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四）

21.侯忠全老头

　　侯忠全年轻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村子上的老人还可以记得，当他二十来岁的时候，在村子上曾是一个多么伶俐的小伙子。他家里在那时还很过得去，有十九亩半地，三间瓦房。他又在私塾里念了两年书，识得下许多字。他爱看个唱本本，戏本本，那些充满了忠孝节义悲欢离合的故事曾迷惑了他。他沉醉在那些英雄烈女，忠臣义仆，轰轰烈烈的情节里。他又常把这些故事讲给他的邻舍听，许多年轻人都围绕在他周围。他又学会了唱，扮谁像谁。过年的时候，村子上人都要找他，就爱看他的戏，他的父亲也禁止不得。他又讨了一个村子上最漂亮的姑娘，生了个白胖的小子，他父母正乐得什么似的。可是那年遭了年馑，他们借了他叔爷爷侯鼎臣家三石粮食，也就糊过去了。第二年利也没还上。侯鼎臣没有逼他们要账，只常常叫他媳妇去帮忙做针线，他们也没有什么话说，也不好有意见，这是人情呀！又是自己一家，叫去，就去吧。只怪他媳妇也是水性杨花，和侯鼎臣的大儿子殿财竟勾搭上了。

　　侯忠全听到了一两句风声，也不问青红皂白把媳妇叫回来打了一顿，要休她，媳妇心里觉得委屈，一赌气在夜晚便跳了井。殿财看见他心爱的女人死了，愤气不过，唆使了那女人娘家和他打官司。他坐了两个月大狱，赔了六亩地，才算把这案情了结。父亲气得生了一场病，到年底就死了，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母亲要他又到叔爷爷家去借，他不肯，赌气过了年，母亲自己去借了十串钱埋了父亲。他在家里憋不过这口闷气，跑到口外帮别人拉骆驼，成年累月在沙漠地里跑。他开始还幻想着另打江山，发笔财回家。可是望不断的白云，走不尽的沙丘，月亮圆了又缺了，大雁飞去又飞回……整整五个年头，侯忠全的蓝布褂子穿破了，老羊皮短袄没有了袖子，家里带了信来，娘躺在炕上等他回去咽气呢。他没有法子，走回家去。家里已经住了别的人，娘搬在破庙后的一间土房里。他的白胖孩子成了一个又瘦又黑的小猴子。娘看见他回来了，倒高兴，病就转轻了。

　　娘能起炕的时候，他却病倒了。娘守着他，求神问卜，替他找医生，也不知道钱从哪里来的，等他病好了，才明白几亩地全给了他叔爷爷了。可是现在他不能再走了，他得留在村子上给人家种地。这时候鼎臣和侯殿财都死了，他的第二个儿当了家。侯殿魁把他找了去，说：“咱们还是叔伯叔侄，咱哥哥做的事，也就算了，让亡灵超生吧。如今你的地在老人手上就顶了债，只怪你时运不好。你总得养活你娘你儿子，你原来的那块地，还是由你种吧，一年随你给我几石租子。”他低着头，没说什么，就答应了。

　　搬到侯殿魁的两间破屋去，算是看在一家人面上，没要钱。从此侯忠全不再唱戏了，也不说故事。有好些年他躲着村上人，他把所有的劳力都花在土地上。他要在劳动之中忘记他过去的事，他要在劳动之中麻木自己。一年四季，侯殿魁常来找他，他就也常去帮忙。他不愿计较这些小事了，能做的他就去做。母亲也常去帮忙做饭做针线。到秋后把上好的粮食也拿了去，自己吃些坏的。侯殿魁总让他欠着点租子，还给他们几件破烂衣服，好使他们感谢他。侯殿魁更是个信佛的人，常常劝他皈依天帝；家里有了说善书的人，便找了他去。他有时觉得有些安慰，有时更对天起了怨怼，觉得太不公平了。正在这时，好像就对他这种怨恨来一个惩罚似的，他的孩子又因为出了天花死了。他的生活就更没有了生气，村子上就好像没有了这么个人。

　　直到他母亲又替他找了个媳妇，这才又和人有了来往。这媳妇不漂亮，也不会说，他对她也很平常。可是这个穷女人却以她的勤劳，她的温厚稳定了他。他又有了孩子，他慢慢才又回复到过去的一种平和的生活了。他不再躲着人，甚至有时还讲故事。不过不再讲杨家将，也不讲苏武牧羊，他却只讲从侯殿魁那里听来的一些因果报应，拿极端迷信的宿命论的教义，来劝人为善。他对命运已经投降，把一切都被苛待都宽恕了，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到自己的命上。他用一种赎罪的心情，迎接着未来的时日。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泰然的过下去，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生活着，他全家人都劳动，都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他不只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的让吸血者俘虏了去。他成为一个可亲的老头儿，也就常成为一个可笑的老头儿了。

　　今年春上，大家斗争侯殿魁，很多人就来找他，要他出来算帐。他不肯，他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他要拿回来了，下世还得变牛变马。所以后来他硬把给他的一亩半地给退了回去。这次他还是从前的那种想法，八路军道理讲得是好，可是几千年了，他从他读过的听过的所有的书本本上知道，没有穷人当家的。朱洪武是个穷人出身，打的为穷人的旗子，可是他做了皇帝，头几年还好，后来也就变了，还不是为的他们自己一伙人，老百姓还是老百姓。

　　他看见村子上一些后生也不从长打算，只顾眼前，跟着八路后边哄，他倒替他们捏着一把汗呢。所以他不准他儿子和这些人接近，有什么事他就自己出头，心想六十多岁的人了，万一不好，也不要紧，一生没做亏心事，不怕见阎王的。但他在脸上却不表示自己的思想，人家说好的时候，也只捻着胡子笑笑。他明白，一只手是挡不住决了堤的洪水的；但他并没有料到，这泛滥了的洪水，是要冲到他家里去，连他自己也要被淹死的。

22.尽量做到的一致

　　不愉快的夜晚过去了。当张裕民回家以后，这三个工作组的同志是曾有过争辩的，但并不剧烈。文采同志以他的冷静，忍受了他们的率直。由于他在人事上的老练，也没有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他也为着要把工作搞好，为着大家团结，文采同志是做到从未有过的宽容。虽然他并未被说服，也没有取消对他们的成见，但表面上总算一致，没有什么隔阂。

