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屠呦呦荣获诺奖所引发的四大话题

　　据中新网10月5日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5日中午11时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当地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揭晓，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大村智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了该奖项。

　　随后，大家纷纷把“屠呦呦”——这个“首位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当作“楔子”，引发了层出不穷的话题，观其论调，有作为华夏子孙的欢欣鼓舞、自豪激越之词，也不乏心忧当下、针砭时弊的药石之言。鉴于内容庞杂，良莠混同，笔者仅择其精华，归纳四点：一，国际社会与本土专家应审慎的对“中医”理论重新定位，抛却以往“贵西贬中”的谬论;二，对人民大众在毛泽东时期所创造的瞩目成就要客观评价，不能一笔抹杀;三，中国的院士制度不能长期沦为学术圈的权力寻租地;四，要认清“诺贝尔奖”内在的阶级属性，警惕国内主流媒体和既得利益集团把“诺贝尔奖”当作衡量一切领域内的风向标。

　　一，国际社会与本土专家应审慎的对“中医”理论重新定位，抛却以往“贵西贬中”的谬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军事强权的持续强大压力下，那些焦虑地寻求自强之路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军事科技不如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如人。甲午战争的失败强化了这一偏见，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过程——全盘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及其学术体系，以西释中，基本的语言范式是“中A是西B”或“中A不是西B”。①

　　这种盲目崇洋，自我阉割之态甚至在中医领域内也不例外。诸如近代不少声名卓著的杏林高手就曾大言不惭道：“中医的‘四诊’不如西方的“科学手段”，中医的‘八法’不符合西方的‘量化标准’，应予以摒弃!”仿佛只有西医才能药到病除，中医只会隔靴搔痒一样!

　　在此种论调的蛊惑下，众多医生纷纷放弃本业，浸淫西学，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遂致华佗良方、扁鹊奇技不复再现。

　　据实而论，西医以解剖学实证为基础，研究人体患病的状况，以现代物理、生物、化学知识，解读认知人体内的种种现象，以消除致病因素(病菌、病毒及生化伤害)为主要治疗手段，微观操作步骤明确、清楚，确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中医去芜存菁的加以吸收。

　　但不容置喙的是，它对不能明确显示现有生理指标异常的疾病，无能为力，具体表现在对很多所谓疑难杂症，无法明确诊断，更无法治疗。对一些虽能显示生理指标异常、但尚不明其产生原因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更是常常束手无策。

　　这一切的症结，都源于西医理论在对整个人体的宏观把控与描述上，存在巨大缺陷，患者在他们眼中从来都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而是一堆零散的部件。所以他们之于病灶，从来也不想着“调其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促其自愈，而是动辄施以刀圭，非要剖腹破肚不可。要么就是使用副作用极大的化学类药物，让人在“康复”之后，埋下凶烈的隐忧。

　　中医则大为不同，它讲求“从象测藏”。即“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而且对于病人，常以濡养元气的手法，促使其津液在体内发挥推动、温煦、防御、固摄等巨大作用。尤为难得的是，中医在用药方面从不千篇一律，而是遵从“适变”的原则，灵活运用。那正是：天地养兵久，临症岐伯魂，笔下奔万马，壶中涌千军。

　　首先，中医藏象理论确立的重要原则就是“因变以正名”，联系《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上下文，可知这里的“变”是阴阳之变，然后是五色、五味之变，进而通于脏腑功能之变;这里的“名”指阴阳、五色、五味、脏腑诸象之名;这里的“因”，是应因、静因之意，所因者，变也;这里的“正”是使名实相符，名副其实。我们看到，藏象理论是描述动态诸象之间的关系——“因变以正名”，可谓深得中国文化之精髓。

 

