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是医治干部腐败有特效的“预防针”和拒腐防变的“灵丹妙药”

　　1966年10月6日，毛主席在杭州接见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二人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毛：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答：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下面有人插话：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通过这段对话，可见毛主席对官场贪官的认识有多么的深刻！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在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机会遍地皆是。想让官员不贪，几乎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不现实。他看透了贪污及灰色收入是几千年来官员们的主要的发财来源。因此，如何反腐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思考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井冈山时期，那个时候斗争特别艰苦，红军战士吃的都是红米饭、南瓜汤，有的战士就说毛主席吃的肯定和我们不一样，他会吃肉的。曾志闻言突然闯进毛泽东的家，掀开锅盖一看，吃的和士兵是一样的红米饭、南瓜汤。1932年5月9日，瑞金响起了苏维埃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声枪响，谢步升也就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被处决的第一个贪官。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给自己的粮食定量只是一线普通战士的3/4。为群众解决饮水困难，他亲自带领军民挖“红井”，修“红军桥”，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稻。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红军领导人也带头参加礼拜六义务劳动，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反腐拒变，创造出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化雏形。　　

　　斯诺到延安采访，见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除了一张床，有个蚊帐，有个写字桌之外，里面一无所有。他感叹这个统帅千军万马的人物，生活竟这么的俭朴！他看到毛泽东和朱德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摇起纺车纺线织布。这些党的领袖们和战士们一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

　　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回来后，他们对宋美龄感慨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宋美龄说了一句话：“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谢觉哉曾说过，“中国是一个‘官国’，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就是‘官国’的遗产，‘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这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清楚地知道，历代王朝的衰亡基本上都是被自己的贪官污吏蛀塌了宫殿。所以，发誓不做李自成，也不允许下属学刘宗敏。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他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非常自信地为共产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大胆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同党的群众路线相结合，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创造性地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他对手下蜕化腐败分子毫不留情，先后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是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好制度，不失为医治干部腐败有特效的“预防针”和拒腐防变的“灵丹妙药”。

　　今选了几段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语录做为本文结束语：

　　“要使支部的领导放在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的手里。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支书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还要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首先是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

　　“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是由懒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