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话说毛泽东》——大智篇（三）

　　六、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我觉得至少要具有两个重要的品质。其一，是目标始终如一，有如钢铁般的坚定，不为任何强敌所屈服；其二，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般的慧眼，能够识破一切阴谋诡计，不为敌人的任何花招所欺骗这样才能使革命的航船达到胜利的彼岸。在这两种品质上我最佩服的是毛泽东和鲁迅。这不是说别的革命家身上不具备这两种品质，而是说上述两个人是其中最杰出的典型。

　　有人可能以为，上述第一种品质的确是不简单的，至于说第二种品质——不受敌人的欺骗，岂不是很简单吗?一个革命家，一个革命的领导人怎么还会受敌人的欺骗呢?其实不然，在历史上因上当受骗而失败者，并不罕见。即使足智多谋、精明过人之士亦在所难免。例如石达开，可以说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名将了，当他在大渡河边处于绝境之际，他本想投水自尽，但他忽然转念一想，自己固不惜一死，而这些部卒随自己多年，落到今日这般田地却如之何!清廷今日步步紧逼，无非是要自己的头颅，如能以自己的头颅换取部属的生存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遂修书敌营要求谈判。敌将立刻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可以到洗马姑共商善后。石达开信了这话，第二天就带了几个人前去谈判，还未到达洗马姑即被生擒，剩下的数千部卒竟全被坑杀，无一幸免。和敌人战斗了一生的名将竟落到这个下场，真令人可叹!汉朝有一位开国的元帅韩信，可说是一位无人不知的“智多星”了。他一生打了那么多胜仗，献出了那么多妙计，但最后却被吕后与萧何设计诱入宫中斩首，最后还叹息说：“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可见人是很容易受骗的。中国近代史上的蒋介石，那是一个最阴险、最毒辣，也是一个诡计多端最善于骗人的家伙，与他同时代的军阀，差不多全被他用武力征服，或用分化、收买、利诱等手段一个个地消除了。可以说除了共产党没有被他搞垮以外，在这一点上没有谁顶得过他。

　　回顾历史，日本投降后的时局，是最为扑朔迷离、前途难测的。在中国人的面前，有如隔着一道浓重的雾障，或者难知的深渊。抗战之初，由于外来的灾难笼罩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头上，民族的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这就构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各阶级团结抗日的共同政治基础。现在日本投降了，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其共同合作抗敌的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国共两党究竟是战是和，首先这一点人们还看不清楚。按人心所向说，全国人民都是愿意和平的。试想，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战进行了整整八年，人民遭受了何等惨重的损失!尤其处于抗日第一线的，几乎无时无刻不和敌寇进行着犬牙交错斗争的解放区人民，有的地方简直成了“女儿国”了。他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和平。但是和平能否实现，则不在于人民的主观愿望，而在于国民党当局。其次，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人们更看不清楚。和平建国的口号不错，但是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仍旧回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呢?这又是一个未知数。其三，是对当时的美国看不清楚。美国一方面大喊和平，一方面又用大量武器武装国民党军队，他们究竟是何居心呢?因为对以上几个问题看不清楚，所以在中国人民的心头上普遍笼罩着重重疑云。