　　早饭以后，这院子里又热闹了。李昌带了黑板报的稿子来，又带来了他们在春天编好的一个梆子戏剧本。杨亮替他修改稿子。胡立功拉着二胡，他就唱起梆子来了。接着，村干部又都集合在这里了。文采同志向他们征求意见，想从干部中能解决一切问题，却又不能分别他们意见的是非，因为缺乏真实的材料作为依据，他要他们酝酿斗争对象。于是他们又吵成一片，又笑成一片；当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他们就吵着，如同那晚在合作社：张正典和李昌对李子俊的分歧，张正典和程仁对顾涌的分歧。后来他们说到侯殿魁的花花牛的事，全体就笑了，侯殿魁把公款买了一个花牛，说是自己的。他们又说起侯殿魁在村子上设一贯道，赵全功还说自己也去磕过一个头，他学着侯殿魁的神气说：“荒乱之年，黎民遭劫，入了道，可以骑烈马上西天嘛！……”

　　赵全功这么一说，把大家说得高兴了，又要他背诵真言，赵全功便念着：“双关窍，无太佛弥勒，子亥相掐怀中抱，阿弥陀佛……”李昌便告诉文采他们，今年春天斗争老侯的时候，老侯说有病，不肯来开会，后来硬把他拉了出来，赵全功还打了他一耳光，说害了他，骗他入了道。他们又提到江世荣，又觉得他已经被斗过了，甚至有人还以为他现在态度好。不知是谁提出许有武的狗腿子王荣，说去年就有人要斗争他的，没斗成；今年春上，区里同志说斗争目标不能太多，又放松了他。许有武当大乡长时，什么事都是他跑腿，后来许有武到新保安搞煤炭组合，他也去帮他做事，两只狗眼，可势利呢。

　　他兄弟是个残废，他占了他的财产，却不给他吃好的，也不替他聘老婆。大家把他说了半天，可是后来一查他的财产时，原来他到如今还是个穷汉，勉勉强强连中农也算不上，他的残废兄弟也不过三亩半坡地，又不能劳动，全靠他养着呢，这怎么够得上条件呢？但大家认为仍须要彻底斗争和彻底清算。

　　这个会开得很长，人名提得很多，凡是有出租地的或土地多的，凡是当过甲长的，都提到了，材料也谈出了很多，可是没有结果。这些人都应该被清算，分别轻重，但似乎在这之中，找出一个最典型的人来，这个人是突出的罪大恶极，是可以由于他而燃烧起群众的怒火来的就没有。这些村干部每当提到一个人的时候，似乎都够条件了，但一详细研究，就又觉得为难。他们说：“咱们村上就找不出一个像孟家沟的陈武。”陈武过去克扣人，打人，强奸妇女，后来又打死过区干部；陈武私自埋有几杆枪，几百发子弹；陈武和范堡的特务在地里开会，陷害治安员，这些事都是有证据的，老百姓都知道。老百姓一知道这人该个死罪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也不怕，大家就把他往死里斗。暖水屯就没有一个这样的恶霸，也没有像白槐庄的李功德那么大的地主，有一百多顷地，建立过大伙房。假如暖水屯有那么大的地主，那么多的地，每户都可以成为中农了，还怕大家不肯起来？他们算来算去，怎么也找不出一两个为首的人来，到下午他们就散了。文采同志要他们到老百姓里面去打听，现在暂时不做决定；假如真的没有，也就不一定要斗争。干部们一听这话，气就更松了，却也不好再说什么，他们只得退出来，又准备今天晚上的农会去了。

　　文采同志在他们走后，写了一个汇报给区上，征求区上的意见，却并未给任何人看，他把它夹在一个记录本子里，等有机会的时候，叫一个民兵送到区上去，自己便又一个人，预备这天晚上的时事讲述了。他觉得胡立功反对他讲话，真是可笑：“农民什么也不知道，你不讲给他听，他不明白，他如何肯起来呀！胡立功只希望有一个热热闹闹的斗争大会，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架空的想法吗？”

　　他也承认自己是缺乏经验的，但他也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比他高明。他们的微薄经验，有什么重大价值呢？没有总结过的经验，没有把经验提升为理论，那都是片面的，不足恃的。他承认他们比他会接近群众，一天到晚他们都不在家，可是这并不就等于承认他们正确。指导一个运动，是要善于引导群众思想，掌握群众情绪，满足群众要求，而并非成天同几个老百姓一道就可以了事的。毛主席完全了解中国人民，提出各种适时的办法，可是他就不可能成天和老百姓一起。所谓群众观点，要融会贯通的去了解，并非死死的去做。只有这些幼稚的人，拿起一知半解，当《圣经》看呢。但他还是原谅了他们。他觉得他们都只能是半知识分子和半工农分子，两者都有点，两者都不够，正因为两者都不够，就很难工作了。文采觉得自己还是要同情他们，在工作上也需要团结他们。这么想来，文采就比较坦然于对他们的让步了。

　　后来文采同志感到一个人在屋子里很寂寞。他很想知道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在搞些什么，而且这群村干部们又在搞什么，他们究竟怎样想呢。于是他放下了笔，一个人踱到街头上来。

23.“下到群众里面去”

　　街上静静的，巷口上坐了两个女人，叽叽喳喳在谈话，看见文采同志走过来，就都停住了，四个眼睛定定的望着他。文采同志心里想，女人们总喜欢说闲话，她们为什么大白天跑到巷口上来说话呢，也不做活？两个女人等他一走过，便又叽叽喳喳起来，文采听不清，也听不懂，好像这次正说他自己，他只好装做完全不知道，转过巷口，向北走去了。他走到街头上，看不见一个认识的人。戏台前的槐树下，有一个西瓜摊，四五个老头子蹲在那里，他们并非买西瓜吃，就像守候着什么人似的。豆腐坊里面伸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头，特为来看他，又掉转脸去向里面说什么。文采一时不知向哪里走才好，去买西瓜吃，也不好，他便踱到黑板报跟前。

　　那上边的稿子他曾在早上看过的，他便又从头读一次。那字写得很工整，整齐，李昌曾经说过那姓刘的教员很好，有一笔不坏的字。他一面读着稿子，一面就想着那几个老头一定在看着他的后影，那个豆腐坊也许伸出两个人头了。他并不怕这些人看他说他，可是总不舒服。他便又离开了这个地方，走到小学校去。也许胡立功在那里教歌，替他们排霸王鞭。这个曾在剧团里工作过的青年人，是不会隐藏他的兴趣的，他觉得能找到胡立功也很好。他踱进了校门。院子里也是静悄悄的，忽然从门侧边的一个小房里，走出一个穿短衣的人来，他向着这个闯入者极谦逊的让着：“进来坐坐么，嘿，嘿，请，请……”

