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推荐：李北方《北大南门朝西开》

 

 

 

　　[编者按] 他，是一位媒体人，常常发表犀利而老辣的文字，针砭时弊。他，更是一位战士，手中的笔就是AK47，每一篇文章就是一颗子弹，媒体就是他的战场。他的身影出现在工作室，出现在学术讲堂，也出现在工厂和田间。毛主席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他的座右铭是，“做毛主席的小学生，做一个人民的知识分子”。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南风窗》主笔李北方的新作《北大南门朝西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并附作者2013年在武汉大学的演讲《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为什么读书?》。看看“一个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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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简介

　　《北大南门朝西开》一书是《南风窗》主笔李北方先生的思想随笔和时政评论集。作者结合中外政治和历史，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简洁犀利的笔触，批判性地思考和剖析了关于自由、民主、权利、市场等流行话语的思维定见，对于大众关注的思想论争、社会热点、国际格局等议题作出了深度辨析和评论。

　　作者毫不隐晦地与他所生存的媒体世界斗争，即通过梳理与分析事物及其相互关系，挑战媒体世界的主流观点，揭示事物的真相，祛除思想的迷信。作者的文章像是短促突击，针砭时弊，毫不留情;相较于媒体中的大多数评论，这些文章又多了对媒体自身的反思，这使得他的短促突击在针对眼前事件或事实时多了一点多方透视的眼光和历史思考的深度。

　　作者简介

　　李北方，黑龙江人，1978年9月出生，《南风窗》主笔，分别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座右铭是“做毛主席的小学生，做一个人民的知识分子”。　　

 

名人推荐

　　不记得过了多久，在刊物和网络上重又读到他的文章，文字犀利依旧，有时竟有老辣的味道;相较于早期的文章，更多了从实际出发的见地、理论阅读的沉淀和知人论世的阅历。今天的世界何其复杂，又何其需要既不失复杂又不会模糊方向和斗志的声音。对于北方而言，这些文章的结集出版顺理成章，不过是过渡到下一场斗争的界标。岁月流逝，人生易老，但无论何时，那些在耳边嗖嗖而过的响箭，那些响箭击中目标后的颤动，都显示着生命的力量。那是这个世界的真声音，亦即能够在既喧嚣又寂寞的世界里激发更多人——尤其是媒体人——独立思索、坚守信念、追寻真相的声音。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北方是个不拘不羁之人，现在的文章可观，将来的发展可期。

　　——黄纪苏（社会学家、剧作家）

　　本书目录

　　一、反思从“话语神话”开始

　　新启蒙：衰败、修正与超越

　　公知与伪士

　　自由的B面

　　致命的自负和致命的失败

　　普世主义：强权的说辞

　　普世主义的终结

　　反思从“话语神话”开始

　　人与制度，哪个重要

　　市场能保证的自由

　　挽救市场社会

　　被听到的权利

　　中国年的烟花火

　　二、重新“开眼看世界”

　　发展的悖论和风险的失衡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重读《菊与刀》及其他

　　德国认罪的心理结构

　　模糊的“东部”：德国式图解历史

　　呼唤有价值观的中国外交

　　期待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

　　重新“开眼看世界”

　　我们仍生活在冷战之中

　　为了遗忘的送别

　　莫让雾霾遮望眼

　　中国人应对世界有更大贡献

　　开放的辩证

　　开放的限度

　　有所作为之后

　　中国的亚洲新战略

　　三、中国社会的瓦解与重构

　　谁是新工人

　　建筑工人为何找不到工会

　　中国社会的瓦解与重构

　　“中产阶级社会”梦想的黯淡

　　失去医德，医患关系将会怎样

　　阶层结构：僵化与突破

　　政府十年

　　中国式阶层再生产

　　“一国”是“两制”的基础

　　我们如何叙述中华民族

　　正确看待歧视与隔阂

　　社会给人的回报

　　分工与社会分化

　　利他主义的自杀

　　法律的社会基础

　　最大的法是天理人心

　　四、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

　　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为什么读书?

　　钱学森与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

　　梁漱溟的困境

　　重申科学的边界

　　美国技术天才为什么自杀?

　　大学的门朝哪边开?

