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 ：《话说毛泽东》——大德篇（一）

　　何谓大德?难道“德”还有大小之分吗?依我看还是有的。小德多半指个人范围内的一些操守，例如在人际关系上，对朋友诚实，言而有信，对师长和长辈尊敬，对父母兄弟友爱相处，夫妇间互敬互爱之类，这些都可称为小德，亦即古语谓之小善也。而大德则是指大范围的，其标准自然有阶级立场的不同。例如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来说，其阶级立场的坚定性，对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对民族利益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和献身精神，以至对国际无产阶级道义的信守不渝，这些都属于大德的范围了。总之，一个人对无产阶级，对人民，对民族愈忠实，愈有利，贡献愈大，其德也愈大。衡量毛泽东的一生，我看在大德上也不愧是个典范人物。

　　一、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

　　毛泽东的大德，首先表现在他对无产阶级的忠诚及其阶级立场的坚定上。这一点，特别在与资产阶级合作和在统一战线中表现得最鲜明。

　　统一战线被毛泽东列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是与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与保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和正确处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分不开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一点前面已经涉及，此处不再详述。而在抗日战争中，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典型。一方面，他用极大的精力，全神贯注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在他的书信集中，我们看到，他给国民党人士和非嫡系的军队将领，如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等写了许多亲笔信，以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使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成为现实。而另一方面，他又鲜明地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在抗战爆发、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前夕的中央洛川会议上，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促进国民党改变片面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此外，毛泽东又提出了我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这一条是有深刻含义的。一方面游击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充分发挥我军的这一特长，才能起到配合正面战场的战略作用;二是以此来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因为毛泽东早已识破蒋介石的阴暗心理，即用日本人之手“借刀杀人”。如果我军把自己的长处弃置不顾，而将有限的两三万人纳入国民党的所谓正规战，实行单纯的消极防御，还不是拼几下子就完事了?那么国民党一旦动摇投降，谁来坚持抗战的局面呢?此后的历史发展，已经完全证实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正确。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演说。在这篇演说里，他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两个投降主义，即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反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是因为他已看出，国民党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的复兴社中有一部分人即已动摇，CC团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动摇，尤其是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更是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既害怕战争对他们的财产带来破坏，又害怕民众起来，动摇其统治地位，他们的投降是必然的。毛泽东并且预言，他们从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这一预言没有落空，此后不久即为汪精卫集团的树起降旗所证实，仅仅只在国民党的国旗上添加了和平二字就跑到南京去了。显然，不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不制止这股逆流，抗战是无法坚持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什么又提出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呢?这是指共产党内说的。1927年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的痛苦教训，对毛泽东是极其深刻的。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实现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消极倾向。由于从国共内战转到国共合作，我军从山沟里走出来，党内军内某些不坚定的分子，便模糊了自己的阶级意识。1937年7月，闽粤边区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同国民党军第157师谈判时，由于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在漳浦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在统一战线中，有的地方过分相信国民党，因而主张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军队中个别人甚至以接受国民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在国民党未改变其**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也可以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有人甚至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的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在国民党“限共”、“溶共”、“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新政策下，如不提早注意，那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认为，这种阶级投降主义，将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种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他认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倾向。因此，他认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正当这一正确方针顺利贯彻，游击战争在敌后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王明回来了。他提出了另一套方针。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很多帮助，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始终若明若暗，有许多情况是不了解的，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直到进行三大决战前夕，米高扬到西柏坡秘密访问时还是如此。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们对我党的力量和潜力更是认识不足，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都很弱小，因而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身上。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促成统一，不要提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该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同时，他们还担心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能否胜任新的任务。因此，需要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央”。这就是王明被派回来的背景。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王明回国后，于1937年12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为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报告的重点是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上的许多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自由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同意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还指名批评刘少奇文章中所提出的要求过高、过多，认为不应该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用旧县政府和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