　　“你们还在上课？”文采只得问了。

　　“是，是，还没下课，一会儿就下课。”

　　文采跟着他走进了一间屋子，像客室的样子。靠窗放了一张方桌，桌上玻璃匣内放了一个八音钟，一边一个帽筒。对面墙上挂了一张孙中山的石印像，旁边是毛主席的画像。像的两旁，贴了两条油光纸的标语：“为人民服务”，“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下边花花绿绿的贴了许多小学生的作文和图画。靠左放了一张矮的长柜，柜头上卷着一床铺盖。右边墙头，密密的挂着两排霸王鞭，鞭上还有大红和粉红的纸花。主人忙着请文采同志坐，又忙着在靠柜子的桌上倒过一杯茶来。

　　“请喝茶，请喝茶，嘿，简陋得很，嘿，简陋得很。”

　　文采便又问：“你是这学校里的么？”

　　“是，是，鄙人就在这里。嘿……”

　　“你姓什么？”文采又不得不问。

　　“敝姓刘。”

　　文采同志才想起，他就是教员，他便再问：“那黑板报是你写的吧？”

　　“不敢，不敢，写得不像话。”

　　文采同志再望望他，是一个快四十岁的人，长脸，眼睛很细，有点像近视，鼻子很大，头发很长，白布褂子很脏。他那过分拘谨的样子，使文采十分不快，他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文采又问了他几句，他总是恭恭敬敬的答应着。文采有些不耐了，只好说：“我们的同志不在你这里么？我是来找他们的。”

　　“刚刚走，胡同志刚刚走。要不，我替您找去。”

　　“不必，不必。”文采便走出来了。这时里面正下课，像黄蜂分窝似的，一群孩子冲了出来，大嚷大唱的。有的还冲到前面来看他。一大堆就拥在他后边，嘻嘻哈哈的学他开会讲话的口气：“老乡们，懂不懂？精密不精密？”文采很不习惯这种混乱，却只好装出不在乎，连连往外走。刘教员不安的送出来，追在他后边，还咕噜着：“请指教，请指教……”

　　文采跳出了校门，感到一阵轻松。他昂头走回去，却忽然有人在合作社窗口叫他了：“文主任！”

　　这是治安员张正典，不知为什么，他叫他主任。

　　文采赶忙走过去，张正典接着喊：“来参观参观咱们的合作社吧。”

　　从窗口望进去，里面有两柜子货物，全是些日用品，还有一张面柜，一块案板，一个打烧饼的炉子。张正典好像刚喝过酒似的，脸有些红，里面一个小个子忙走出来招呼。张正典介绍着：“这是咱们合作社的主任，任天华，是个好买卖人，有一手。”

　　文采同志觉得应该同他谈谈合作社的生意，便稍稍问了他几句。任天华并不像商人样子，很老实，一句一句的答应他。文采想起张裕民曾说过有事到合作社来找他，他便问：

　　“张裕民常在你这里的么？”

　　“是的，他常在这里。”　

 　文采看了看张正典的脸，又看了一看柜子上的一个酒坛，觉得明白了许多。

　　张正典看见文采同志不肯进来，便从窗口里跳了出去，顺口问：“主任，你是要找张裕民么？他家离这儿不远，就在这西头。”

　　“不，我随便问问的。”

　　“张裕民公私都忙，一天到晚只见人找他。哈……”

　　“什么？”文采觉得那话里面有文章。

　　“主任，这次要分胜利果实的话，你替咱三哥分上三间好北屋吧。张裕民现在住的那一间东房可是不行，又有他兄弟。哈……”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

　　“呵，就是，对着嘛！主任，你得喝了他的酒才走呵！”

　　“是谁家？事情怎样了呢？”

　　“那还要问，是一个寡妇，人家地倒不少，也就是缺房子。哈……”

　　文采听到这些话，心里很不高兴，但也觉得有些自得，自己的眼光究竟还不错。他便再朝北走去，想同张正典再说点什么。

　　张正典便跟了过去，张正典告诉他说，他自己也是解放前就参加了党的，只因为自己老实，干不了什么事，治安员也是挂个名，什么事都是张三哥一个人办了。后来他又说出了他对这次清算斗争的估计是闹不起来。文采再三问他的理由，他总是吞吞吐吐不肯说，最后才说：“主任！你看嘛，放着封建地主，为啥老百姓不敢斗？那关系全是在干部们嘛！你说，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长大的，不是亲戚就是邻舍，唉——，有私情就总难办事嘛……主任，你还有不明白的？”至于这里面是谁有私情，他就不肯说了，他们一直走到村口上。

　　当他们再走回来的时候，文采看见街边上站得有个年轻男人，黑黑的，抱着两个拳头，冷冷地望着他们。文采觉得很面熟，便问他：“你没有下地去么？”

　　那个人还没有答应，张正典却说了：“我走了，主任，你回吧。”他在身后一下便不知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个黑汉子却仰头向街对面的人们说：“白天也见鬼，嗯，邪究不胜正，你们看，嗯……溜了。”

　　街对面的人说：“唉，刘满，回家去吧，你家里的找你吃饭找了半天了，你看你这两天，唉，平下心来干活吧。”那黑汉子把膀子一撒：“嗯，干活？如今就干个土地改革么！”他又掉转脸来问文采：“同志，是不是？”

　　文采觉得这人有些神经失常的样子，便不再问下去，一直往回走。那个叫刘满的人便又站住了，抱着拳头，眼送着他回去。　　文采走回家的时候，家里还是没有人。韩老汉已经拉开风箱在做晚饭了。他的孙子坐在房门口，玩一个去掉了翅膀的蚱蜢。

24.果树园

　　这时张裕民和杨亮还留在果树园里。熟了的果子已经渐渐多了起来。他们两人慢慢地走。从树叶中漏进来的稀疏的阳光，斑斑点点铺在地上，洒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一边吃着果子，一边已经摘了满满的一篮。这是张裕民舅舅郭全的，他在去年清算复仇后，分得许有武的五分果木园子。杨亮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致。望不见头的大果树林，听到有些地方传来人们讲话的声音，却见不到一个人影。葫芦冰的枝条，向树干周围伸张，像一座大的宝盖，庄严沉重。一棵葫芦冰所盖覆的地面，简直可以修一所小房子。