　　科学、技术和产品

　　最后一个死去的人

　　跋 北大南门朝西开

　　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为什么读书？

　　李北方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武大。我有个习惯，到一个地方出差，会抽空去当地最好的大学转转，看看风景，看看妹子。武汉我来过几次了，但都没来武大，我之前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做，现在才明白，原来是为了今天和大家见面。

　　我今天要讲的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这样一个话题，谈谈我们为什么读书，或者说读书为什么。我在我自己的微博以及其他社交媒体账号的签名档里都写了，要“做一个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也的确是我的奋斗目标。有人可能觉得不理解：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怎么还人民的知识分子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要讨论这个问题，就要回到源头。为什么要读书呢?为了学知识。为什么要学知识呢?因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人还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经验的总结，读书学知识是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基本条件。

　　知识何以有这般魔力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还应该追问什么是知识。我从维基百科找了一个知识的定义：知识是对某人、某事物的知悉、熟稔或理解，可以包括事实、信息、描述、技能，它可以通过经验或者教育而获得;知识可以指对某一课题的理论或实践层面的理解。《新华字典》上关于知识的定义是：人们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获得的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从定义本身，看不出什么门道，所以要理解知识，还得追问定义背后的本质。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对理解知识的本质非常有帮助，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我们从小都被灌输过很多名人名言，这是其中最常见的一句，作用大概是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培根这句名言最初是用拉丁文说，拉丁文我不懂，我们就只讲这句话英文的版本，Knowledge is Power。把Knowledge is Power翻译成“知识就是力量”，对不对呢?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翻译得不对。Power当然有力量的意思，但根据培根讲这句话的语境，power在这里翻译为权力更恰当。即，知识就是权力。

　　讨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不得不提一部老电影——《武训传》。现在的同学们可能知道这部电影的不多，因为它太老了，1950年就拍完的;其实它很有名，因为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过。故事梗概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武训家境贫寒，小时候想念书而不得，饱受没知识没文化之苦，长大后立志帮助穷人的孩子读书，通过要饭等方式攒钱兴办义学。

　　电影中，有一些台词和情节特别有意思。武训小的时候，他母亲跟他说：念了书，才可以明白世上的事，念了书，才不会被人欺负，念了书，才会有好日子过。武训说也想念书，他母亲说穷的没有饭吃，怎么会念的起书?然后武训若有所思地说，哦，原来读书是要钱的。后来他攒了点钱，到学堂里面去报名，却被老师给撵出来了，说，书是你们要饭的念的吗?卖苦力的人就得由念书的人管。后来，武训的义学将要办成的时候，有个张举人出来反对，理由是，穷人都念书了，我们还管得了他们吗?天下还会是我们的吗?影片中有一段是武训做了恶梦，梦到他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小鬼手里拿着一支硕大的毛笔在打人，一边打还一边骂，你们这些睁眼的瞎子，你们这些不识字的人就应该下地狱，等等。这段梦境是漫画化的表达方式，连同刚刚提到的一些对话，它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和由此形成的一部分人对知识的垄断，与阶级分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支配的权力关系，是密切相关的。《武训传》对知识本质的认识和揭示都是深刻的，它看到了“知识就是权力”。

　　有一首儿歌《读书郎》，也是家喻户晓的。一提起这首歌，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那一段，但歌词的第二段才是最有意味的，“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做人要争气呀，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这首歌的创作时间和《武训传》很接近，作者是左翼文艺工作者，所以歌词把学知识和穷人翻身得解放联系起来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我们再回来谈谈，什么是权力。权力，Power，有多重含义。第一层，最基础的理解，权力就是人支配人的能力，比如你的领导交代一个任务，你就得做，不管愿不愿意。第二层，是在政治生活决定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被提出来、被讨论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权力就是议程设定的能力。比如，近些年来的两会上总是有代表委员就转基因问题提交议案，但这个话题不会被提到会上讨论。所以，谁控制议程设定，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两个层面都预设了两拨人的直接冲突，有权力的，和没权力的，直接分出个胜负。但往下深入一层，还有一种更有效和更不为人察觉的权力运行方式，就是控制人的意识，通过教育、大众传媒等来塑造人的头脑，把冲突扼杀在萌芽状态中。这有点接近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讲的霸权(hegemony)的概念。抽象地讲，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被规定的?其实，是知识和经验塑造了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硬件”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软件”。所以控制了教育就等于控制了人的头脑，教育体系意味着巨大的权力。我听一位哈佛毕业的经济学家讲过，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哈佛经济系的教授都要打架的，抢着给大一学生讲基础课。美国有“民主党的经济学”和“共和党的经济学”，谁占领了大一学生一张白纸般的头脑，谁基本上就能影响他们的意识，这些学生都是精英，未来会走向非常重要的岗位，进而影响国家的未来。

