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不朽的鲁迅先生

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
 

　　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也是先生离开人世80周年。在人世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依然活着。诚哉斯言！鲁迅就是一位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伟大的历史人物。

　　在20世纪中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艰难困苦、不懈奋斗磨炼出无数杰出人物，毛泽东和鲁迅就是其中两位空前的民族英雄。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位文学家像鲁迅那样，在他生前身后直到今天，受到那么多的误解、攻击和亵渎；也没有一位文学家像鲁迅那样，受到那么多革命者、进步人士和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景仰和爱戴，一直绵延到今天。鲁迅作为“民族魂”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真切而深刻地理解鲁迅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经典著作中，有两处直接涉及对鲁迅的评价。他在论述五四以来中国锻造了一支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时说：“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他在论述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遭到失败时说：“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同上书，第702页）在文化战线，甚至在整个革命营垒，获得毛泽东如此崇高评价的，唯有鲁迅一人。这是毛泽东对鲁迅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文化反“围剿”中的主将作用及其著作的思想价值的高度认同和赞扬。他们两人从未谋面，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1938年1月，他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上海地下党为他买来了一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他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忙中找闲，认真阅读。这套全集一直伴随他进了中南海，1949年底他出访苏联时，还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在途中阅读。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鲁迅诗集》《鲁迅手稿选集三编》以及许多单行本，他都读过。晚年他刚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视力稍有恢复就要读新印的大字线装的《鲁迅全集》，并写下批注。毛泽东说过，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是的，鲁迅的作品（包括小说、杂文、诗歌和政论等）是不朽的。

　　今日之中国，仍然需要鲁迅，呼唤鲁迅的精神，对鲁迅精神的任何淡化、矮化和曲解都是站不住脚的。

　　学习鲁迅以激越的爱国主义为底色的革命精神

　　青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剪掉了辫子，他在“断发照”上题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深沉地反映了青年报国之志。可以说，鲁迅一生都在践行他的这个爱国志向。　　鸦片战争以来，大概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大的侵略战争，清王朝先是抵抗一阵，继之妥协乞降，最后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告终。战争过后，似乎一切又归于平静，幻想着“同治中兴”、盛世再来。这种麻木状态吞噬着我们的国魂，消磨人们的意志。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经营了30年的所谓洋务自强运动，惨败于东方小国日本，惊醒了国人，于是有了改造国民性的呼声，有了思想启蒙运动。青年鲁迅对救国的探索，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历程。开始，他希望通过医学强壮国人的体魄，使我们的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当他看到侵略者屠杀我们同胞时，许多国人竟然成了麻木的“看客”，这使他认识到医学虽然能医治人的疾病，却挽救不了人的灵魂。这个认识使他弃医从文，走上革命文学的道路。

　　鲁迅在战斗的道路上经历过痛苦和苦闷，在苦苦求索中寻找国家的新的出路。十月革命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时开始，他热情支持新文化运动，用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融合在一起，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通过他对中国社会的深沉观察，同时革命者的鲜血也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从一个进化论者进到阶级论者，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

