件。

  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这些文物表现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专家综合研究认为，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密接文化联系，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此外，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地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研究同步展开，已确认祭祀坑年代

  “目前已经清理青铜器77件，玉石器120件，金器44件，象牙678根（段），象牙雕刻残件46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总工程师谢振斌说，随着考古现场发掘的进行，出土文物的清理和保护、研究等工作也在推进。

  据悉，考古团队制定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清理）规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分析研究规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力求做到保护与修复流程、修复操作行为、分析检测指标等方面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经过精细、规范的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及金面具、金面罩等一批“重量级”器物实现了“站立”，以“原有形态”展示在公众面前。

  此次发掘之初，考古学家就把测年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课题。在发掘过程中，六座坑提取碳十四测年样品近200个，目前已明确几座坑的埋藏年代大概率落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解决了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相关的多学科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显微观察发现，出土的20余件青铜器、象牙表面发现了纺织品赋存，4号坑灰烬层残存纺织物及丝线痕迹；酶联免疫技术发现，4号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这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

  X射线探伤、CT扫描等现代检测技术发现，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显示出古蜀先民手工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显微观察、高光谱和微纳CT分析，在4号坑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其中竹亚科占90%以上，该结果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团队发现，各坑内有机物质存在严重降解，但仍能检测到丰富的有机物质。其中，脂肪酸分析说明祭祀坑存在明显指向动物脂肪的有机物证据。蛋白质组学检测到黄牛、野猪蛋白质成分，结合商周时期祭祀特点，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据悉，目前正在进行的多学科研究工作，还包括象牙表面灼烧影响、玉器沁变分析、玉器玉料与微痕分析、金箔成分检测、青铜器金相分析、象牙古DNA分析等，成果将陆续显现。

更多遗存初露，新发现值得期待

  “一年多来，我们的一大收获就是，进一步明确了三星堆祭祀区。”冉宏林说，2020年至2022年，祭祀区共计发掘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

  冉宏林说，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1号坑、2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

  在对6座祭祀坑进行持续发掘的同时，考古人员还继续对周边进行了勘探。他们在已发掘的8座祭祀坑的周边，不仅发现一处大型建筑遗迹，还发现了大量小型祭祀坑，推测此处可能是古蜀先民祭祀专区所在。

  “这座建筑，位于现场考古大棚的西侧，面积只有80多平方米，但它用到的建筑工艺非常复杂。”冉宏林说，建筑基础的状态显示，这不是一座普通建筑，而且在它的周边，还发现有同样形制和工艺的小型建筑。初步推测，这是一个有规划的建筑群，其规格也是非常高的。这个建筑群是否就是三星堆祭祀用的神庙？进一步的发掘或能提供证据。

  在8座祭祀坑周边的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与三星堆遗址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曾出土了12件石跪坐人，其发型中分，与此次三星堆遗址发现的跪坐石人形态类似。这类形象在三星堆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曾有过发现，却不见于中国其他地区，应该是古蜀王国特有的一种艺术造像。

  “有这样一些重要的文物，可以想象，这些坑也是很重要的。”冉宏林说，目前初步确认的祭祀坑有十多个，后续可能会发现更多，但出于保护的考虑，暂时还未对这些祭祀坑进行最终确认和发掘。

  冉宏林介绍，在现有祭祀区表面堆积之下，还分布着埋藏整根象牙或相对完整玉石器的祭祀坑，表明该祭祀区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目前发掘的6座新坑为代表的祭祀遗存，为该祭祀区偏晚阶段遗存。

  而在祭祀区之外的区域，以及祭祀区叠压的早期堆积，均发现居住遗存，夹杂较多灰烬、烧土颗粒和破碎陶器，被祭祀区叠压的居住遗存年代最晚距今约3800~3700年，祭祀区之外且叠压祭祀区的居住遗存，年代最早距今约3000年。

  “后续是否发掘、什么时候发掘、怎样去发掘，我们将报请国家文物部门批准之后再执行。”冉宏林说。

  三星堆更多的新发现，值得期待。

  （本报四川广汉6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周洪双 李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