　　以上这三个层次都把权力理解成了单向度的东西，其实还有第四种理解权力的方式。福柯认为权力是双向的，互动的，是自我生产的，它存在于一切的话语里面，所有的话语、机制、实践都生产着权力关系。每个人不但是权力被动的接收方，也是权力关系的主动创造者。主动参与权力关系的创造不等同于为自己的利益而争取，也可能意味着固化自身的弱势地位，比如那些追星的粉丝。福柯有句话说：“知识与权力相互渗透。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关系是可以脱离某一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构建而独立存在的，也没有任何知识不同时预设和构建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权力无处不在。

　　以上几种理解方式由浅入深，帮助我们看清了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在支撑权力。权力当然也包括我比你胳膊粗力气大，比你powerful，我就比你更有权力这种浅层次的意思，但最重要的，权力格局是需要由知识体系来支撑的。权力未必是知识，但知识一定是权力。

　　我们再想想韦伯关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的三种分类：克里斯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前两种通过个人魅力或继承获得合法性的政权方式，在慢慢地消亡，不久前，查韦斯同志去世了，卡斯特罗同志身体也不大好了，这样的人物越来越少，而且很难再产生。如今最重要的权力类型就成了最后一种，即法理型，这种权力类型就是用一种特定的知识来支撑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真民主假民主，都要打着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来自我标榜，否则就没法开口说话，这就是合法性来自一种特定知识的明证。

　　关于现代条件下政治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学者韩毓海有一个精辟的概括：“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

　　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是一定要掌握文化领导权的，他得控制教育体系，塑造人的意识。葛兰西当年提出的问题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西方国家早就应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了，但为什么没有发生?所以他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他提出的解释是国家统治95%是靠认同，只有5%才靠暴力。

　　反过来，让我们从被压迫者的角度思考知识与权力的问题。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被压迫者翻身求解放，归根到底要是文化上的解放、思想上的解放、意识上的解放。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一定要有一个相适应的文化作为保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如果只是有了新的政治、新的经济，可是人们的头脑里仍然装着旧的理念，那么旧社会就是一定要复辟的。如果被压迫者推翻了旧的压迫者，但又成了新的压迫者，这就意味着他们没能在意识上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就跟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推翻了旧王朝，然后照着他们所痛恨的那些人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王朝，最终又被别人推翻，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

　　当年毛主席从西柏坡进北京之前说，我们不要做李自成，我想这话有两层含义，一是不要学李自成的骄傲自满，丢失政权，二是要从旧的思维方式中跳脱出来，从历史周期律中跳脱出来，建立一个有新的文化的新社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得很清楚：“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主席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他老人家同样重视笔杆子。有一部电视剧叫《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有个指导员，在教顺溜学文化的时候，他说，毛主席说了，笔杆子枪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你看，笔杆子还在前边。毛主席说的笔杆子问题，还不只像《读书郎》里面唱的那样，穷人要读书识字，而且还意味着打破旧的维护旧社会的知识体系，创造适用新社会需要的新的知识体系。

　　我们再回头谈谈《武训传》及相关问题。关于文艺，现在主流的说法是什么人性论，什么政治是政治艺术是艺术之类的，这些话对不对呢?我认为不对。这么说的人，有一部分是蒙人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人蒙了的。真正的聪明人不会这么看问题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说过，“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艺术是不妥协的政治”，就这个判断本身，我是非常同意的。那些号称不讲政治的艺术，其实是最讲政治的，它是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的表达，这种政治形态叫做“去政治化的政治”。在毛泽东时代，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明确要求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要归功于毛主席本人对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的敏感，他号召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让劳苦大众占领舞台同时，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台上赶下去，他还把文化领域作为继续革命的场域，认识到文化革命才是最终的真正的革命，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有开创性的见解。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毛主席在说什么的，对他关于旧的社会形态会复辟的警告恐怕也是听不下去的。