　　然而，这时毛泽东的头脑却是最为清醒的。我想这里加个“最”字绝不过分的，因为这一切都已为历史证明。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了一个干部会，并发表了演说，也就是后来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第一篇文章，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时局和方针作了最透彻的说明。现在看，要透过历史的迷雾和一切假象，真正看清问题的实质和前进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认清敌人的本质。反之，如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认识模糊或发生偏差，那么对其余的问题就不会有正确的答案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蒋介石，毛泽东是怎样认识的呢?他在讲话里说：“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因为毛泽东明确无误地看破了这一点，所以正确的方针也就定下来了，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按照毛泽东形象的说法，就是“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而且他还特别警告说：“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日本投降后，第一件不祥和颇出人意料的事，就是蒋介石竟下令不准在敌后血战八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受降，而要等远居大后方的“国军”，坐着飞机、轮船、火车赶来受降，这显然就是内战爆发的信号。这种蛮横无理的、违反一般常情常理的命令，当然不能不激起解放区广大军民的愤慨。但是，即使他们坐上火箭来，也难以及时赶到。于是蒋介石就来了第二个花招，即施放和平烟幕，连续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前去重庆谈判。然而，这种非同小可的行动，究竟真意何在呢?是真正意在共商建国大计呢，还是大规模内战未部署好，先来一个缓兵之计呢?从解放区的军民说，从党内到党外，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不同意毛泽东到重庆去参加这种极为冒险的行动的。因为蒋介石是极为阴险的，过去曾不止一次软禁和扣押自己的“政敌”。李济深和胡汉民都被他扣押过。可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对这种关系全民族命运，关系到全世界视听的大事，则不能不衡量周全。衡量的结果还是以去为上策。且不说在当时全国各方的压力下，还有一线争取暂时和平的希望，即使对方是缓兵之计，也还是要去。因为全国人民都在热切地渴望和平，如果共产党不响应这个邀请，蒋介石就会把拒绝和平的责任很轻易地推到共产党的头上。自然这事包含着极大风险，但即使狼窟虎穴，也得挺身而入。因此，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飞往重庆。当时著名诗人柳亚子曾在欢迎毛泽东到重庆的诗中，称赞毛泽东的行动为“弥天大勇”。随着毛泽东到重庆，很快就暴露出蒋介石的邀请不过是一个骗局。因为他们对所谓和平谈判，什么准备也没有做，一个方案也提不出来，原因很简单，他们原来估计，毛泽东根本就不会来，也不敢来，这样他们就师出有名，可以大打出手了。现在毛泽东竟然以单刀赴会的精神出现在重庆，他们自然就手足无措了。所以最初几天谈判，不过虚与委蛇，拖延时间罢了。后来他们又让共产党方面提出谈判方案。从我方来说，既然来了，总还是尽力争取以便有所收获。所以这场谈判竟持续了四十三天。我党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我们的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官多兵少，照他们的编法，我们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可以编为二百个师，但我们不这样提。我们最后提出，如果国民党真的肯把他的军队缩编的话，我们可以把解放军编为二十个师，只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从我方来说，应该说是已经作了很大的牺牲，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消灭解放区和解放军，所以关于解放区和军队的问题，始终没有达成协议。尽管如此，但总算有了一点收获，签订了一个“双十协定”。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我们以后把这个总结为“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次重庆谈判，就是以真和平击破假和平的政治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次的斗争是非常成功的，不但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而且使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尤其是在全国人民为战与和惴惴不安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出现在重庆，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树起了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忠于民族的崇高形象。在政治方面的收获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在重庆双方握手言欢。进行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和党中央丝毫也没有放松警惕进攻解放区的枪声。毛泽东是在8月28日飞抵重庆的。就在他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1933年所编写的《剿匪手本》。9月17日，蒋介石又密令送发这些手本。同时，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的进攻也在9月间开始了。这个阎锡山自太原陷落后，长期躲在黄河彼岸的吉县秋镇一带，这时却气势汹汹地出动了十三个师，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向我进攻，占领了襄垣、长治、屯留、潞城和壶关等地。有名的上党战役也就从此展开。然而，毛泽东对此早有所预料，他在飞往重庆之前，就嘱咐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说：“你们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所以上党战役在刘邓的指挥下，打得相当漂亮，尽管各部队都是从游击环境中仓促集中，装备也很差，但由于全军将士同仇敌忾，刘伯承又作了精细的战术指示，从9月10日到10月12日，我上党解放区军民终于打败了进犯的国民党阎锡山军队，共歼灭敌人十三个师三万八千人中的三万五千人，击毙国民党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其19军军长史泽波也被我生俘。在此之前，“双十协定”本来已经商妥，但国民党当局仍拖延不肯签字，直到阎军在上党彻底覆灭，也就是10月12日才正式公布。历史上的有些事件也真是有趣，这两个10月12日决不是巧合。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还有一句有名的话：“已经达成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这话一点不错。“双十协定”已在10月12日堂而皇之地公布了，而13日蒋介石又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要他的将领遵照他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对解放区“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于是，在10月底就爆发了有名的邯郸大战。对解放区的命运来说，邯郸战役也是关键性的一仗。上党战役后，胡宗南的先头两个军经同蒲路、正太路，进抵石家庄，其后续部队已到达晋南闻喜。与此同时，其另一路大军——孙连仲部的30军、40军和新8军也自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犯，妄想在十天左右到达石家庄与胡部会师。其后续部队四个军业已到达新乡。敌人的目的如果得逞，不仅等于打开了解放区的南大门，而且等于进入华北解放区的腹地。敌人的总兵力约七万余人，且装备好，久经训练，刘邓集结起来的兵不过六万人。他们究竟能否顶得住这股向北涌来的祸水，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担心。但是，这一仗也打得十分漂亮，刘邓不仅成功地争取了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起义，而且将40军、30军全部歼灭，其指挥官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也被生俘。邯郸北面有一个小车站叫“黄粱梦”，附近还有一个卢生和吕翁的庙。传说中的“黄粱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故事说唐代有一个卢生，在邯郸一家客店里昼寝入梦，历尽了一生荣华富贵，醒来时却黄粱未熟。蒋介石的七万大军在此彻底覆灭，不过是再一出“黄粱梦”的重演而已。