　　《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引岐伯与黄帝对话说：“帝曰：善。余闻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少孰多，可得闻乎?岐伯曰：悉哉问也，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灵问，请陈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大意：黄帝说：好。我听说由于天地之气的和合而有万物的形体，又由于其变化多端以至万物形态差异而定有不同的名称。天地的气运，阴阳的变化，它们对于万物的生成，就其作用而言，哪个多，哪个少，可以听你讲一讲吗?岐伯说：问的实在详细呀!天及其广阔，不可测度，地极其博大，也很难计量，像您这样伟大的圣主既然发问，就请让我陈述一下其中的道理吧。草木显现五色，而五色的变化，是看也看不尽的;草木产生五味，而五味的醇美，是尝也尝不完的。人们对色味的嗜欲不同，而各色味是分别与五脏相通的。天供给人们以五气，地供给人们以五味。五气由鼻吸入，贮藏于心肺，其气上升，使面部五色明润，声音洪亮。五味入于口中，贮藏于肠胃，经消化吸收，五味精微内注五脏以养五脏之气，脏气和谐而保有生化机能，津液随之生成，神气也就在此基础上自然产生了。)

 

　　同时，“因变以正名”还体现在辨证施治这一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之中。为什么要辨证施治呢?就是人体是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同一种病，在不同病人身上、在不同病程、不同季节都可能有不同的变，施治方法当然也不可能全同，甚至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才真正达到了“因变以正名”。西医的理论架构是静态的，不讲“因变”，总是想找到病与治之间的机械对应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医自有其高明之处②。

　　不妨再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2003年的SARS疫情在广州爆发时，广州普遍采用中医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2003年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9人死于西医治疗);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接受纯西医治疗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同样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③。西医表面看来是在不断更新发展，而在对付新病种上，总是临渴掘井，这无异于中医说的那句话：“宋朝才议将，金兵已渡江。”

　　而今，屠呦呦的一鸣惊人，再次明证了中医的奇伟——远非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伎俩可以相提并论!

　　在面临记者的采访时，屠呦呦更是无比坦率的承认，在她攻坚克难、踌躇未决之际，给予其帮助和指导的，并非什么“希波克拉底”式理论，而是《补缺肘后方》中的一句话。

　　其实，我国对于青蒿素的使用，早有佐证，史料频见，又岂仅是一本书而已?!《温病条辨》“青蒿鳖甲汤”一篇中便说：“治少阳疟疾，暮热早凉，汗解渴饮，脉左弦，偏于热重者：青蒿三钱，知母二钱，桑叶二钱，鳖甲五钱，丹皮二钱，花粉二钱。水五杯，煮取二杯。疟来前，分二次温服。”

　　与此互证的，还有《纲目》、《仁存堂经验方》、《重庆堂随笔》等等，不胜枚举。

　　恰如屠呦呦自己所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事实胜于雄辩!我想医学界那些“贵西贬中”的谬论应该销声匿迹了!

　　二，对人民大众在毛泽东时期所创造的瞩目成就要客观评价，不能一笔抹杀。

　　屠呦呦突出贡献是发现新型抗疟药—青蒿素，毫不客气的说，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古语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屠呦呦的这项工作实际是毛主席在位期间进行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当时越南正在抵抗美国的入侵，但在越南的热带丛林，流行疟疾，加上当时侵入人体的疟原虫对疟疾特效药喹啉产生抗药性，从而对越美两国士兵带来的灾难，以至于大量士兵死亡来自疟疾。当时美国政府集中了美国大批优秀科学家们，寻找和开发一种新的治理疟疾的特效药。越南人就没有这个条件了，美国的飞机天天在越南各地轰炸，越南人朝不保夕，连一块安全的地方都找不到，也就只好请求中国人帮忙了。

　　那时正是精英们所谓的“十年动乱时期”，按照主流媒体的说法，那时老百姓都穷困潦倒，很多知识分子性命难保，活下来的也是贱如牛马，哪能有所作为?现在公知还经常告诫大家，那是一场浩劫，它使中国各个领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倒退。奇怪的是，在这个“濒临崩溃”的日子里，科技工作者们拿着“微不足道”的工资，过着所谓“朝不虑夕”的生活，却发现了青藁素。

　　反倒是1980年之后，社会舆论一片欢呼雀跃，说什么“科学的春天来了，知识分子也都进入了领导阶层了，待遇在各方面都大幅度提高了”，科学家们也都被感动的五体投地了。电台上更是经常报道，说科学家们遇到一个百年不遇的好时代。不过，在这个“科学的春天”里，大家却不得不尴尬的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为什么中国科技工作者再也没有重要成果了?类似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吴征镒、华罗庚式的人物，为何藏身隐形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掌握“国之重器”的大佬们开始忘却“为人民服务”的教诲，开始笃信“利益至上”了。他们开始公开宣称“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并把鲁褒《钱神论》中的言语当作了市场文化和终身信条。