　　毛主席为什么要批评《武训传》呢？前面我们讲了，《武训传》揭示了“知识就是权力”的道理，也清楚地说明了穷人要想翻身，必须得掌握知识，这是它深刻的一面；但在解决问题方面，它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也就是武训选择的要饭办义学。这种方法有可能改变个别穷孩子的命运，让他们得以上升为统治阶层的一员，但对整体上改变受压迫者的命运不但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它在强化既有的阶级压迫制度。更不要说武训式的义学根本不可能产生基于受压迫者立场的知识了，义学办起来了，学校是新的，但教书先生从哪请呢？还不得请旧有的先生来讲旧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嘛。

　　毛主席还特别注意到，影片为了突出武训要饭办义学的正确，不惜加了一条农民起义失败被砍头的情节进行对照。这条线索就有意思了，如果这个道理成立，那么共产党闹革命不就是毫无意义的吗？当时是革命刚刚胜利啊。

　　武训做的事，稀奇吗?好像也不稀奇，武训式的人物一向都有。几年前，天津的白芳礼老人入选了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他多年蹬三轮车挣钱资助贫困的大学生;后来又出来一个“最美洗脚妹”刘丽，也是靠打工收入助学，还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不就是新时代的武训吗?

　　我们应该怎么看作为个人的武训?怎么看白芳礼老人、刘丽女士?得承认，他们确实是道德高尚的人。武训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没有办法，他脑子里只能生长出那样的意识，他想不到革命。武训的道德水平要远高于一般水平，但他做的事情并没有电影《武训传》所展示的那么伟大。《武训传》是把要饭办义学解释为为人民服务的，还号召大家学习这种为人民当一头老黄牛的精神。我相信正是这部分惹火了毛主席，他看过电影之后就写对《武训传》的批评，“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我觉得在毛主席这个层次上批评《武训传》是对的，但后来有搞过头的地方，比如到山东武训的老家翻历史，非要把武训定性成“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有点过头了。该批判的不是武训，而是那些电影《武训传》的创作者和吹捧这部电影的所谓的理论家。

　　谈了半天知识，我们再简单地谈谈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广义地说，就是掌握了知识的人，按这个定义，会计也是知识分子，因为财务知识也是知识。狭义的知识分子是以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为职业的人，比如大学老师。另一种狭义的知识分子定义是萨义德式的，把知识分子和社会良知挂钩。

　　谈到知识分子了，我们就再引入一种对于权力分类的方式：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但凡权力，就具有公共性，这个命题我想大家都是承认的吧。但是，当今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普世的思维方式是，只关注政治性权力的公共性，却忽略了其他权力的这一面向。比如说你是个政府官员，掌握公权力，你不能把权力私有化，否则就叫贪污、渎职，要负法律责任，又国法党纪等着你。但掌握经济资源是不是一种权力呢?当然是，如果你在私营企业里工作几天，就明白老板的权力是怎么回事了，老板的权力关系到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生计，这样的权力是很大的。但为什么没有人要求经济权力也要保持公共性?为什么用经济权力去积累更多的权力，用钱挣更多的钱是合理的?为什么这种权力的继承是合理的?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可以提出来讨论?这并不是今天的主题，就一带而过。

　　接下来就到了文化权力。谁掌握了文化权力?是知识分子。我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权力要不要保持公共性?这个问题浅白地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而读书?读书当然是为了学知识，但学了知识怎么使用，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俗话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学了知识，掌握了文化权力，就有钱有女人。在这里，看得到权力的公共性吗?没有，知识分子把文化权力给私有化了，或者说利用文化权力寻租，大家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当然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也有另外一个支脉，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关怀。但总体上来讲，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一直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他们承担着为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提供合理性解释的功能。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老百姓是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有了纠纷也喜欢找有文化的人给评评理，这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反过来问，知识分子对得起老百姓的这份尊重吗?某些知识分子特别讨厌，他不但喜欢给自己说事，还喜欢顺便恶心别人。比如说波德莱尔，他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得梅毒，原因嘛就不不必列举了，知识分子的无聊就在于可以把他们自己的龌龊一面浪漫化，得梅毒的人多了，慢慢地梅毒就变成了一种风尚，什么得梅毒表示内心比较敏感之类的，波德莱尔有句名言，“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每个人都骨头里都有梅毒——我们全都被民主化了，被梅毒化了”，他也不管别人有没有。中国有句老话，“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我们好好想想这话对不对?好像挺对的。2013年初，在上海发生一个事，一位农民工取了一万多块钱工资准备回家过年，结果散落在大街上了，好多人捡起来就跑，只有两个人捡到七百块钱给送回来了，这两个人都是扫大街的。那些拿了钱跑掉的平均知识水平一定要比这两个清洁工人高，这是可以推断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还真不成正比。我们这个民族的美德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在延续?真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是主要是那些辛勤劳作的普通老百姓。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就是这个意思吧。