　　上边密密地垂着深红，浅红，深绿，淡绿，红红绿绿的肥硕的果实。有时他们可以伸手去摘，有时就弯着腰低着头走过树下，以免碰着累累下垂的果子。人们在这里眼睛总是忙不过来，看见一个最大的，忽然又看见一个最圆最红最光的。并且鼻子也不得空，欢喜不断的去吸取和辨别各种香味，这各式各样的香味是多么的沁人心肺呵！这里的果子以葫芦冰为最多，间或有几棵苹果树，或者海棠果。海棠果一串串的垂下来，红得比花还鲜艳，杨亮忍不住摘了一小串拿在手里玩着。这里梨树也不少，梨子结得又重又密，把枝条都倒拉下来了。　　杨亮每走过一棵树，就要问这是谁家的。当他知道又是属于穷人的时候，他就禁不住喜悦。那葫芦冰就似乎更闪耀着胜利的红润，他便替这些树主计算起来了，他问道：“这么一株树的果子，至少有二百斤吧？”

　　“差太远了。像今年这么个大年，每棵树至少也有八九百，千来斤呢。要是火车通了，价钱就还要高些。一亩果子顶不上十亩水地，也顶上七八亩，坡地就更说不上了。”

　　杨亮被这个数目字骇着了，把眼睛睁得更大。张裕民便又解释道：“真正受苦人还是喜欢水地，水地不像果木靠不住。你看今年结得多爱人，可是去年一颗也没结，连村上的孩子们都没个吃的。果子结得好，究竟不能当饭。你看这葫芦冰结得好看，闻起来香。可是不经放，比不得别的水果，得赶紧发出去。发得猛，果行里价钱就订得不像话了。你不要看张家口卖二三百元一斤，行里却只收一百元，再迟一点就只值七八十元一斤了，运费还在外。损了的就只能自己留着晒果干，给孩子们吃。”

　　杨亮又计算着这十亩地的收入。这十亩地原是许有武的，去年已经分给二十家赤穷户。假如这十亩地，可以收获三万斤，那么至少值钱三百万元。每家可分得十五万，合市价能折小米七百五十斤。三口之家，再拉扯点别的活计，就勉强可以过活了，要是还有一点地当然更好。杨亮不觉对这果木园发生大的兴趣，于是便更详细的问着全村果木的数字，和属主的姓名，也就是那些地主和富农的名字。　　他们走了一阵，仍觉得园子里很静，没有什么人。只有郭全老头儿一个人在他们摘过果子的树下去耙松土。把土梳得松松地，平平地。要是有人再去摘这树上的果子，土上面会留下脚印，他就能知道。

　　他们把果子账算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张裕民又接着他们在路上没谈完的话：“在会上我当然不能提，干部里面就有他的耳目呢。事情没闹成，他一抽身就又走了。再说，提出来了，通不过也是白费，谁心里也在琢磨着：‘出头椽子先烂’咧。你说，他们真的还不明白？”

　　“你不是已经派了民兵暗地监视着吗？”

　　“民兵也不敢全告诉呀！要是都能像张正国那才好。这是一条汉子，大义灭亲，死活只有一个党。”

　　“赵得禄是个老村长了，我看倒也是个精明人。他家里穷得那样子，老婆连件上衣也没有，这样的人也靠不住？”“这人心里明白，就脸软，拉不下来。今年借了江世荣两石粮食，还当人不知道，欠了人家的，就硬不起来了。唉，这几个人呀，各有各的藤藤绊绊。所以斗哪一个，也有人不愿意！”

　　“照你这么说来，村子上要拔胡槎，就得这个人。可是要斗这个人，首先干部就不可靠，是么？”

　　“着呀！咱也不说全不行，这里面要是有了一半不说话，你说别人要不要看眼色呢？有些话也只有咱们自己人说说，咱们别人不讲，单讲程仁，他过去是他的长工，后来又成了佃户，如今又当了农会主任，该积极了；嗯，这人啥事也能走在头里，就是这桩事装糊涂。你别看他老实，算一个好干部，唉，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总忘不了别人侄女给他的那个情分！老杨，你要还在咱们村再住上几天，你就全懂了。老百姓的眼睛在看着干部，干部却不肯带头，你说这事怎么办嘛！”“全村就没有一个敢走在头里的？咱们试着去找一找，总有受害深的肯出来。干部不出头，咱们先找群众，只要群众肯出头，就不怕干部讲私情。”

张裕民又说老百姓脑子没有转变的时候，凭你怎么讲也没用。他把侯忠全做例子来说明。张裕民过去领导过两次清算斗争，都觉得很容易。他觉得老百姓很听他的话。这次当他明白到不仅要使农民获得土地，而且要从获得土地中能团结起来真真翻身，明了自己是主人，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因此他显得更为慎重。同时在工作中又发生许多困难，他就甚至觉得很苦恼。但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他决不会消极的。他向杨亮说明这些情况之后，已经感觉轻快了许多。接着杨亮又鼓励了他，也使他勇气增加。尤其当他觉得杨亮并非一个没有办法的人，他就更感到有依靠了。他听从了杨亮的嘱咐，在今晚开完农会以后，把这件事重复向文采同志反映，大家要共同商量出一个办法来。

　　他看到天色已经不早，就先提着一篮果子走回去。杨亮便再走到郭全住的看园子小屋来。

　　这个老头有两撇八字胡，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老头子。他靠在屋外的一个树根上，仿佛很悠然自得。

　　杨亮看见他膝前篮子里捡得有十几个烂了的果子，便问：

　　“这有什么用呢？”

　　老头子笑了，含糊的说：“全是烂的，唉……还有半边不坏，晒干喝茶可好呢……”后来他睁眼望着杨亮说：“同志，以前连捡这么个烂的也不成呀！干望着这几棵树五六十年了，今年这才算有了三棵半树，就敢把这烂的丢了？不丢，不丢！”　　杨亮听到他这样说，又想起适才当他外甥来摘果子时他的慷慨样子，他指点着，他叫他们多摘些，他还说吃完了他会再送去，要张裕民不要来，他明白他外甥是个忙人。杨亮便不觉得说：“你这人太好了，看我们刚才摘了你那么多。”“多？不多。”老头子又正经的说，“这还不全是你们给咱的。你们是好人，你们把富人的东西全分给咱们穷人了。你们这回又来干这号子事，村子上人全明白呢。”

　　“咱们是什么人呢？为啥要干这号子事呢？”杨亮觉得这老头很有趣。

　　“你们，”老头子确切的笑了，“你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

　　你们的头子毛主席叫你们这么干的嘛！”