　　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许多与会者盲目信赖，一时竟不能明辨是非，就依据王明的错误观点，检查过去的工作，承认自己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作了辩白和说明。但会议未对分歧展开进一步的辩论。会议还决定增补王明等为书记，并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代表团派赴武汉，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王明到了武汉，并任**长江局的书记后，便在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当年12月25日，他自己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问题上，从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退了。随后又于次年1月在《群众》杂志上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散布了许多对国民党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他在武汉大学的讲演，走得更远。甚至说什么“在对内的问题上，现在也有一种恶劣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他的条件”。还说，“现在都谈游击战，好像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以这种退让为满足，更不欣赏他的“共同负责，共同领导”那一套，还是照旧坚持它的“一个党，一个主义”。对这种叫嚣，王明不敢反驳，而是以发表《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谈话》的形式来反驳。而他起草的这个“谈话”，却并未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审阅。王明如此独断专行，自然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王明不但在长江局颐指气使，而且也不尊重党中央，甚至发展到以通知的口吻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在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声中，他竟也提出建立几十个新式装备的师团，“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军令”、“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待遇”的主张。这一主张，无异于响应和屈服于国民党“统一军令”吞并我军的压力。如果实行这种主张，共产党还有什么独立自主呢?敌后的游击战还怎样开展呢?尽管毛泽东等许多同志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但王明硬是不听。王明回到武汉后，并没有按中央的意见，把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仍然放在大城市和国民党的谈判上。以致武汉失守后，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附近放手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没有及时地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在这些地区乡村工作比较薄弱，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未能及时得到共产党的领导，使新四军丧失了大好时机，没有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而这时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早已蓬蓬勃勃地发展，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这是严重的教训。当然也要指明，大量国民党军的阻挠，使新四军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条件。

　　正在这时，接替王明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好消息。由于1938年4月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了国内的真实情况，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理解。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与任弼时，他明确表示：在中央应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无疑是极端重要的。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这一指示，并指出：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正确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要有亲密团结的气氛。这就为六届六中全会的举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十五个月来的抗战经验作了总结，最后讲了统一战线和战争战略问题。在统一战线中他批判了关门主义倾向和投降主义倾向。特别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他说，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治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民主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不能因为合作而抹杀党派与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不然，那样的合作就成了混合，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深刻地阐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和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适当的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众的动员，以战胜民族敌人。进行抗日与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会后还根据当时形势，撤销了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从此，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才能得以贯彻。

　　以笔者在抗战中的切身体会，自从平津太原等各大城市沦陷之后，日军大举南下，以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为主体的华北抗战即告结束。在南方，自上海、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也出现了幅员广大的沦陷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为数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使日军深深陷入无法脱身的泥淖之中，则这些地区势必成为日军巩固的后方和提供人力物力的基地，加上敌人的诱降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国民党恐怕早就投降了。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不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抗战就无法坚持到底，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至于抗日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关系，笔者的体会更为深刻。在抗战期间，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无疑是两条抗战路线最鲜明的对照。笔者长期生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亲眼看到那个时代人民大觉醒的精神风貌。所有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群众，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全部被组织到各抗日组织之中。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遍地展开，使敌人寸步难行。尽管日寇进行了无数次的“讨伐”、“扫荡”，施用了最残酷的“三光政策”，但我根据地仍巍然屹立，成为日寇日夜不安的心腹大患。被称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其幅员相当于一个完整的法国，紧紧地包围着平、津、保等大城市，像一把尖刀直插入敌人的心脏。令人深思的是，抗日根据地为什么能发挥出这样大的威力呢?原因不是别的，是千百万群众被真正地发动起来了。而被称为一盘散沙的群众，为什么能发动起来又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实行了民主，把封建官僚的旧式政权改造成为新型的民主政权，砸碎了封建的枷锁，这就使千百年被压在底层的人民群众，得以抬起头来，一如经受了雨水滋润的春草，勃发出潜在的生机;再一个就是经过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就使得在封建剥削重压下奄奄一息的农民，能够缓过一口气来。尽管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农民仍然保证交一定的地租，但总的说来已经减轻了负担。实行了这两项改革，自然使群众抗战的积极性被发动起来。共产党在毫无援助，国民党政府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所以能够坚持在极其困难的敌后抗战，其原因就在这里。反观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的完全是另一套办法。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本质，他们根本不愿实行民主和改善民生，甚至连这样的字眼也不愿听。因此在国统区内是原封不动的封建统治。他们不仅不愿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借抗战之机，巧立名目，任意派捐加税，大发国难财，使人民越发不堪重负，比之抗战前陷入了更深的苦难之中。试问，这样困境中的人民群众，从哪里来的积极性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只有采取抓壮丁的办法，将老百姓绳捆索绑地送上前线。这样的军队如何能不一触即溃?国民党也学共产党的办法，在敌后留下一点部队，打算搞点游击战争。但他们因为根本不愿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从根本上脱离群众，所以在敌后无法立足。例如在中条山地区，国民党也留下几十万部队，但在日寇的进攻下，很快就土崩瓦解。如果我们接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切照国民党的办法做，则根本不会有那样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不会有人民力量的壮大。即使勉强能够存在，在日本投降后，也决难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历史的经验已经清楚证明：如果不是执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也就不会有人民的胜利，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近几年，反“左”谈得比较多，更有甚者，某些人只反“左”不反右，甚至讳言反右，好像右成了香花。其实，“左”和右在历史上对党和革命的危害都很大。“左”既不比右好，右也不比“左”好。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们的党正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壮大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本人就是既反“左”又反右。如果在抗战中不是坚决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极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的陈独秀路线，抗战的胜利既无从谈起，更不要说解放战争的胜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都有武装，随着二次大战的胜利，某些国家的共产党自动解除了武装，交给了合法政府，革命的胜利也就从此遥遥无期了。而中国则不然，二战结束数年后就接着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正是毛泽东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所引来的胜利，也正是毛泽东大德方面的表现。