　　回顾日本投降后，围绕着重庆谈判所进行的严重斗争，可以说是毛泽东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典范，对我国人民和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有深刻启示的，而且是有长期的教育意义的。只要革命的敌人还存在，斗争就不会止息。敌人或以武力征服的方式迫使人民屈服，或以花样繁多的政治欺骗迫使革命者就范，这两种方式是会交替使用的。能用武力征服者则征服之，暂时难以征服者则欺骗之，至于哪种手段合算，则依据当时的形势。回想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对待北朝鲜，对待越南，对待巴拿马，对待伊拉克，帝国主义不就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吗?对待东欧、对待苏联，对待中国，近年来不是以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不战而胜，并在某些国家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吗?难道这些不值得警惕吗?难道毛泽东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深刻思想不值得我们好好地重温吗?我在上面提到，要正确运用革命的两手对付敌人反革命的两手，关键是对敌人反革命的本质应有深刻的认识。有人认为今天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本性也变得比以前善良可爱了，世界上已经没有敌人了，那怎么还谈得上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呢?大家知道，近几年出现了一个名叫千家驹的名人，他就是这样主张的，甚至他公然嘲笑“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话，难怪他公然主张“惟有和平演变才能救中国”了。这样的人，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不少，我曾说过，如果将来帝国主义打进来，这种人是肯定要当汉奸的。我说的话决不会冤枉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冲锋队员了。

　　七、伟大战略家的主要智慧是什么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其发展进程之迅速，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战争之初，双方力量的对比虽和十年内战时有很大不同，但仍然相当悬殊。我方当时有军队一百二十七万人，民兵二百多万人，并拥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但军队多从分散的游击环境下刚刚集中起来，缺乏训练，装备尤其落后。而蒋介石方面，其总兵力则有四百三十万人，由于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尤其是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其装备已大大加强。在八十六个整编师相当于军中，有二十二个师为美械和半美械装备。此外还拥有大量的炮兵和一定数量的飞机、军舰和坦克。在人力物力方面实力也比我们雄厚得多，并拥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以及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线。特别是还得到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援助。仅1946年上半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即给予了十三点三亿美元的物资，为抗战期间援华物资总数的两倍。在这种双方力量对比相当悬殊的形势下，难怪蒋介石的野心大大膨胀起来，其气焰简直高到天上去了，竟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我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于是空前激烈的全面内战就此展开。

　　然而，战争的进程如何呢事实上不仅大大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出乎美国人的预料，也出乎我们自己的预料。毛泽东在1948年11月发表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说：“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这话一点不错。不过两个多月，即1949年2月3日，我军就在北平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随后**中央的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也进入了北平。又过了两个多月，即4月23日，我军占领南京，标志着蒋介石国民党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1946年7月到我军占领南京，还不到三年时间;从我军1947年3月19日退出延安到我军占领南京，刚刚两年时间;从我军主动放弃张家口到我军再次解放张家口，也是两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击败了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蒋家王朝，战争进程如此地迅速和顺利，战果又是如此的辉煌，这不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吗?

