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10）

　　( 十 )

　　1951年5月20日，由于电影《武训传》片面歌颂武训精神给我国文化思想战线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以至使一些共产党人对历史事件和具体的历史人物及其历史思想失去了批评鉴赏的能力，甚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的现象，毛泽东目光如炬，洞察幽微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指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47页) 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毛泽东组织大量人员进行实地调査，编写了《武训历史调査记》。武训(1838--1896)早年丧父，家境贫困，幼年随母乞讨，20岁成为乞丐，30岁置田300亩，50岁创办义塾。武训行乞办学的义举被朝廷赏识，赐予黄马褂并封赐“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赞赏其“垂训于世 ”。就是这样一个在乞讨中为了几个铜板对有钱人费尽心机，丑态百出，对统治阶级竭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的人物。毛泽东指出：(一)“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二)“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三)“ 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89页)就是这样一种丑化污蔑底层人民的 “武训精神”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受到空前赞誉。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对《济金根》的批评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 武训从一个被压迫的贫苦阶级的人物，一跃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青睐眷顾的奴才代表，他代表和宣扬的思想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必然是为着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电影《武训传》表达和宣扬的思想主题显然与新时代的思想和气息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就谈到文艺暴露和歌颂的实质问题。指出： “一切危害人们群众的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知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的信心。”在看了《逼上梁山》后给该剧编导的信中曾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新时代的文学艺术更需要歌颂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歌颂被压迫的穷苦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走上武装斗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涌现出的可歌可泣的人民英雄。是具有反抗精神的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命运，而不是害怕人民革命武装斗争、向统治阶级妥协投降的“武训精神”改变了被压迫阶级的苦难命运。新中国刚刚建立，土地革命、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需要人民群众满腔热情、斗志昂扬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行列，而电影《武训传》宣言的消极思想和歌颂的投降精神与新的时代显然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时期积极进取与腐朽没落两种思想的斗争，是英勇斗争与妥协投降两种精神的较量。它对于拨乱反正，澄清人们的思想，鼓舞人民的斗志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在建设新中国的进程中，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西藏这个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神圣部分。西藏人口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占领和经营西藏的伟大战略构想，并将其改造成人民民主西藏的战略目标，视其为光荣而艰苦的任务。同时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必须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清楚地看到，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这是由于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及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阶级，打倒了帝国主义，各民族之间象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毛泽东在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指出：“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紧接着，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进军西藏训令。训令指出：“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随后，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告诫指出：“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毛泽东心系西藏人民，全心全意，心细如发，一片赤诚，天地可鉴。在《关于西藏的工作方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指出：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第二条是打通印度和内地地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谈话中开宗明义地说：这次解放军进军西藏，一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再是帮助西藏人民解除痛苦。毛泽东在一次与达赖喇嘛的交中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度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在致达赖喇嘛的信中谈到宗教问题时说：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和破坏。之前，在新疆省第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谈到宗教时指出：“宗教在阶级社会更加发展，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因之，宗教的消灭，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并一再重申：宗教信仰自由，人民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他后来还高屋建瓴地指出：“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 伊斯兰教、 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534页)毛泽东不仅关心西藏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关心西藏人民的精神生活。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将解放的农奴那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对幸福生活倾情赞美的心情展露得淋漓尽致。

