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找到消失了的经验，才能透视当下

 汪晖：找到消失了的经验，才能透视当下

1970年　　张甸　摄
 

　　27日，活字文化联合北大光华艺术管理与研究中心&Art Insight于北京大学阿里巴巴报告厅举办了第一届活字文化论坛，学者汪晖、艺术家徐冰借活字文化策划的“视野丛书”出版契机，在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的主持下，进行了一场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与历史书写的思想对谈。本文为汪晖在现场的发言。

　　如果要说，哪些标志性的经验对于我的思考有影响，其实平时做研究，这些经验是很自然地渗透在思考方式里的，但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有某些事件使得历史的演进走到一个阶段突然出现中断，原有的经验在那个氛围里无法再继续，这时，你需要寻找新的经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你的思考是在不断回应这些事件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这一辈人很重要的经验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学校的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今天，在市场社会，我知道孩子从小学、中学到高考一届一届都在竞争，这个成了最日常的经验，这个日常经验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我们的人品。但是，我从小学到中学都在“文革”时期，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有竞争的意识是高考。

　　在那之前，我们在中学的学习是开放的，学的文化课很少，要求没有那么高。每年我们都需要到农村、工厂去，实际上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农活和工业技术都已经会了，我自己到中学毕业的时候，车工、钳工、刨工都做过。这一部分的经验我觉得很特别。

　　竞争也体现在所处的生活环境中。现在，无论是工厂、公司还是别的机构，都越来越像一个生产性的单位，就算大学每年也要统计各种各样的成果。我们那个时候也有生产，但是那个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单位。

　　80年代以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对单位的制度有很多反思，因为它日益成为某种痛苦的基石，里面也带着很大的不平等，但是，我做过一点工厂的调查，我发现当年的工厂作为单位和一般意义的工厂是截然不同的。今天的工厂是一个公司化的工厂，它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人际关系基本上被降到最低的限度。如果你们去南方的那些工厂看那些打工者，他们离开工厂、离开工作之后还可能有一点相互间的关系，在工厂内部很难有关系，因为你的所有的时间都被生产过程控制。你们如果去富士康，就会知道他们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相互之间没有交流，横向的关系是没有的。可是单位当中过去有政治斗争，有各种权力斗争，有矛盾，之所以有这个关系，是因为它虽然有纵向的，但是同时包含了更多的横向关系。

　　说一点我自己在工厂的经验。正式分配的时候，我在一个无线电厂。我在的车间很有意思，是一个解散的越剧团，到文革后期越剧团不唱了，把整个越剧团团员解散在我的那个车间。我的车间主任是一个越剧里面的老生，越剧里面没有男演员，全部是女演员，所以我们的师傅全都是女演员。她们坐在一块谈的都是张家长李家短，相互之间也会有一点小摩擦，但是这个横向关系在我今天观察到的工厂和社会中我觉得是逐渐在消失，被降低到了某种扁平化的程度。所以，我们现在高度依赖家庭，如果再没有家庭的话，一个人的社会性就会被压缩到非常低的程度。

　　过去单位里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不过它的社会化程度是相对够的，人际关系也是够的。我们批评过去的单位有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甚至有暴力性，但是，我们今天经历的则是这样一个生产和商品关系渗透到整个人际关系里面的状况。

　　人的平等一定是要有社会化的，否则是无法展开的。这也是我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我在工厂里跟我师傅的关系，和到农村去帮农民劳动的时候跟农民的关系，以至同学之间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的模式，尤其是在生产性的岗位里面，这些关系今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当代很多思想的讨论、文化的讨论，在我看来需要通过观察这些最细致的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规范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和生活环境空间的改变，才能理解这个变化的深度。——有一些东西突然消失了。

　　我最近常常想到消失这个词，是被艺术所触发的。

　　讲两个跟消失有关的故事。

　　我们今天的城市，这么美丽、这么漂亮的建筑起来了，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个空间里消失的是什么，把消失的主题放在对世界变迁的观察里面，我们今天对待世界的态度多少会有些变化，因为事物的消失，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

　　好些年前，我在格拉斯哥看苏格兰国家话剧院的一个演出，讲的是1929年格拉斯哥工业革命中普通人命运的故事，戏剧的题目就叫做《消失》。它讲的是一些人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突然消失了的故事，一些人和人的情感和关系突然消失的故事，我当时看了以后很震撼，因为它讲的全是最普通的人的故事。

我们一方面享受着变迁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我们意识不到要去弥补的空间，而找到这个空间是透视当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无所谓简单的好和坏，而在于你有没有这个意识。

　　第二个经验我概括为存在和消失的关系。前段时间我去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做演讲，在伊斯坦布尔的双年展里面有一个很小的作品，触动了我。今天的艺术由于质料，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把它做的非常炫，但这个作品非常小。四方格中间有一个隔断，隔断看上去是一块玻璃，实际上是一个镜面。

　　为什么说看上去是一块玻璃呢？因为从一个方向可以把两只手伸过去，从这边看，是对称的你的另外一只手，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块玻璃，实际上它是一个镜面，你并没有看到你的左手，而是看到了你的右手的另一面。下面底层有两个手印，暗示你要把手放在这两个手印上。

　　这个作品当时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之后我就问起创作者是谁，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跟创作者一块吃了饭。他是一个意大利的神经科学家，他的工作跟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很偶然的在米兰的一个艺术节里跟一群艺术家认识，于是就开始参加艺术的讨论。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终于跟艺术家一起合作做了这个作品。他做的这个作品实际上是用来让失去了一只手的那些人恢复对手的感觉。他说，根据新的神经科学的发现，一个人的手没了之后，对手的知觉还存在身体里面，需要唤起和激发。所以，一个没有右手的人，可以将另外一只手放进盒子里，通过左手的动作来激发你的右臂的经验，唤起沉淀在你的身体里面那样的一种记忆。

　　我把它概括为消失和存在的关系。那只手已经不存在了，但是通过这个东西能激发起你身体里面对于已经消失了的肢体的经验。你这只手动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只手也在动，而且慢慢地这只手不用动了，也能体会到那只手在抓东西，在握拳，在伸展，在触碰。这样的一种消失的经验，我忽然想到，这只有对人具有极高的关心，最深的关心的时候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一个消失的肢体。我在其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科学家，用一个旧的词，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人的关心。

　　因此，如果能够在我们的思考里面，在对历史的思考里面，找到这样的消失的空间，你看到的世界一定会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今天在我们的教育和思考里常常缺乏的那个部分，由于这些空洞没有被发现，所以那些过于饱满的叙述占据了太多的舞台位置。我有时候忍不住会想把这个过于完满的自我表述稍微打开一点点。我没有徐冰这样的能力，他的作品里面无字的表述本身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它忽然让我们知道叙述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