　　但是，出现这种奇迹的原因何在呢从总的方面说，这是由于我党的高度成熟，其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水平以及全党在毛泽东思想上的团结和统一。表现在军事上，不仅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得到天才的发挥，即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也都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统一思想下，指挥大兵团作战，做到得心应手。战争的第一年，敌军即被我歼灭一百一十二万人。以后又逐年增多，以至最后全部覆灭。我们又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呢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可以说，在解放战争中，这种人民战争的伟力，是最集中、最有力、最高度地发挥出来了。这才是解放战争胜利的真正的源泉。

　　陈毅元帅曾很感慨地说过：我们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身历其境的高级指挥员深有所感的话。试想，百万大军开到前方，一无火车，二无汽车，那些数量庞大的粮食弹药，是依靠谁来运输的呢在华东平原上不就是靠老百姓的千千万万辆的小车吗没有这些老百姓的小车，淮海战役能够进行吗其他战场又何尝不是如此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到平津战役中华北人民支援前线的动人情景：“那时候，正值隆冬，冰天雪地，他们听说要解放北平、天津、张家口，立即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那情景真是非常感人，非常壮观当我从孙庄去孟家楼平津战役指挥部的时候，一路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和广大民兵，赶着满载物资的大车，不分昼夜地朝北平、天津方向前进，真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眼看不到头呵我还得知大清河两岸的人民群众，昼夜组织四万多人参加突击破冰队，两天内砸开了一百多里冰河，使白洋淀和大清河两岸的船只，能够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其实，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都是如此。随着部队野战远征，攻城夺地，便有成千上万的民工跟随其后，有的扛着担架，有的牵着骡马，有的赶着大车，大车上拉着丈把高的云梯，一路上欢歌笑语，声震四野。有的甚至随军转战数月不归。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抗美援朝期间。笔者在朝鲜，就看到有不少东北民工也伴随大军来到异国战场。他们戴着大皮帽子，扛着担架，背着粮食，冒着敌机轰炸，行进在冰天雪地之中。据统计，自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山东有五百八十万民工支援前线，冀中有四百八十余万民工支援前线，有的曾随大军转战万里，走过四十余县。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是。这些民工，他们都是普通农民：一不要报酬，二不避艰险，抛家离子，将生死置之度外，情绪还那样愉快，这种景象在战争史上实属罕见。值得思考的是，他们何以有如此高昂、持久不衰的革命积极性呢这种积极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至于说军队，军队也是穿军服的农民。解放战争，其战争规模之大，战争之残酷和损耗之多，都大大超过抗日战争。部队如果没有及时大量的补充，那是难以支持的。可喜的是，农民参军的热情异常高涨，且觉悟程度很高。华北解放区就有成百万农民参军，东北有一百六十万农民参军，使我军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和不断地扩大。不言而喻，这同农民对战争的态度是密切联系着的，同农民高涨的革命热情是联系着的。问题是他们何以迸发出如此高的革命积极性呢原因正是由于解放区普遍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广大贫雇农分得了土地，这才唤醒了他们深厚无比的革命潜力，以令人目眩的姿态，升华在为自身利益而战的战争之中，这正是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秘密所在。