　　时至今日，却有人否定作为革命家的鲁迅，把他包装成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这种论调，我们不妨引用瞿秋白是怎样评价鲁迅的，就十分清楚了。瞿秋白在给他选编的《鲁迅杂感选集》写的序中，详尽而深刻严谨地评价了鲁迅杂文和鲁迅其人，他把鲁迅杂感所体现的革命文艺最宝贵的精神内涵概括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他深入研究了鲁迅的人生历程，把它概括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他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瞿秋白在这里指出，鲁迅正是在血的教训中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鲁迅宣布的“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表达了他的信仰并为之而战斗。这难道不是对鲁迅一生最好的写照吗？鲁迅对瞿秋白的这个评价是深为满意的。鲁迅和瞿秋白的战斗友谊是十分感人的，正如鲁迅写给瞿秋白的条幅所表达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里顺便指出，现在有人把鲁迅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事实，因为过去在对鲁迅的评价中有过某些过头话，就当作笑话加以揶揄。事实上，鲁迅在当时就希望“有一些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有“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的人。他也正是这样属意于瞿秋白的。鲁迅还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浦力汗诺夫（今译普列汉诺夫——引者注）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鲁迅的心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相通的。1932年夏秋之间，陈赓将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秘密前往上海治伤，他曾向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讲述苏区斗争的故事，有人把它整理后送给鲁迅看。鲁迅看后非常兴奋，特邀请陈赓到家里见面。陈赓后来回忆这次见面的情景，他说，鲁迅先生那天兴致很好，我们在那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夜深了才离开。鲁迅先生当时最关心的就是苏区的群众生活，他提了许多问题，例如苏区的土地改革等。鲁迅先生是很熟悉农民的，他听到过去那些屈辱的、受压迫最深重的人们，都伸直腰站起来战斗了，他是很兴奋的。陈赓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当他和鲁迅先生谈到苏区某些房子，在四面都开了窗子时，鲁迅先生立刻就注意了这件事，他说：这是因为人民生活好了，已经知道注意居住的卫生条件，四面都开窗子，空气一定很流通了，这是一个进步。鲁迅是很熟悉农民的，他笔下的阿Ｑ、闰土、祥林嫂这些受屈辱、受压迫的人物，在这片神奇的红色土地上站立起来了，真正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也获得自身的进步；所以，他对陈赓介绍人民怎样亲自送子弟参加红军的情景时，感到十分兴奋而又特别新鲜。鲁迅在白色恐怖下把这些材料和陈赓介绍反围剿战斗手绘的一张简易的地图都珍藏起来，他本来准备写一本关于红军的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完成。许多共产党人也是把鲁迅看作最可靠的同志。1934年底，杰出的共产党人方志敏被俘后，受尽敌人酷刑，但他仍以极大毅力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当他面对死亡考虑如何把文稿送到党中央时，他想到的就是通过鲁迅实现这一愿望。一位受到他的革命精神感召而改变立场的看守，辗转把手稿送到鲁迅手里，鲁迅很好地完成了革命烈士的委托。在1936年鲁迅生命最后一年的日记里，多次出现“陈蜕”这个名字，他是邹素寒的化名，受中共北方局姚依林委托，带一封秘密信件到上海设法找到最可靠的同志，以便同在陕北的党中央恢复联系。当时，曹靖华向他介绍上海最可靠的同志就是鲁迅。他到上海找到鲁迅后，鲁迅同样不顾危险完成了这件事情，并尽一切可能帮助这位青年地下工作者。解放后，邹素寒改名邹鲁风，他谈到改名的原因时深情地说：“山东不是简称‘鲁’吗，抗战期间，我在山东打游击，为纪念这段生活，故改用这名；其次，‘一二·九’风暴中，我到上海请鲁迅先生帮忙替党办点事情，鲁迅先生对我是那样无微不至的关切，使我深受感动。为了仰慕他、感念他这无比崇高的革命风格，故称‘鲁风’，也就是说，以鲁迅先生的风格为典范，向他学习吧。”上述这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鲁迅的革命精神，鲁迅同党的亲密关系。

　　现在，一些人把凡是说鲁迅向往革命、是革命家的，就一律斥为“严重扭曲了鲁迅的形象”，对革命的畏惧和憎恨，简直到了神经质的地步。鲁迅先生难道不是革命家吗？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受到世人尊敬的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写的《追忆鲁迅先生》一文，她回忆说：“我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从南京来的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设宴请客，鲁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鲁迅这句话，是明白无误地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斗而骄傲。这时鲁迅当已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特别是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工作，就住在鲁迅家中；冯雪峰参加过长征，自然会向鲁迅详细介绍，鲁迅为“中国的夏伯阳们”的胜利而欣慰和庆贺是可以理解的。宋庆龄还回忆鲁迅逝世那天她赶到鲁迅家里的情景，她满怀深情地说：“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这些难道不是对鲁迅正确评价的最好佐证吗？！