　　当然，肉食者们也挣了很多钱，光美元就存了3万多亿，其数量之大，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如果他们将这3万多亿都拿到自己手里，世界上流通的所有美元给他们都不够，也就是说，市场上流通的美元，其实不到3万亿。

　　象研制青藁素这件事，如果是现在的权贵们决策，肯定是不干的，我们给越南人研制青藁素，越南人有美元买吗?再说强大的美国人都快要占领越南了，这些越南人是死是活都是未可知的事情。我们研制青藁素，那不是花钱打水漂吗?坚决不干。现在精英们拿着青藁素这项技术，也是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用来赚美元了，搞得中国的老百姓没钱就别想用，从而导致死亡率年年上升，更不用说给越南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屁民了④。

　　自此而后，再没什么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运十大型客机”之类的“轰动”项目，一切研发方向，都必须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标准，科学家们都无事可干了，只能在实验室里做点文章了，世界闻名的导弹专家，曾主持过中美两国导弹研究的钱学森教授，也只能去研究人体科学了，这就是历史事实。

　　我们要明白，现今那些习惯“立场先行”的文人墨客，之所以不遗余力的对毛泽东主政时期的中国摸黑泼污，骂的一无是处，对自由化泛滥无忌的八九十年代推崇备至，夸得尽善尽美，并非他们心中真的不知道这两个时期的优劣得所，而是他们害怕通过对比，令主席他老人家的“雄谋妙算”和“不朽勋绩”在历史长河与人民群众的检验中得以证实，从而让自己在“经济转型期”所谋取来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三，中国的院士制度不能长期沦为学术圈的权力寻租地。

　　我们在形容风流才俊慨然得志之时，总爱使用杨万里的一句诗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然而，在浩瀚冗长的科研生涯中，屠呦呦却并非初露峥嵘!她的才华早有展现。

　　早在2011年9月，屠呦呦就凭借青蒿素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个奖号称医学界的诺贝尔奖。然而就是在当年进行的院士评选中，屠呦呦再次落选，在舆论界引发了“院士评选机制”的大讨论。这次如没意外的话，这个话题必然又要被推上风口浪尖。

 

　　中国的院士制度已经沦为学术圈的权力寻租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每年争先恐后评选院士的不是大学校长就是行政官员，像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都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⑤另外如铁道部的孙永福：

 

　　他在铁道部副部长的任上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院士。作为一个中央领导，做科研吗?获奖台面上的理由是其领导青藏铁路的建设，对在冻土层上修建铁路的科研理论做出了贡献。实际上是由于铁道部在工程院中人才济济，这些人能不卖顶头上司的面子吗?如果照孙永福当选工程院院士的逻辑，刚下台的刘部长好象比孙永福更有当选的理由。因为刘领导了中国调整铁路的跨越式发展。

　　而像屠呦呦这样做出过杰出贡献却没有获评院士的确大有人在。比如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侯振挺：

 

　　侯振挺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获得1978年的英国皇家学会戴维逊奖,是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数学家。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侯氏定理”。中国数学家能够获得世界性大奖的，没有几个。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数学家，几次评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都不能够获选，原因很简单，侯振挺在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与北京的这些数学家没有交情。中国科学院的数学院士都出自北大及中科院，不是与这两家有血缘关系的，即使在国际上名声再响，也是水平不够的。这两年推荐名单中已经不见候教授的名字，看来已经是心灰意冷了。

　　除此之外，还有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等等，都是各自领域杰出的科学家，却因为不善交际或者经常发“不和谐”言论等原因与院士无缘。

 

　　正如网友布鲁科夫在《屠呦呦获奖让中国院士制度再次沦为笑柄》一文中所提：“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大明朝有名的硬骨头郑士元在皇帝朝议时放了一句狠话：“君将拒谏则忠勇散，善恶同则功臣倦!”