　　二、为维护民族利益，不屈服于任何压力

　　毛泽东不仅具有极其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且在维护民族利益上，能够做到不屈服于任何强大的压力。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这二者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

　　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将帝国主义者一个不留地驱逐出中国，表现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中。“在野兽面前，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所有帝国主义强盗的态度。这方面不需要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即使对于来自同盟者或革命营垒内部的压力，凡是有损于民族利益者，他也决不让步，不管这种压力来自何方，有多么强大。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是回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还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当然希望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运用和平方式促进中国朝进步的方向发展，而国民党蒋介石却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已别无选择，只有用革命战争迎击敌人的反革命战争。

　　据师哲同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回忆说：在重庆谈判的前夕，也就是国民党在局部地区已经向我进攻的紧张时刻，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由于来电者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毛泽东看了电文，引起了极大的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愤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两三天以后，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谈判自然是可以的，从积极方面看，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但这封电报显然也是一种压力，毛泽东从内心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赴渝前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挑衅应给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的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只认得拳头的。

　　不久之后，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就彻底暴露了，全面内战爆发了。由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顶住了来自革命营垒的压力，摈弃了斯大林错误的方针，实行了自己正确的方针，大大超过预料地提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民族不仅没有灭亡，而是从此真正地站立起来了。

　　历史的发展未免使斯大林这位伟人感到内疚。据师哲同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载，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苏时，曾察觉了这一点。

　　大约是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的二层楼上欢宴**代表团。席间，他曾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她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而且说，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这时，斯大林举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对中国同志说：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接着，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当有某种分工，就是说，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说到动情处，沉默了一会儿，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少奇同志作了有礼貌的有分寸的回答后，斯大林说：“胜利都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接着又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的讲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用抱歉和不安的语气讲了这些话。大家一听就明白是指1945年那两封电报的事或者还包含更多的事。斯大林当着**代表团的面所作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说明他不愧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话使人感到意外，也使人感动。