　　“毛主席又为啥呢？老伯，你再说说看。”

　　“他为咱们嘛！他为的是穷人，他是穷人王。”老头子仍然是很肯定的笑着。

　　“哈……”杨亮也靠在树干上笑开了。他笑过之后，却悄悄的问着老头子：“你们村上有共产党没有？”

　　“没有。咱们没有这个。”

　　“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咱村子上的人咱全认识，都是老百姓，没这个。”

　　“老伯，假若你们村上有共产党，你入不入？”杨亮试探着他。

　　“为啥不入？只要有人我就入，要是没有人，我一个人就不入。”

　　“一个人怕什么呢？”

　　“不怕什么，一个老头子办不了事呀！”

　　“呵……”杨亮觉得意外的高兴了，却更追下去，他告诉他村子上早就有党员了，只因为他不是，所以别人不告诉他。他劝他参加党，参加了党大家团结得更紧，更不怕那些坏蛋。翻身只有靠自己，才翻得牢。共产党是为了许多许多人的幸福的。老头子听得迷迷糊糊的笑着，结果他也告诉杨亮，假如他入党，得先找一个人商量商量。杨亮说：“这种事怎么能找人商量呢？只能你自己做主呀！万一碰着一个坏人了呢？”老头子便显出为难的样子，最后杨亮只好问他想和谁商量，老头子也低低的说：“咱外甥嘛！你看能成不能？”杨亮便又呵呵的大笑了，连连点头说：“能成，能成。”

　　天已经在黑下来，杨亮觉得这果园真使人留恋，他再三的去握老头子的手，告诉他，他将会再来看他。老头子也憨憨的高兴的笑着，要留杨亮吃晚饭。但杨亮却不得不去了，走以后还时时的回头望着这渐渐被黑暗模糊了的果木林，和模糊在林中的郭全老头儿。

25.合作社里

　　杨亮刚从北街上转到小学校院墙外，就听到对面合作社里嚷成一片。他赶忙走去，只见里面黑幢幢的，人影很杂乱，同时有很多人说话。他挤到程仁的跟前，只听程仁说：“你们这些人呀！做负担的时候，要你们报户口，你们怎么不报。如今么，一起一起来问。好，请你们大家来评评，爷儿俩光棍，也要算两户，咱们全村千来人口，能不能算做千来户？！你们恨不得把吃奶的娃娃都要算上一户，好分上二亩水地。你们也不想想，咱们村上能有多少点地嘛！这不是给人找麻烦！”

　　站在炕角边的那个年轻农民，看来只十八九岁，并不停止下去，他申辩道：“咱爹种的是李子俊的地，咱种的是江世荣的地，你们不知道？咱们一个炕上睡觉，可是做的两家活。

　　咱们老早就是各管各。”

　　“你赶紧讨老婆，生个儿子吧，那不就是三户了吗！”是谁在门口也投进来讽刺。

　　“可不是，今早李振东娘就说，她家得算五口人，因为她媳妇已经有了七个月身孕，这个娃儿也该算进去。咱就说，要是怀了只野猫呢，那老太婆气得直跳脚。……”这是农会的组织张步高。近两天来报户口，说分家了的就一伙一伙的来找他。

　　“哈……”接着是一阵哄笑。

　　“你们农会不管？”那个青年农民仍未被压服下去，气嘟嘟的不走。

　　“咱们农会管得可太多了，你的那个东西硬不硬起来，咱农会还得管上一手么？”张步高得意洋洋地。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色，语气中的报复味是很重的。他这一句话把满屋子人都说得大笑了，站在远处的也听清了，都响起朗朗的哗笑。

　　那个青年感到被羞辱了，他已再不能忍受，气汹汹的冲到张步高面前，只想伸出拳头来：“你欺侮人，你仗着你是农会组织，你欺侮人……”

　　杨亮正感觉得这玩笑开得太过分，想走过去解围，看见从人群中已经站出胡立功。胡立功一手拉住那个年轻人，一手按住张步高，说：“老乡，别生气，老张这个话可真说得不好。你们爷儿是一家还是两家，农会当然要管，农会得按理说，也不能怕麻烦。农会主任！你们农会还是讨论出一个章程来，照章程办事，对不对？”

　　“对，胡同志说得对，”程仁也觉得适才闹得不大好，赶忙来收场，他转向那年轻人说：“你回去，你和你爹的事，等咱们农会商量了再告诉你。”

　　张步高已趁势溜到了外屋，那年轻农民就不好再多说了，却并不即刻退走，他站在那里不动。

　　“你姓什么？”胡立功便问他。

　　“咱姓郭，叫郭富贵，咱爹叫郭柏仁。”

　　“你爷儿俩都是佃户？”

　　“是，他们都是种的别人的地，他爹种李子俊的八亩山水地，他种江世荣十亩旱地，一个在南头，一个在东头，相隔十里地。”群众中不知是谁代替他答了。

　　胡立功又向郭富贵说道：“你种江世荣的地，你要找江世荣去算账；你爹种李子俊的地，就要找李子俊去算帐。一个户口两个户口没关系，你懂不懂？”

　　旁边的人便附和着胡立功的话：“是呀！你们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各算各的，不就结了？”

　　“咱不会算，咱是会员，农会为啥不给咱去算？咱爹更不成。”

　　“要算账容易，你不会，我教你，只要你敢去；农会只能帮助你，却不能代替你，你明白不？”

　　“咱一个人去？”　　“你怕么？”　　“咱一个人说不上。”

　　“那么，你邀几个人去，……”胡立功正要问还有哪些人是江世荣的佃户，程仁却走出来打断了他的话，“你们挤在这里做啥呀，不买东西的出去，这里是合作社嘛！”程仁一边大声喊，一边悄悄的拿肘子碰杨亮，一边就去碰那个年轻人。有些人慢慢的走出去了。任天华点着一盏清油灯走到里间来。杨亮看见有个三十来岁的人站在房门边，两个圆鼓鼓的眼睛四面睃着，勉强赔着一副笑脸，想走进来又逡巡着。胡立功也注意到他，问道：“你找谁？”

　　“咳，……不找谁，主任，您，……”