　　鲁迅的道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爱国主义是一种对祖国的崇高感情，也是对祖国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近代中国，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的。在理想信念严重缺失的今天，弘扬鲁迅以激越的爱国主义为底色的革命精神，是我们的时代和事业的需要。

　　学习鲁迅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韧”的战斗精神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战斗精神的自我写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不久，鲁迅先生就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密令通缉，罪名是“堕落文人”，这个通缉密令一直到鲁迅先生去世也没有取消。他面对被通缉、被迫害的危险，毫不畏惧，毫不退缩，一往无前地把一支支利箭射向敌人的营垒；他无情地剥去两千多年来封建文化思想的伪装，使它们露出真面目；他具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敌人一个也不饶恕。当有人抱怨他缺少“费厄泼赖”精神的时候，鲁迅觉得，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空洞地喊公允的口号，只能是对弱者的损害。他说：“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 这就是鲁迅的精神！

　　鲁迅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1930年3月，他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说过一个作家如果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如果不理解革命的深切含义，“‘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他热切希望不但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而且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 “韧”。所谓“韧”，就是不把文学看成是敲门砖，“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而是要永远为人民大众呐喊。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先生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

　　鲁迅晚年肺病日益严重，许多朋友都希望他能转地疗养。苏联方面早就要请鲁迅去游历和疗养，请他全家都去。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一再动员，鲁迅总是犹豫不决，她只好请茅盾帮忙动员。这时鲁迅担心出国就会脱离国内实际，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当茅盾告诉他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在国外还可以写文章寄回国内发表。他算了算路途来往的时间，然后说道：“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茅盾安慰他说：“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而鲁迅念念不忘的是工作，是战斗，最终也无法说服他。茅盾只好把鲁迅的话转告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 鲁迅病逝于1936年10月19日，而他最后的一篇杂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写于10月17日。可以说，鲁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鲁迅是在中国革命处在低潮的情况下，毅然站到革命营垒中来的。从此以后，他没有犹豫、观望和动摇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他最可宝贵的品格，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今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情况下，“被头挂退”的情况在一些人当中时有发生，他们要蛀空自己曾经信誓旦旦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像鲁迅那样，用“韧”的战斗精神，来击退这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逆流。

　　学习鲁迅善于用“匕首”和“投枪”的批判精神

　　在鲁迅身上，体现了学者与战士这两种品格的完美统一。作为学者，他博学多才，文思泉涌，完全可以写出更多的大部头著作，而且他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用极大的精力用于杂文和政论文的写作，用杂文这样犀利的“匕首”和“投枪”进行战斗。这会使我们想起晚年恩格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除了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外，也有自己许多的写作计划，但他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也为了这位伟大的朋友，把主要精力用来整理马克思的文稿。这虽然使他自己的许多写作计划，特别是他原来准备撰写的《马克思传》都未能动手，深为遗憾。但正是恩格斯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使《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得以完整问世，可谓功高至伟。鲁迅先生在那特务密布、文禁如毛、动辄获罪的黑暗年代，以杂文为武器，使他成为冲锋陷阵的英勇旗手，成为反文化“围剿”的主将。

　　今天，鲁迅的文章在中学教材中已经渐行渐远，不少人认为鲁迅的杂文已经过时。其实不然。鲁迅的“匕首”和“投枪”是指向一切黑暗势力和丑陋现象的，它所体现的批判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更何况，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那种黑恶、腐败、丑陋的东西还少吗？那种以“西化”为有趣，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指向的种种错误思潮仍在肆虐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像鲁迅那样加以鞭挞和批判吗？！难道不应该弘扬鲁迅作为民族魂的批判精神把人们引向光明的境地吗？！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绝不能够放弃应有的批评和批判的精神；如果是那样的话，和谐社会就会成为乌托邦式的幻影。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放弃必要斗争的和谐是不存在的，甚至会走向它的反面。恩格斯说过：“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同样需要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批判精神。

　　 （来源：《红旗文稿》第19期；作者梁柱：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