　　与中国的经验相对照，我们不妨举一点另一方面的例子，也许有助于对问题更深入的理解。

　　在这方面，法国共产党在二次大战中及战后的经历，是令人深思的。

　　在二次大战中，法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是举世皆知的，是非常动人的。当时法共组织和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已发展到数十万人，他们对法西斯德国占领军进行了历时数年的广泛战斗。法共党员已发展到五十四万多人。法共领导的群众组织解放委员会已经遍及城乡，力量相当强大。在巴黎，成千上万的巴黎居民一直在打击德国鬼子和伪民警，烧毁或炸毁德国人的卡车、机动车停车场和为德军生产武器的工厂。1944年8月，在盟军迫近的有利形势下，巴黎人民举行了起义，整个巴黎，到处都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他们攻取了德军在城内的各个据点，占领了警察局等要点。最后又不惜伤亡，前仆后继，攻下了纳粹军队最后据守的卢森堡宫的一些要塞和共和国广场，迫使巴黎德军最高司令官冯?科耳提茨无条件投降。巴黎就这样在警车宣布德军投降的喇叭声中宣布解放。巴黎的解放，完全是依靠义勇军游击队、爱国民警以及英勇的巴黎人民自我解放的。这是巴黎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在此后肃清全国各地的德军，解放全国领土的战斗中，法共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法共党史分析，在二次大战后，法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种空前有利的局面：首先是法共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从来没有的崇高威信;法国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由于法国战败和投降，已经威信扫地并且陷于瘫痪;戴高乐建立的代替机构虽然得到了某种响应，可是很不稳定，所以不得不寻求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共产党为其担保;法共推动起来的民族阵线、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爱国民警队已经把全体人民吸引到争取民族解放的广泛统一战线中来，同时给予这个统一一种即使不是革命的也是社会的和进步的内容;重新统一起来的工会以空前的规模恢复了，而且在解放委员会里实现了无产阶级与同盟军之间的基层联盟，并根据最高委员会拟定的共同纲领——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管理了市政和省。

　　这是一种对法共、对人民多么有利的形势!如果法共以适当形式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盟的国家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那是完全可能的。可惜的是，这时法共的总书记莫利斯?多列士从苏联居住数年后回来了。原先在他居住在苏联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高乐为了打击共产党，曾企图以逃避兵役为罪名判处多列士徒刑，这时他却欢迎多列士回来。据戴高乐的回忆录说，多列士的回来是有利无害的。果然，多列士回来之后，很快就被接纳参加了临时谘议议会，并且要“再把党掌握到手”。他喊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单一的国家，单一的警察，单一的军队!”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了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警的武装。他认为，这些爱国民警在德国占领期间的存在是有理由的，现在情况已经改变，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谈到当时必须斩断共产党人的脚爪，收回被他们篡夺去的权力，没收他们所炫耀的武器时说：“多列士刚回到法国，就帮助政府解决了爱国民警复员的问题。他……反对了解放委员会制造障碍的企图，阻止了某些过激分子阴谋实行暴力的行动。”接着是多列士的第二步行动，解散解放委员会。这个群众基础很强、势力很大的群众组织，在战争期间，早已经过人民选举，建立了从工厂、街道、村庄到全国三级会议的民主集中制的强大机构。本来可以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条件，可惜这样影响广泛的群众组织也被解散了。接着是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团结也瓦解了。根据法共党史分析，以当时情况，即使说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建立一个工人阶级能保持作用的、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民主政权肯定是可能的。但是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光明的远景被放弃了，停留在单纯地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的范围内。党和人民在战争期间牺牲了成千上万的战士所积累起来的力量被放弃了，仅仅换了政府中两三个部长，而这两三个部长也在几年后被撤换了。

　　法共的这一历史教训，是多么的沉痛啊!

　　多列士与我国的王明，颇有一点类似之处，这正像毛泽东对王明的评价：他想别人的事太多了，想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也就是说想本民族的事太少了。

　　苏联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他的修正主义错误观点，不仅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许多恶劣的影响，而且他的大国沙文主义也有恶性的发展。这就同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发生尖锐的矛盾。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也就表现得更鲜明。

　　1958年夏，苏联通过驻华大使尤金约见毛泽东，表示苏联领导希望：在中国能有一个潜艇基地，建一个长波电台以便于同他们的舰队保持联络，并提出和中方搞一个联合舰队。尽管尤金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经常同他探讨哲学问题，但听到这个要求，毛泽东却不免感到震惊和意外。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当即问他：“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搞这个?”尤金一时说不清楚，毛泽东便严肃地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7月2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京，毛泽东在颐年堂同他进行了会谈。赫鲁晓夫解释说，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的舰队也在太平洋活动，但只有个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基地，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而且特别说明他们的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的……毛泽东见他说话不着边际，便有些恼火，立刻说：“你讲了很长时间，并没有讲到正题。请你讲清楚，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电台属于谁倒无所谓，我们甚至可以把电台送给你们。”毛泽东发火了，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说：“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红着脸说：“我们不过是来同你们商量商量。”毛泽东立即反驳道：“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赫鲁晓夫见毛泽东真的发了火，他不乏机智，马上狡辩道：“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的话，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做基地。”毛泽东断然说：“不要!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你们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他接着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好，那我们就不提这个建议了。”赫鲁晓夫尴尬地说。