　　“这是咱们的江村长。”站在胡立功旁边的李昌说了。

　　“咳……咱就是江世荣，打前年起章品同志就常到咱家里，还住在咱家里……”他小声的嘟哝着。

　　里屋外屋一共还剩七八个人，却都不说话。

　　杨亮对胡立功使了个眼色，说：“回家去吧。”他打头里就朝外走。

　　“对，”胡立功紧跟了出来，到了院子里悄声说：“哼！这些家伙可活动得厉害呢，小学校里那个任教员，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们俩到了街上，街上已经全黑了，他们就大步的朝韩家走去。在到家的转角处，仿佛有个黑影蹲在那里，胡立功急声问：“什么人？”

　　那个人却低低的答道：“放哨的。”杨亮走近去看，果然是个民兵，他已站了起来，杨亮好声的问：“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张裕民正在你们那里呢，董主任也在。”“呵，”他们已经走到了家，杨亮才又低声的说：“这村子可不简单，咱们告诉文采和老董，好好的计划着办吧。老董回来了更好，他总比咱们熟悉。”

26.区工会主任老董

　　屋子里很热闹，里峪还跟来了几个人，他们用热切的眼光望着文采同志。老董红涨着脸坐在炕那边，看样子已经说了半天了，只听他说：“那是个小村子，不行，他们也不会画表格，也不会打算盘，又没个地主，有几家富农，富农也不顶个啥。有个富农叫杨万兴，是个坏家伙，可以斗争一下。可是谁也不敢讲话，大家都说，人少了斗不起来。开了个干部会，全没信心。开了个农会，就咱一个人叨叨。赖泥下窑，烧不成个东西，白下力。谁也不说话，全像哑子一样……”

　　文采坐在炕这边哈哈的笑着，那几个干部有时点头，有时说“是呀，对着啦”来证实老董的汇报。这时胡立功也在旁边参预着他们的谈话，他插上去问：“你们那里就没有一个人会拨算盘？你们那个学校里的教员也不会？”

　　“没有一个拨得好的，教员当然会啦！”

　　“那就成，会加减法就成了。这个问题不是可以解决了么？”那个干部还在迟疑的笑。

　　“表格咱们给你们画个样子，拿做负担的户口册做底子，再重新调查一下，把自耕地、出租地、租种地、典当地、租外村地、外村租地分开来填写，再把水地、山水地、坡地、旱地、果木园、葡萄园、菜园注清楚。只要调查周到，没有遗误就行。你们只那么四五十户人家，就你们几个凑凑也就凑到一块儿了，那有什么难？字写不好，不要紧，只要你们有数，别人也看得清，就行，你们说是不是？”　　那几个干部在胡立功的愉快的影响和鼓励之下，比较活泼起来，他们说：“同志说的全对，咱们就是没闹过，只要你们来教教咱们就好，咱们就是请同志住到咱们村里去嘛。”他们又拿恳切的眼光望着文采，等文采说话。

　　张裕民又催着文采去开会，文采临走才答应里峪的人，明天他要亲自去看看。这把那几个人可喜欢透了，几个人拥在文采的后边，走了出去，连声说：“早一点来呵！到咱们那里吃早饭去吧。”

　　屋子里只留下他们三个人，杨亮问老董吃过饭没有，老董说在里峪吃过了，于是他们又重新谈到这村上的事。

　　老董今年够五十岁了，面孔红红的，上嘴唇和下巴颏光光的，胸脯臂膀长得顶有劲。打共产党从南山刚伸到三区来的时候，他就跟着打游击。有人嫌他年岁大，他说：“别看咱大几岁，咱们比比力气，比比腿劲，种庄稼不让你们，打游击更不让呢。”那时在三区负责的是章品同志，便把他收留了。开始只跟着跑，也不会使枪，看见了敌人，脚只往上跳，迈不开步子，嘴里酸辣，大伙儿笑他，可是经过了几次，他说：“死活一般大”，就不怕了。他们给了他一杆水连珠，又没有子弹，只好用七九子弹，打完一次，就要用通条通一次。这一带原来都是敌人占领的地方，据点又多，一时刚刚搞游击，可不容易。

　　有一次，他们二十来个人，跟章品同志在一个村子里开会，被敌人特务知道了，开来三四十人，还带一挺机关枪。那时他们只有一句话：“咱们革命要革到底，跳黄河一齐跳！”他们撤出了村子，埋伏好，敌人已经追到了。敌人清楚他们的力量，只有六杆枪，再加两杆水连珠，两杆湖北造；又全是刚放下锄头，才拿起枪的，瞄不准，心里慌。敌人开他们玩笑，大声喊：“三区游击队，我们交枪。看呵……这全是三八大盖，要不要？”游击队都气得没办法。章品说：“不怕，你们沉住气，大家都瞄准一个人，瞄那个戴皮帽子的。我叫一、二，你们一齐发，听到没有？”他们就照着这样办，十杆枪同时响，打伤了一个，大家都欢喜得跳起来了。后来还是这样办，一连打伤了三四个，敌人就赶忙逃走了。

　　老百姓马上擀面条，区分所买了五只鸡来，后来县上还奖了他们一支步枪。老董就更死心塌地跟着跑，过了三年比做长工还苦上百倍的生活：睡觉常是连个土炕都没有，就在野地里挖个土窑，铺点草；吃冻成冰了的窝窝。他学会了打枪，他做了一个忠实的党员，只要上级有个命令，死也不怕。后来他们把他放在区上工会工作，工会主任调走后，他就又当主任了。他是一个肯干的党员干部，却还不习惯用思想。他喜欢老老实实的做一两件事，苦一点也不要紧，却怕独当一面，要自做主张。这次区上派他到暖水屯来，虽然因为他是里峪的人，可以熟习些，但主要还是由于已经有了文采几个人，让他跟着当向导，也可以学习学习。区上对于文采是做到了十分敬重和完全相信，老董也就带着他的依靠心理，一道来了。文采又派他去里峪，他就落得顺便回家去看看他久别的哥哥了。暖水屯的情况他既没有去了解，连他过去所了解的，也没有很好向这几个人来反映。

　　当杨亮和胡立功把这两天来所搜集到的材料告诉他，而又加以分析的时候，他还没认为有什么值得研究，他却考虑到自己有一件事要不要告诉他们。当他回到里峪的时候，他哥哥正闹肚子疼。他哥哥劝他回到村上来，分上两亩地，他年岁也不小了，受的苦也不少了，哥儿俩过两年太平日子吧。他拒绝这个建议，他说他活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鬼，还得替老百姓办事呢。但他哥哥却说到他自己身体已经不很好，兄弟俩到如今都是光棍，连个女人边也没挨着，就算为老百姓办事，总也得替祖先留个后呀。他哥哥又说本村有个寡妇，年纪虽然已经四十岁了，看样子身体还不错，可以生育，也会做人家；他自己是不行了，他想托人给他弟弟做媒。

