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胜利在望，毛主席为何还要在七大上列举“十七条困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大师。1945年5月他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结论”中，面对抗战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却一口气列举了我们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并据此提出我们的应对之策，就是成功运用底线思维的典型一例。

“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已发生重大变化。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实现了伟大的觉醒，实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已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并拥有 121万党员的强大政党，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 220万，解放区的人口达到9550万，并得到全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总之，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光明”美好，“胜利”的桅杆似已跃出地平线。但是，就在人们准备大声欢呼、庆祝“胜利”之际，5月31日，毛泽东在其作的七大“结论”中，在阐述“国内形势”时，却出人意料地表示赞成有人提出的战后“中国可能变成美国半殖民地”的提法，强调要“准备吃亏”，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他还一口气列举了可能出现的“十七条困难”：

　　第一条，“外国大骂”。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现在都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

　　第二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骂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

　　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将来我们的军队有可能发展到150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剩100万；被他“搞掉一半”还剩75万。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

　　第六条，“爆发内战”。

　　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斯科比是当时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就是说，有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打我们。

　　第八条，“不承认波兰”，即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

　　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

　　第十二条，“经济困难”。

　　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即“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并“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挤压我们党和八路军。

　　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党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列举这些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批评“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来说，更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他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面对“光明”已现、“胜利”将至的大好前景，毛泽东为什么迎头泼了一瓢凉水，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困难”，反复强调要“准备吃亏”呢？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无的放矢，也非故作姿态，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据。

　　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多次发生过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吃亏”的错误，留下了惨痛教训。为了准备党的七大，1943年至1944年间，全党高级干部认真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中，毛泽东对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进行过系统回顾和分析，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具体罗列了四次教训：“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他为此在演讲中要求：“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要放下“高傲自大”的“包袱”，“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此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又写道：“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自己更是“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请求“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从党的现实处境看，虽然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前所未有地发展，但是中国革命毕竟还没有胜利，我们有军队90多万，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只能打麻雀战；我们的根据地有9000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虽然不是一个类型，但“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相较于敌人而言，我们的“力量很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的处境还很严酷。所有这些，也都要求我们既“要英勇奋斗”，“又要谦虚谨慎”，不要重犯历史上“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的错误。

　　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毛泽东紧接着就讲了保证“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八个方面的“光明面”，包括：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第六， “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第七，“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等等。

　　在把“困难”和“光明”都估计充足的基础上，中共七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为党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作最坏的准备，归根结底是为了谋得最好的前途和结果。

　　毛泽东在七大上设想的“十七条困难”，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有的果然遭遇了，有的部分发生了，甚至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也出现了。比如，七大闭幕后不到两年，中央所在地延安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这是七大召开时谁也不会预料到的。但是，正因为有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我们主动放弃延安又重新夺回了延安，毛泽东原来设想“争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最终只用三年就做到了。

　　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一个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要始终坚持的。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1958年3月25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他说：1956年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我们就没有料到，国内也有一些事没有料到。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他再次谈到了过去讲过的“十七条困难”，说：我记得七大的时候，罗列了十七条，其中有“赤地千里”就是大旱；还有一条所有县城都丧失，我们只有乡村。他要求各省、各部党组就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谈一谈，列出一个单子来，不是十七条，十六条也可以。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那个事情来了，我们就要差一些了，比如西藏少数头人可能叛变，上层人物的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这就可以列一条。

　　但遗憾的是，随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左”的偏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对“最坏的可能”估计严重不足，骄傲了，轻敌了，我们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又犯了错误，吃了大亏，留下了严重教训。这是今天仍然需要我们反思和“引以为戒”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关于“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思维方法及列举的“十七条困难”，为我们提供了坚持和善用底线思维谋事创业的范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艰巨。在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凡事从最坏处入手，设想各种可能，“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妥善解决我们事业发展中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问题。“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一切困难都挡不住中国人民阔步前进的步伐。71年（编者注：2016年）前，毛泽东在七大上阐述中国前途时讲过一段话，本文结束时引借于此，我认为仍然是适用的：“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

　　（来源：《学习时报》2016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