　　土地革命、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51年10月23日​政协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总结了过去一年来取得的值得庆贺的成绩，然后说：“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会议之后，随之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反贪污、反浪费的“三反”、“五反”的群众革命运动。12月1日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指出：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只有增产节约这一条康庄大道，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它是既能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持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并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在1952年元旦献词中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元旦献词》《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中共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首当其冲，他们成为新中国贪污第一大案的首犯。 刘青山雇工出身，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张子善，学生出身，曾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他们过去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共和国年轻有为的高级干部。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还是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他们都曾进行过英勇斗争，建立过功绩。但是，在和平环境中，他们经不住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他们在任职期间，强取豪夺、穷凶极恶，大肆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物。无论是地方粮款、防汛水利转款，还是救灾粮款、治河民工供应粮款，以及骗取银行贷款、借用机关名义倒买倒卖，非法获取暴利，任意挥霍，过着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刘青山甚至吸毒成瘾。在极短的时间内，刘青山贪污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1.94亿元(旧币)。这样的蛀虫还留在党内吗?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气愤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啊!”毛泽东看过材料后，沉默许久，只说了两个字：“死刑。”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是看着刘、张成长起来的，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想向毛主席说情，自己又不敢，坚持要薄一波去反映情况。毛泽东对薄一波说：人家不来，叫你来，你就那么老实。薄一波不好说什么，只好笑笑。毛泽东一脸严肃，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严惩刘青山、张子善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集体整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让千千万万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毛泽东亲批斩杀有功之臣，又要求当地政府抚慰其后代，足见毛泽东治国的坚定魄力，为民的赤胆柔肠。如果说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次战役，那么，惩治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犯罪则是政治经济战线上的又一次战役，两次战役都深深地触及到人们的灵魂深处，这对于促进人们以健康积极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行列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具有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总结道：“经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极大地巩固了，财政和经济两方面的情况是极大地改善了，知识分子的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旧思想也获得改造了，或者正在改造中。”

　　毛泽东日理万机，在闲暇之际于1952年10月25日一行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视察。到达徐州后，登上龙云山，看到徐州周围山上树木稀少，有人说​可能与古战场有关，清朝乾隆皇帝还讲这个地方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时，毛泽东说：那是对劳动人民的污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穷山可以变成富山，恶水可以变成好水。毛泽东时刻关怀农村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51年9月就召开中共中央关于互助合作会议，随后又提出逐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并指示：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要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直到形成《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要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广大农民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并强调指出：“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农民“组织起来”的号召为农民走上幸福生活的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专列到达郑州后，毛泽东视察了黄河。他说：黄河既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给人们群众生命财产带来巨大危害的害河。一定要治服它，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随后到达邯郸，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凭吊，为烈士陵园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上荣光”。毛泽东此行还专程凭吊了长眠在英雄山的黄祖炎烈士。站在烈士墓前，毛泽东鞠躬致哀，抚摸着墓碑上“黄祖炎”三个字，深情地说：“祖炎，我来看你了!”忍不住热泪盈眶。然后缓缓地对陪伴而来的许世友司令员说：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办事认真，能文能武。他跑完了艰苦的长征路，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没有倒下，却遭反革命分子枪杀。我们必须严防反革命分子的报复，切不可疏忽大意，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绝不可姑息养奸，要坚决镇压。毛泽东单独凭吊一个烈士这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毛泽东与黄炎祖是风雨同舟的同志、战友，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兄弟。那是1929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地封锁围攻，率领部队向赣南挺进。赣南是黄祖炎的家乡，黄祖炎是赣南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早年参加革命时就读过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对毛泽东仰慕已久，心向往之，此次会面令年轻的黄炎祖激动不已。毛泽东长15岁，是良师益友，是兄长领导，特别是当面聆听毛泽东介绍井冈山的斗争经验教诲，更令他终生难忘，受益匪浅。1933年，担任中华苏维埃主席期间，是毛泽东政治生涯处于最低谷的时期，恰逢此时，黄炎祖出任毛泽东的秘书，成为毛泽东最困难时期的朋友。长征前在雩(yu)都毛泽东患重病，是黄炎祖连夜跑几十里路将傅连暲请来，才使毛泽东病愈康复。在延安时期，黄炎祖已不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但毛泽东有空经常去找黄炎祖聊天，每年春节亲自到黄炎祖住处看望拜年。1938年，黄炎祖离开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亲自登上宝塔山去送行，对黄炎祖的离别恋恋不舍，甚是感伤，眼眶里噙满泪水，说： “不知你我今后还能不能见面啊!”黄炎祖说：“革命成功了，我们再见面吧!”毛泽东又说：“我们在延安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又该你去冒险呢!”此次相见，竟成永别!黄祖炎遇害后，毛泽东十分震惊，扼腕痛惜，在百忙中亲拟通报，指示要汲取血的教训，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作了三次批示，以他独特的方式给予黄祖炎崇高的荣誉，表达对烈士的深厚感情和深切怀念。毛泽东重情重义、大爱无疆的精神深深感染和激励着人民。