　　如今弟弟是个干部，不愁女家不答应。老董是个没讨过女人的人，听到这些话，脸也红了，还不好意思，嘴里说：“你真是说笑话！”心里却不安定起来。村上干部也说他革命有功劳，要给他分三亩葡萄园子。他没说话。他做几十年长工，连做梦也没想到有三亩葡萄园子，他很想要，他还可以抽空回家耕种，他哥哥也能帮他照顾。可是这事万一区上同志不赞成呢？说他自私自利，说他落后呢？同时他又想，他不能吃公家一辈子，他要有几亩地，他还可以吃自己的。说自私自利，他又没有发财，不过他可以有地劳动嘛。毛主席说实行“耕者有其田”，他不是种了几十年的地么，为什么就不可以有田呢？最后他决定，只要不会受处分，他就要地：至于老婆，过一阵再说吧。只是到底会不会受处分，他就捉摸不定了。他只想和面前的两个人商量商量，而这两人丝毫没有体会到他的心情，一点也不给他讲话的机会，全心一意，尽在那里说什么干部作风，打通思想，扩大组织，加强武装……后来他们看见老董精神不好的样子，就说他这两天太辛苦了，要他休息，他们便到会场去了。

　　这天晚上的会，人数虽然没有第一天多，散会仍然很晚。文采同志为了要说服农民的变天思想，他不得不详细的分析目前的时局。他讲了国民党地区的民主运动，和兵心厌战，又讲了美国人民和苏联的强大。他从高树勋讲到刘善本，从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讲到马西努，又讲到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暗杀。最后才讲到四平街的保卫战，以及大同外围的战斗。说八路军已经把大同包围起来了，最多半个月就可以拿下来。这些讲话是有意义的，有些人听得很有趣。可惜的是讲得比较深，名词太多，听不懂，时间太长，精神支不住，到后来又有许多人睡着了。但文采同志的热心，恨不得一时把心都呕给他们，让他们什么也明白，所以他无法压缩自己的语言。

　　散会后，他自己觉得非常疲惫，头昏昏的，一到家，倒头便睡了。杨亮他们也就只得把计划推迟到第二天去。可是第二天文采仍没有空，他已经答应了里峪，他连简单的工作也没布置，匆匆忙忙催着老董就走了。而且在里峪滞留了两整天和一个晚上，他在那里又替他们开了两个会，把在暖水屯讲的又重复了一遍。杨亮和胡立功便商量着如何再去进行调查，尤其是要找出证据来，证明张裕民讲的那些事实，和如何在群众中去执行点火的任务。

27.“买卖果子”

　　自从工作团的同志到了村子上之后，小学校也就更为显得热闹。打架告状的事多了起来，常常会听到里面有人喊起来：“打倒封建小地主！”于是也就有孩子哭了。胡立功去教过一次唱歌，这个歌非常为那些穷孩子所爱唱，一下了课就要高兴的唱：“地主压迫咱，压迫了多少年，……咱们要团结起来把账算，把账算……”清脆的童音，响遍了每个角落。当他们一群群挤在一堆玩耍的时候，他们之中会有一两个顽皮的，故意的用肩去撞那些平日比较穿得好的地主家的孩子，有意的去侮辱他们。而那些孩子便尖声的叫了起来，教员们就不得不常要解决这些纠纷。刘教员从来也不骂这些穷孩子，最多只不过说：“找他们没有用呀，他们不能负这个责。”他又安慰那些在现在变得孱弱了的孩子：“你们将来要好好劳动，靠自己生活，做一个好公民，劝你们的父母，要不，迟早都要挨打的……”

　　但任教员就不是这样，他用威胁的眼光去望着那些没有袜子穿的孩子们，他不敢大声骂他们，只低声的恨道：“别兴头的太早了，看‘中央’军来了，一个一个收拾你们这些兔崽子！”有些孩子便被他吓住了，不敢再调皮，有些孩子便又悄悄的去告刘教员，刘教员把这些都放在心上，不马上说出来。任教员也用劝告的同情的口吻去暗示那些孩子，希望他们把这些含义都带回到家里去。他不只在学校里显得忙碌，放了学又要去串门子。他到过几家地主家里，说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加重别人的不安，然后再给他们一些希望，一些勇气。

　　世界不会长久这样的，有钱的人在共产党里永远是受不完的罪。但共产党是斗不过老蒋的，纵然斗过了，也斗不过一个美国，迟早要把他们扫光的。他本人也并不富有，他是一个没落下来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是他对那些有钱人却有同情，愿意为他们奔走，希望在那些人的牙缝里把自己肥胖起来。他不喜欢穷人，嫉视那些替穷人办事的干部。他愿望土地改革不成功，搞出乱子来，至少搞得不好。

　　当老董从里峪回来的那个傍晚，任国忠又踱到李子俊家里去，这是李子俊最后的一栋家宅了。门廊很高，一上去就有两三个台阶，包了铁皮的大门，虚掩着。他一直冲了进去，一拐弯，忽然两只狗从空廊上向他送来一阵疯狂的狺叫，幸好已经用一根大铁链拴在柱子上。他快步的站到院子中，喊了声“大哥”，却没有人答应，半天才从上房里走出李子俊的大女儿李兰英。这十一岁的小姑娘也刚从学校回来不久，脸上还留着墨迹，她一看见是学校的教员，便规规矩矩的站着问道：“找爹吗？爹不在家。”

　　“你娘呢？”任国忠向四周搜索着，只见院子里铅丝上晾着几件小孩的衣裤，和一个大红绸子的妇女的围胸。东屋外边晒了两大筛子果片。

　　小姑娘迟疑了一下，才说：“娘在后院。”

　　任国忠心里已经明白，但还要走进去看，这时小姑娘便跑下台阶来，赶快向左转过去。她走在头前，一边说：“娘有事呢，”看见没有法子阻止住他，便大声嚷：“娘！娘！有人找你，任老师来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生得很丰腴的女人，从堆草的房里急忙走了出来，脸上还显着惊惶和不安，却笑着说：“我当是谁呢？快回上房里坐去。”她的花标布衫子上和头发上全挂着一些草。

　　“大嫂！你把红契藏在草堆里也是不中用的！”任国忠用着坏心思来打趣她。

　　这个女人曾经是吴家堡首富的闺女，从小使唤着丫鬟仆妇，而且是出名的白俊。她听到任国忠的话，不觉一怔，却立即镇定了下来，笑着回答：“红契么，早拿出来放在抽屉里了。你是来拿红契的么？成！只要农会答应你。”