　　当代知识分子有个特点，特别喜欢讲启蒙，喜欢启蒙别人，大概是因为启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概念。但什么叫做启蒙?要理解启蒙，建议大家读读鲁迅的《破恶声论》，这篇文章很难懂，可以对照汪晖老师的《声之善恶：何为启蒙?》一文，这是对《破恶声论》的解读。鲁迅也讲启蒙，他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无声的中国”，不是说中国没有声音，而是乱七八糟，没有“真正的声音”，也就是没有发自内心的声音。怎么办呢，鲁迅说需要“一二士”站出来，发出“真的声音”来，是否来自“心声”，来自“内曜”，是鲁迅设定的判定声音真伪的标准。知识分子，要有“正信”，而那些随波逐流的，什么时髦讲什么的知识分子，鲁迅称他们的信仰是“敕定正信”，就是别人给他规定好的信仰，他们靠这个来混口饭吃，“掣维新之衣，以蔽其自私之体”。这样的人不配称做真的知识分子，鲁迅管他们叫“伪士”。他提出一个命题，“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宁要迷信，不要伪信，因为迷信是正信，来自“古之先民”内心追求形而上的需要。

　　以此为标准，大家想一想，那些我们所熟悉的知识分子哪些是“伪士”?多了去了。比如某个经济学家，号称是良知代言人的，非常推崇市场经济，右得很，可是他当年“左”得不得了，都不让他老婆坐沙发，因为沙发是资产阶级的，劳动人民得坐板凳。改革开放了，政策方向一调整，他立马又成了市场的吹鼓手。这种人就叫“伪士”，什么赚钱吆喝什么，他的信仰就是“敕定正信”。还是这个老先生，跟企业家打得火热，曾经有记者问过他，是不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他还很激动，说你指出来我拿了谁的钱了吗?言下之意是，你没有我“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证据，就不能说我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其实这个问题鲁迅也早就谈过了，就是在与梁实秋的辩论中谈到的逻辑，你一个经济学家，如果拿钱替资本家说话，这叫“资本家的走狗”，要是没拿钱还替资本家说话，这叫“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道理清清楚楚，逻辑无懈可击。见到富人就摇尾巴，见穷人就狂吠，你不是“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又是什么呢?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有些经济学家还喜欢挑战道德，赤裸裸地讲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前面我们谈了当代政治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怎么来的?它是建立在打动人心的基础上的，打动人心的关键就在于道德。我们为什么支持民主?不是因为民主有效率，而是因为民主是道德的。当然了，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不简单地反道德，还能发明另外一套言辞来替代道德，对批判的声音，他说你是在搞道德绑架云云。其实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掩盖其缺德的本质。所以我们不能跟着他们搞去道德化，反而要大讲特讲道德问题，把道德作为一个批判的维度重新树立起来。

　　某些知识分子一向在滥用他们的权力，那么，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正确地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呢?我们可以结合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实践来简单谈谈这个问题。这个时代是很独特的，它以对知识分子不好而闻名，当然了，得罪了知识分子，这个时代的名声也就不会好，直到今天，某些知识分子还对那个时代进行着复仇，把它描述得一团黑暗。

　　前面说过了，新的社会需要新的文化，否则新社会的根基就不稳固。创建新的文化是不容易的，首先要求有新的知识分子，新形态的知识分子才能生产新的知识。每一种知识体系都预设和支撑一种权力结构，新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生产一种能够支撑一个平等社会的知识体系，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老百姓的立场上，去建立一个有利于他们当家作主的文化，在文艺上就是把帝王将相从舞台上赶下去，让工农兵占据舞台的中央。这就是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方式。