　　结束了存在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伟业。在近代，统治中国的封建势力又同帝国主义与买办资本相勾结，是中国贫穷落后、衰弱不振、为列强肆意侵凌的真正根源。这一伟业的完成，使这个根源从根本上消除了。而完成这项伟业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圣贤豪杰，他们说了无数“仁爱”、“爱人”的话，都不过是一些无济于事的空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既来不及实现也无法实现，因为他那个党的基础就有相当大的地主豪绅势力，他的理想怎么能够付诸实现呢因此，真正把土地无偿地分到广大农民手中，使广大农民得到真实利益的，只有共产党。所以，难怪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农民的心目中有那样崇高的威望和深厚的感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所扎下的深根，可以说是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

　　土地改革制度的完成，在中国历史上是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是摧毁封建制度的彻底性。凡是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都无偿地得到了一份不少于平均数的土地，而地主的土地则被没收，没收后也分得了一份平均数的土地;第二，在土改进程中，一些地区虽发生过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但都予以纠正，做到了不侵犯中农的利益;第三，严格遵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在土改中不得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包括地主经营的工商业的部分;第四，土改进行的基本方法，不是由政府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恩赐”办法，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不仅使农民翻了身，也使农民翻了心。而实行“恩赐”的办法，则不能起到真正发动群众的作用，往往形势略有变化，农民就把分得的土地送还地主。其他国家的土地改革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项经过群众斗争进行土改的方法，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

　　长达二十二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究竟应居于何种地位，它有什么优点和特长，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过去一向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彻底的，被大家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典范。如果单就土地革命这一点作比较，则我认为比起中国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未免逊色。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一开始在1790年6月，规定把没收来的地产分大块出售，地价四年内付清。农民买不起地，土地绝大部分落入大资产阶级手中。1793年6月，雅各宾派执政后，国民工会通过法令，将没收的逃亡者的土地分块出售，地价分十年偿还。虽然一些贫苦农民也得到一些土地，但政府主要优待那些能够立即付清全部地价的赎买者，从而有利于富有者。6月10日，又颁布了第二个土地法令，规定把二百年来从农村公社夺来的土地归还农民，按人口进行分配。7月17日，第三个土地法令规定无条件废除一切封建特权，豁免农民一切义务，焚毁封建文据和其他契约。1794年，在击溃欧洲反动势力的围攻之后，雅各宾派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因此再也提不出团结广大劳动群众的政策了。2月间颁布的“风月令”，规定没收人民公敌的财产，分给无产的爱国者，但这个法令迟迟没有实施。农村贫民的均产要求和限制大地产的要求也未能得到满足。从出售国有财产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买得大部分土地的富裕的上层农民。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处。

　　本文在上面谈了很长一段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问题，这与毛泽东的大智是否有关联呢?这正是笔者所要阐述的。

　　一个伟大的革命战略家，他的主要智慧应当表现在何处呢依我看，其主要智慧不在于他对社会中的某个局部问题或某个方面有所发现，而在于他对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有深刻的认识和掌握。也就是说，他在总的客观规律中，能够掌握住其中影响全局、决定全局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革命战略家。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期间，他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将农民发动起来，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做不到的。这正是毛泽东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分歧。它表明，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已经掌握住了。如果不是这样，在革命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他何以会走井冈山的道路，并逐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路线呢因此，在十年内战期间，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其内容则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发生，民族的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实现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宣告中止。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农民，改而实行减租减息以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国统区和解放区就是个鲜明的对照。在国统区，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及官僚势力的重压下，奄奄一息，只有用抓壮丁的办法，把他们绳绑索捆地送上前线，甚至在前线的牺牲者中，还发现有被捆绑者的惨事。而在敌后的解放区，由于农民过上了民主生活，经过减租减息，他们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从而焕发出巨大的革命精力，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人民战争的奇观，正是从这种政策的基础上绽放的花朵。日本投降后，随着内战的迫近，在1945年的12月间，毛泽东即发出“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土地改革也逐渐深入地展开了。在刘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要求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毛泽东着重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全国胜利后，在一切新解放区又有秩序地展开了全面的土地改革，笔者在朝鲜战场上看到源源不绝地涌向志愿军行列的新战士中，就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实行土改后的年轻人。这些人生气勃勃，斗志高昂，在战斗中表现得相当勇敢。以黄继光为例，他就是土改后从四川新区参军的。他牺牲时才二十一岁，参军还不到一年。在上甘岭上，他面对着祖国慰问团的亲人说：“请你们听我的胜利消息吧”说完，就拿着爆破筒扑上了敌人的枪眼，在上甘岭腾起的惊天动地的火光，不就是土地革命折射出来的光辉吗综上所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如一地抓住了土地革命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革命总任务中的关键问题。这正是他善于抓根本规律的大智慧的表现。在这一点上，他无愧是第一流的革命战略家。