　　“咱不是来拿红契的，迟早有人来拿。”任国忠又向她飞过一个分不清是什么意思的眼色。

　　她并没有把他引向上屋，却引到了东屋。这间屋里有个大炕，炕前安了两口大锅。炕对面立放着两个装碗盏的柜子，像一个杂货铺似的，摆满了油盐酱醋的坛子，都擦得亮亮的。她用一个放亮的铜勺子在水缸里舀了一勺水，倒在一个花瓷盆里去洗手，手上全是些泥土末。任国忠便又笑着说：“唉，看把你们那些有钱奶奶们折腾的！”

　　李子俊老婆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在娘家什么也不会做，只知道绣点草儿、花儿玩耍。嫁到李家来，头几年日子过的还不错。可是李子俊是个大烟鬼，又耍钱，租子不少，还不够花，年年多少都要卖点地。有一年钱文贵撺掇他当伪甲长，别人当甲长积攒家财，他是个大头，结果给人耍了，又卖了一百亩地和一座房子，才赔清款项。央人求告，送了钱文贵好大一笔人情，好容易才脱了这件差事。这两年，论收入还是不少，他们家是雇得起长工的。雇个人做做饭，挑挑水，跑个城里，要方便得多。可是老婆不赞成，老婆看着世道不对劲，便劝着他：“就那么一点地了，你又不掌财，村上人的眼睛都看着你呢，少抖一下吧。”

　　她就下决心自己下厨。原来她还只看到村子上几个汉奸混子，怕他们把李子俊的几个钱骗完，她就吃苦一些，自己做，到收租的时候，自己也上前，不让全落到丈夫手里，自己抓一把，攒些私房，也是怕将来不好过。后来一解放，眼看着张裕民他们得了势，她就知道事情更不好闹，于是就更要装穷，更不肯雇人了，吃穿都省俭了下来。见了村干部总是笑脸迎人，说李子俊已经把烟戒了，又说他身体坏，说自己四个孩子都小，丈夫又不可靠，将来还不知怎么过日子呢。她教出来的孩子也机灵，从不得罪人，功课好，但孩子们心里都明白，到家里就再也不唱在学校里的歌子，也不讲那些开会的事。她恨钱文贵那伙人，李子俊是受他们欺侮的，可是她更怕张裕民他们。有时她还特意做点东西请张裕民，她知道他爱喝一口酒，但那个曾当过她们长工的人，却摆足了架子，不给她脸面，一点也不喝就走了。

　　半个月前她曾回娘家，吴家堡也正闹得激烈，她哥哥吴自强跑到涿鹿城里，又被农民追回来，连百年的红契都给人要走了。如今是六亲同运，大河里的水向东流，没法儿挽回的啦。她一回来，就叫李子俊去张家口躲一阵。她一人留在家里，她是个妇道，难道张裕民他们好来难为她？拼着多说些好话，求求人，总可以挡一阵。可是李子俊想着去也是枉然，又不能长久在外边混，他又不是有办法的人，自己琢磨村上仇人不多，所以就捱着，也想看看风色。白天他就在果木园子里，晚上偶然回来一转。女人成天就设法东藏一个箱子，满满的装着首饰衣服，西又藏一缸粮食，总想把所有的东西全埋在地下。一颗心悬在半空里，一天到晚，盼不到太阳落了土，又盼不到太阳再出来。有时还要出门转一转，打听点消息告诉丈夫去。

　　这女人洗过了手，便拿钥匙去开南屋的门。三间南屋里满满堆着一些用具和装粮食的缸，还有一些不知是装了什么的大篮子小篮子。这本来油漆得很漂亮的，炕围上都描满了花的屋子，却蒙着灰尘，挤得不像样，窗户上又钉了一层苇席，怕别人看见那里面有那么丰富的宝藏，因此白天也没有一丝阳光进来，充满一股什么气味。女人匆匆地量了半钵子白面，赶回厨房来陪客，她知道任国忠也不过是个两面三刀的势利人，可是她知道从他那里总能听到一点什么消息。“哟！那么多白面，你看你们尽吃好的，不共你们的产还共谁的去！”任国忠又跟着她走回厨房，故意的说。

　　“共就共吧，左右这么点家产，迟早是个完，你高兴什么？

　　又不会有你的份！你们在学校，听到什么么？”

　　“没有听到什么，只听说又要闹清算，说去年没有被清算的人，今年就要轮到了，今年特别的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大地主！”

　　那女人又是一怔，却连和面的手也没停，继续问：“什么叫个封建剥削大地主呢？”

　　“黑板报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了，就指的你们吃租子的嘛！要消灭个干干净净呢。”

　　女人心一凉，手便停住了。正想再问怎样个消灭法，却听到南屋走廊上的狗又叫了起来，接着就是叱狗的声音。女人知道几个替她们卖果子的又来吃晚饭了，他伸头出去说：“嗯，可不来得正好，你们这两天太辛苦了，今晚咱们烙些饼吃吧。哈哈，刚好碰着这位任老师，他就说咱面多，眼红，要共咱的产了。行，粮食是地上长的，谁吃不是一样？左右都是自己人，哈……”随着她的笑声，进来了三条高大汉子，脸都看不清，好像都敞着上衣。

　　“到炕上去坐吧，让我来点灯。”这原来很嫩的手，捧着一盏高脚灯送到炕桌上去，擦根洋火点燃了它。红黄色的灯光便在那丰满的脸上跳跃着，眼睛便更灵活清澈得像一汪水。有个男人坐到炕头去拉起风箱来，女人还客气的说：“你歇着吧，你已经跑了一天，让我来，这锅里有开水，先喝点！”

　　任国忠觉得在这里看这个女人向那几个受苦的傻子献殷勤，很没意思，他便问道：“李大哥呢？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可说不准，”但在她踌躇了一下之后，却接着说：“你就为的那桩果子买卖么？那你就到园子里去找他。”

　　“什么果子买卖？”任国忠刚一怀疑，随即就明白了，他望了这三个人一眼，忙答道：“就为的这事，不找他也行，等他回来你告给他吧。不早了，我回去啦！”他不等女人再说什么，就跑走了。在门口又碰到几个刚回家的孩子，一人手里拿了两个果子，他问他们：“你爹还在园子里么？”

　　几个孩子望也没望他，随口答：“在呢，爹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