　　知识分子也是历史的产物，是吃着旧文化的奶水长大的，按照新社会的要求，知识分子也是要持续接受改造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对知识的改造同属一项历史工程。建国以后发生过多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比如让他们下乡去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这里不要有误解，不是说让知识分子真地去学怎么种地，社会是有分工的，种地是农民的事，知识分子是知识的生产者，让知识分子劳动是让他们体会劳动人民的艰辛，明白他们多么不容易，把立场调整到人民群众一边。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是立场的改造。

　　那个时代还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普通人要尽可能地跟知识和文化发生关系。当时有句口号是“人民群众要成为科学的主人”，目的是科学技术不要被一部分人垄断，然后把科技变成压迫他人的工具。如果这个努力真正成功了的话，人人都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界限就取消了，知识的权力属性也就可以被彻底遏制。在这个方向上取得的最显著成功是赤脚医生。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跟医生打交道的经历，没得过病也体检过吧，如果谈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还是觉得有点抽象的话，想想跟医生打交道的经历，道理立马就生动起来了。知识的权力属性在医生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因为他掌握身体的奥秘，这就构成了医生权力的根基。他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他说“脱”，你就得脱。医患关系不好处理，根源就在这里。赤脚医生的思路有什么开创性呢?大家应该看一部电影，名字叫《春苗》，1970年代后期拍的，讲了这么个故事：在旧社会，村里有很多穷人，有地主恶霸，也有大夫，但大夫只为挣钱，没有钱就不给你看病;到了新社会，劳动人民要自己驾驭医术，春苗是村里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习了基本的医疗技术，当了赤脚医生，给村里人看病。故事情节倒不复杂，但它讨论的作为知识的医术和人的关系特别重要。在一般的医生眼里，病人就是病人，或者还是生财之道;但是赤脚医生完全扭转了这个关系，因为他生活在共同体中，他面对的病人同时也是他的亲戚或者朋友，这样一来，医患关系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大家注意一下电影里的春苗这个人物形象，跟《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的江水英一样，是特别阳光、向上的。这是那个时代文艺作品对基层群众形象塑造的一个共通点，尤其是底层女性的形象，非常的出彩。再看看现在的影视作品是怎么表现底层人的，就可以进一步加深理解，为什么文艺就是政治。在不同的塑造人物的方式背后，就是知识分子在以不同的方式运用权力。

　　以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知识，一个是知识分子。知识的属性，一句话，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具有公共性，知识分子就是掌握文化权力的人，所以对知识分子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运用这种权力，也就是立场问题。

　　今天的世界，表面上歌舞升平，实际上暗流涌动，危机四伏。要改变这个时代，推进社会进步的话，还是得从改变思维方式入手。大卫·哈维就说，如果全世界的大学仍然继续教那些新自由主义的垃圾的话，那我们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各位放眼看看，大量屌丝们满脑子都是高富帅的故事，被各种心灵鸡汤灌满了，如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这个社会是没有前途的。要改变现状，人人有责，尤其是青年学子们，应该从自己做起。

　　在座的各位都面临着选择，大家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有权力的人，你们将来要怎么用你学到的知识，怎么行使权力，这是要想想的。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立场，是人民的立场还是反人民的?未来大家可能干各种各样职业的，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如果你学理科当了科学家了，是像钱学森、李四光这样老一辈那样做一个人民的科学家，还是当一个资本家利润增值的工具?有人会考公务员，去做官，那你是要当一个贪官昏官，还是当一个“敢与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好官?有人会做法律工作，那么你的目标是通过形式主义的程序正义去追求实体正义，帮助每一个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是像某些律师那样当个流氓、讼棍，又或者当个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也有人会当学者，成为最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么你要当什么样的学者呢?是做个学霸学匪学痞学棍，做个“伪士”，还是做一个人民的知识分子?

　　我提出这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听得进去，好好琢磨一下，将来该做选择的时候做出自己的选择。

　　最后，我以一段马克思年轻时写的话作为演讲的结尾：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将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