　　1953年2月15至26日毛泽东到湖北、安徽、江苏、南京、天津等省市进行了为期10天地考察。毛泽东早就对危害人民群众的坏人坏事，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下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深恶痛绝，他一边发文要对这些熟视无睹的坏现象进行坚决斗争，一边身体力行到下面深入调査了解实情。出发前，召开了几次重大的会议。在讨论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问题总结时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总之，中心问题还是这样一个：凡是爱国者都会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理由不同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在讨论《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总结时讲话指出：这个预算是建筑在这样的信心上：我们现在是一边打仗，一边建设，而且是越打越有劲，越打使得建设越有劲，越建设使得打仗越有劲，不怕什么帝国主义。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议上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 毛泽东到各地视察，召开座谈会，到工厂、商店、街道，看望工人、农民、战士。在海军舰艇部队参观，提出人民海军的建设一定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并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了解三门峡水库的建设情况，询问关于治理黄河的情况，听取农村土改工作的汇报。察看长江，在得知长江一系列梯级水库“抵不住”一个三峡水库时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一个三峡水库;在视察汉水时，提出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并了解从汉水、丹江引水的可能性，最早提出“南水北调”构想。在听取汉口一街道工作情况的汇报后，提出要把经济核算的原则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国营商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要关心工人就业问题。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时动情地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毛泽东又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在了解九江农业生产情况后说：共产党从接管国民党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把眼睛盯住生产建设，不遗余力地抓好这个中心工作，要让历史证明，我们不仅能够领导好革命战争，而且也一定能够领导好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毛泽东到几个省市走一走的目的，就是为了听一听下面的意见，有助于中央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是他注重调査研究的一贯作风。他说：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他们成了土地的主人，我们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也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在考察中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又强调：我们是革命的阶段论者，不是把两个阶段截然分开，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社会主义因素一年年增加上去，社会主义就来了。要防止急躁情绪，政权到了我们手里，这是性急不得的。(以上参考《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第38-45页)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满腔热情，对革命事业脚踏实地、勇于探索的工作作风是留给执政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明确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苏联和东欧以及国民党时期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把他们搞垮完事，不采取积极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它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的。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泽东从理论和思想的高度帮助提高人们对“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并指明了方向：“我们可能经过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并消灭资本主义。”(见上书第128页)毛泽东对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见上书第123页)毛泽东随后又对办好农村生产合作社指出：它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做极为重要的事。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农民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最后地解除自己的贫穷。”(见上书第183页)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毛泽东就这样孜孜以求地带领他的领导集体在探索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发表《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予以悼念​。文章指出： “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中国的一切成就如果没有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斯大林和苏维埃共和国而不会忘恩负义。 在一次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检讨财经工作盲目冒进的错误时，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饭，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很多错我都有份。最后说：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要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还强调：要谦虚，不要骄傲、妄自尊大，要苦学苦干，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并定下几条规定：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些规定，就是谦虚的态度。再次强调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见上书第155页)在宣传总路线的提纲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样做，才有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力量，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他向全党全国人民规划着美好的前景。他还写道： “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见上书第206页)建国初期，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的战斗洗礼，毛泽东严于解剖自己，胸襟坦荡，积极倡导坚持虚心好学和坚忍的精神，使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作风清正廉明，新中国大地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待续)

　　2015.9.9-12.26.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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