　　上述场景，是当年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同志提供的。事后毛泽东还问李越然：“你是不是怕赫鲁晓夫?我用手指他的鼻子，你为什么不用手指他?”可见当年赫鲁晓夫损害我们民族利益的企图，的确是触痛了毛泽东属于炎黄子孙的那根神经，毛泽东确实是存心要教训他。

　　但是，赫鲁晓夫碰了一鼻子灰似乎还嫌不够，第二年，即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之后，来到了北京。他这次兴冲冲地说：“毛泽东同志，我给您带来了好消息。”他说已经找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方法”——“台湾应该用列宁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解决”。原来他把列宁在特殊情况下所作的让步，当做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实际是要中国承认台湾脱离中国。毛泽东一听，立刻反驳说：“远东共和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你所说的台湾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吗?”赫鲁晓夫见此计不成，又碰了一个钉子，立即转变话题，要求释放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后来在中国东北被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说：“这就更难办了，你知道我们是有法律的。”原来赫鲁晓夫在美国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他这时只好叹了口气，可是谁又让他替中国越俎代庖呢!

　　同类的事件还可以举出尼赫鲁制造的中印冲突。这件事也与赫鲁晓夫有关。他曾设想把中国的一块领土划给尼赫鲁，认为“那只不过是块荒无人烟的冻土地”，如果能说服毛泽东，就能换取尼赫鲁“反帝”。事实上他在背后已经答应了尼赫鲁。尼赫鲁在这种背景下，于1959年8月派印度军队侵占了朗久，挑起了冲突。随后又提出要占领我国十二点五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要求。这完全是荒谬无理的。我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了英勇的反击。这一仗打得相当干脆漂亮，几乎使入侵的印军全军覆没，仅有小部分逃窜。尼赫鲁本来有恃无恐，宣布要把我军“清除掉”，不料却得到这样的下场。而我们考虑到印度是第三世界国家，今后还要团结它，于是战后将全部缴获的武器以及所有俘虏全部送还。这一仗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亲自掌握和指挥的。战前连续七次向印方提出抗议，又让周总理连写三封信给尼赫鲁，劝其悬崖勒马，以中印友谊为重，可谓做到仁至义尽。印军入侵后，又等他们深入我国领土一段距离，便于包围歼灭后，才开始反击，因此大获全胜。整个中印边界反击战，不仅有力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利益，而且从头到尾，从政治到军事，从战斗到送还武器、俘虏，其全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艺术创作。不是毛泽东这样的高手，是做不出来这样的千古奇文的。毛泽东曾经估计，中印边界这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安定，这种安定局面至今已有三十年了。

　　至于来自美国的压力，毛泽东尤其采取蔑视的态度。1944年，那个后来当过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赫尔利，就曾来到延安调停过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他是作为反法西斯同盟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据师哲同志介绍，此人相当粗鲁无礼。他与毛泽东会谈时，不由自主地拿出帝国主义者的架势，蛮横地说：**必须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绝不要打内战。如果你们答应，美国的武器就可以源源而来;如果你们打起来，你们未必赢，美国人也不能原谅你们，他们就会议论、批评、责难，甚至骂人。难道你们不怕这种不利于你们的舆论压力吗?毛泽东听了，不禁火冒三丈，当即不客气地说：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面包，喝足了牛奶，睡够了觉，无事可做，天天想骂人，那是你们自己的事。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也是你们自己的。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还有两只手、两条腿，我们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这一席话，把不知天高地厚的赫尔利弄了个目瞪口呆。也许这时他才醒悟到他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共产党人毛泽东。

　　由此可知，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神圣啊!不管压力来自何方，不管他是谁，也不管这力量有多么强大，我们的民族是不能受到丝毫的玷辱和损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