　　八、在锣鼓声中消灭了一个剥削制度

　　1955年的隆冬至1956年的1月，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最喧腾热闹的季节。全国的私营工商业户，几乎每天都有人敲锣打鼓放鞭炮，到政府里请求批准公私合营。按预定计划，中央本来准备在1956年后两年内，分期分批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面对着这一席卷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不得不改变做法，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步骤。正如陈云同志所说：“他们要求的很厉害，天天敲锣打鼓，迎接公私合营，就只好倒个头，先承认公私合营，再来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这样，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的99%，总产值的996%，私营商业户数的82%，资金的933%，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轨道。1956年1月，笔者曾在首都，亲眼看到私营工商业户的队伍，他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地行进在天安门前，那种热烈的场景，是很动人的。

　　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中国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由私人工商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而公私合营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了。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利润的分配，除分给资本家的股息红利约占四分之一外，其余的四分之三，则为工人福利费、国家所得税，及扩大生产设备所有。按毛泽东的说法，私营工商户的“一只半脚已经踏进了社会主义”。一个阶级的失败和消灭，通常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在我国，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消灭，却是在敲锣打鼓中完成的，没有流血，没有对抗，生产上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国家生活没有任何颠簸，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是我党独一无二的光辉成就。这同毛泽东的大智也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我党能够取得这一成就呢?这是偶然的吗?或者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吗?不是。

　　第一，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当年俄国和东欧的资产阶级，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经常受到帝国主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挤压，因而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面也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就决定了在民主革命的长途中，它曾是我党的盟友。进入建国以后，这个阶级同样具有两面性，既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的一面，也有消极地与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根据以上这种历史和现实情况，加上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权紧紧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采取和平赎买政策。这样就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一方针显然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即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如只看到发展生产的需要而强调利用的一面，对限制和改造加以忽视，那就会对社会主义产生消极的一面。如只强调限制和改造，而忽视利用的一面，也是不利的。总之，这一政策的精神，包含着团结和斗争，斗争也是为了达到团结。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其本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是没有斗争的。按彭真同志的说法，我们是“两仗定天下，一仗是‘三反’、‘五反’，一仗是‘公私合营’。经过这两仗，问题才基本上解决了”。事实的确如此，“五反”以前，资产阶级很威风，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把工厂管好。一个“三反”、“五反”，打掉了资本家的威风。这一仗下来，资本家在政治上比较老实、服从领导了;在经济上也比较老实，“五毒”减少了。这就为“公私合营”铺平了道路。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实践的产物，不是任何人空想出来的。任何正确的方针要圆满地实现，还必须找出具体的办法。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也是一样。1953年春，李维汉同志率领中央统战部一个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专题调查私人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当时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多数仍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其中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它是由社会主义成分直接领导、同私方代表共同经营的企业，是最有利于领导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私营经济的主要形式，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我们的方针，不应盲目把私人资本主义搞垮，而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逐步地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把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教育改造带到社会主义。李维汉回到北京后，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高度重视，曾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6月至9月三个月内，毛泽东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多次讲话。9月7日，毛泽东又约请了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的讲话，确定了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指出：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是要消灭的，但资产阶级分子则可能逐步分化。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要相信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宗教界上层人物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还谈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与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关于采取赎买政策的具体做法，可以采取“四马分肥”的方法即将企业利润分为国家、工人、资本家和扩大生产四个部分。要求在两年半、三年之间或者在三年到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同志则作了多次讲话，作了具体部署。陈云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产阶级不要“两面夹攻”，应当“网开一面”，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工资福利等问题上要照顾资本家的合法权益，对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的，所以还是让他们吃下去”。他还提出要合理使用资本家，“必须让资方实职人员担任实际业务，不坐冷板凳”，“有许多资本家懂得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如果不使用他们，不合理，也不近人情”。在定息问题上，陈云同志决定从简从宽，息率一律五厘，并决定七八月间发一次定息。大中资本家原来对定息是“求三厘望四厘 ”。在当年 1956年 6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后，他们表示“喜出望外”。当年12月，在全国工商联大会上，陈云同志又宣布，从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变，如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个尾巴。事实上，从建国起到1966年采取定息的十七年间，国家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付给资本家的利润共达三十多亿元，而公私合营时 1956年清产核资的结果，全国私股的投资总额仅为二十四点二亿元，作为赎买的代价，已经超过了他们原有的企业资产。显然这不是什么半赎买，而是十足的、完全意义的赎买。此外，对企业原有的人员，国家采取包下来包到底的方针。在人事安排上，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在工资福利上，原有的高薪不动，生老病死予以照顾。所有这些，事实上也是一种赎买。由于党的政策这样英明正确，周到细致，所以私营工商业改造进行得如此顺利，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地欢呼进入社会主义，绝不是偶然的。