　　朱元璋听了以后，深以为是。的确不错，假使实施权谋厚黑之人与耿直质朴之人待遇相同，或前者胜于后者，那么政权便失去了赖以维持的根基!终有一天会面临坍塌!

　　现在把这位股肱之臣的话送给中国院士制度缔造者，相信同样合适。

　　我们期待院士制度改革回归学术本位的方向!我们希望更多的屠呦呦真正享受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礼遇!

　　四，要认清“诺贝尔奖”内在的阶级属性，警惕国内主流媒体和既得利益集团把“诺贝尔奖”当作衡量一切领域内的风向标。

　　屠呦呦能够蟾宫折桂，为国争光，这固然值得庆贺。但官方喉舌对于“诺奖”的到来近乎诚惶诚恐、敬畏有加的态度，也同样值得忧虑。

　　法家先圣有言：“赏罚者，利器也，不可以假人。”这句话揭示了一个亘古不易的道理，就是“赏罚”二权的使用，关乎一国运数和民心向背，万不可假借他人之手!

　　韩非子就曾在《外儲説左上》中把这层利害关系说得十分透彻：“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于法而赏加焉，则上不能得所利于下;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

　　亦即是说，一旦心怀叵测的外人掌控或是垄断了对我国各个领域内优秀人才的“赏罚”大权，后果不堪设想!老百姓以后谁还寄望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去向本国政府提出利益诉求呢，都纷纷跑去祈求境外势力的“恩赐”了!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上下离心离德，届时谁还肯为国尽忠?!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相爷管仲就曾动用“设立国际奖项，犒赏天下才俊”这套把戏，弄得其他国家社稷不安、人心思变!

　　管仲在《山权》一篇中，明确提出：“天下百姓中凡有精通农事的，为他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养牲畜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精通园艺树木的，立黄金一斤 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于治病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通晓天时的;即能预言灾情，预言某种作物歉收或丰收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懂得养蚕不生病的，也都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此外，“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 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

　　综上罗列，管仲设立了包括医学、文学、农业、天文在内的13项国际大奖，笼络天下才俊。

　　古有言：“士为知己者死。”又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受到嘉惠之人，焉能忘记管相栽培大恩?!

　　是以或如邢卫旧臣，外为屏藩;或为宁戚之流，亲身投效。

　　总而言之，凡得管仲所颁之大奖者，不是在其国内衍生为“亲齐力量”，就是干脆投敌叛国。大大的削弱了其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今天的西方国家也同样打出这招“撒手锏”，披着的外衣倒很光鲜，嘴上说着类似“褒奖有功，以进大同”的正义语言，其目的无非是要“绑架”全球的杰出人才，为己所用，最终实现霸控国际社会的野心。

　　现在他们把“恩赏”赐给了科研领域内的年高德劭之人，我们欣喜若狂，不假思索，照单全收。翌日，他们将“诺奖”颁给文学界“造谣生事”的人，颁给政治界“图谋颠覆”的人，我们又当如何?

　　到那时，我们如果依旧甘之如饴，诚心接受，无异于自掘坟墓;若是不想接受，岂非等同于公开告诉国际社会：我们只是有选择性的接受对我们有利的“恩赐”?!如此一来，岂非进退维谷、动辄得咎了吗?!

　　想要避免将来的窘境，时下就需早早未雨绸缪，着力做好三件事：一是适度给“诺奖”降降温，让大众切实认清此奖的阶级属性——无非是西方壮大门庭的“政治工具”;二是树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属于自己的风向标，以便招凰引凤，延揽才俊，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三是加强对本土人才的重视和培养，力争做到“厚赏重罚、荣誉同轨、赏罚敬信、奖惩公允”。

　　① 翟玉忠著《“中国模式”的历史基础》2009-09-23。

　　② 战佳阳、陈珩、赵明山，《〈黄帝四经〉》对〈黄帝内经〉阴阳思想的影响》， 《辽宁中医杂志》，2004年05期。

　　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医药治疗埃博拉出血热专家指导意见》(第一版)的通知。

　　④ 中国优生优育网，黄卫东，《评屠呦呦获诺贝尔奖》，2015年10月06日。

　　⑤ BBC中文网，布鲁科夫，《屠呦呦获奖让中国院士制度再次沦为笑柄》，2015年10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