　　第三，近几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党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过分强调了限制和改造，将私人资本主义消灭得太早了。李维汉同志在回忆录中指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他说，诚然，列宁曾经强调说“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但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决不是只讲利用资本主义来提高生产力，同时还指出要限制资本主义，并且在条件具备时要把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还说，全部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保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因此要完整地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应该把握三条：一他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二 他还强调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三他提出要在不久的将来使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才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完整的思想。片面地只讲利用资本主义而不讲限制资本主义和过渡到社会主义，恰恰是曲解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据此，李维汉同志认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政策。决不能离开限制改造，孤立地讲利用资本主义，那样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自由泛滥。他还指出，在我国全行业公私合营或迟或早地到来，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是符合我国的实际的。我认为，李维汉同志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近年来有一些全盘西化论者，他们之所以攻击我国的私人工产业改造搞得太早了、太彻底了，实际上是主张在我国建国后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之后，才能谈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整日喋喋不休地埋怨中国生产落后，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这就是一切资本主义“补课论”的思想根源。有一个叫刘宾雁的人，前几年就多次说过：“解放以后犯了可以说是战略性的理论错误，就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刀切开，彻底得很，一条血管，一条神经都不能连在一起。”其实包括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三大改造，不仅当年受到全国工农大众、知识分子的热烈赞扬，而且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而刘宾雁却如此地诋毁它看来只有丝毫不触及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血管万世畅流，反而合乎刘宾雁之流的心意。这不是彻底暴露了刘宾雁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吗立场不同，当然他同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转变。在这个革命转变中，我们党掌握得既积极而又稳妥;既不早又不迟;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前途，收到了预期的革命成效，而又未引起重大的社会震动;既消灭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而又改造了人。因之转变是极其成功和极其伟大的。这是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智慧因势利导分不开的。把对私人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改造分开，把革命停滞起来，设想有一个长长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是违背人民意志的，也是不合乎辩证思维的。

　　小　结

　　表现毛泽东的大智者，岂止以上数端，这里举几个例子不过说明大意罢了。问题是为什么能造就出具有这样大智的人物呢他的大智又是从何而来呢？据笔者看，这决不是天生的或者仅靠自己的天赋形成的。我认为，构成毛泽东大智的因素，有几个主要方面：第一，是他参加了中国革命丰富多彩的实践，广泛地接触了工农兵、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界人物，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第二，是他平常极为注意学习和研究历史与现状，具有渊博的知识；第三，是他精通马列主义，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水平；第四，是他确实具有不凡的禀赋。这四者汇聚在一起，才构成他的大智。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这样一个人物，自然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