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另类史鉴（第六章）

第六章 市场经济与本末之争

　　至此，我们从官僚政治的角度观察了中华传统社会，看到了这个政治制度的不治之症。事实上，自清末民初起，就有许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势引发了国人的深思。其中一些人以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社会对比，得出了中国社会落后源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结论。在主流学界观点看来，市场经济是最优越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是150年前我们落后挨打的主要根源。从这个观点看，连鸦片战争都有理由为大英帝国辩护。《历史教学》2003年12期发表张宏伟、蔡中坚的论文《鸦片战争也应有“维护商业”性质》，更有人在天涯论坛上发文，称鸦片战争被“误读”，“其实质是反垄断和贸易自由”。(见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04090.shtml)《历史教学》的读者群是中学教师，市场经济的神圣地位就通过这样的渠道注入下一代的头脑。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成了学界深信不疑的济世良方，整整30年间，甚至直到现在，市场经济仍是我们改革的终极目标，西方相关理论是各项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中国真的缺乏市场经济的经验吗?传统中国有无资本主义萌芽?萌芽于何时?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真能解释近代中国史吗?成了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归根结底，市场经济真的就是济世良方吗?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真的就反映了经济现实吗?

　　我们还需从这个视角，进一步观察中华文明。

　　6.1 市场经济的滥觞

　　传说中有“神农作市”、“祝融作市”(《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谯周《古史考》、先秦史官《世本》)。对神农时期的集市贸易，《周易•系辞下》描述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注意“天下之民”、“天下之货”可见其规模之大。

　　《尚书•酒诰》载：“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殷人靠长途贸易为业，养家糊口。可见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有了市场经济，以至于“商”这个部落名称，在汉语里成了business的称谓。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货币，最早被用作货币的，是贝壳。这在汉字上留下的深刻的印迹，货、贷、费、贸、资、赀、财、购、贿、赂、贪、赊、赈、買、賣、赏、贱、账、贩、赚、赢、贫、贵等与货币相关的字，均从“贝”。到商代，青铜工业发展起来，就出现了铜仿贝。“殷、周同用贝为货币，‘贝’字常见于甲文及铜器中”(钱穆《国史大纲》第一编上古文化三代之部)《史记•殷本纪》载，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栗”，而武王克商后，则“发鹿台之钱，散鉅桥之粟。”(《逸周书•克殷解》)可见此时货币已经与粮食一道，成为国家政权聚散的对象。

　　周王朝都城的布局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周礼•考工记•匠人》），即左为祖庙，右为社禝，前面是国王居住、办公的“朝”，后面则是市场。可见“市”为国都中与祖庙、社、朝并列的四大布局之一。

　　“市”的功能是：“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大市，日仄而市，百族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周礼•地官•司市》)

　　除了都城，王畿内的道路上也设有市，“凡国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周礼•地官•遗人》)。可见道路上每50里设一市，市里还有存积物资的“候馆”。

　　各诸侯国，无论是“百乘之国”、“千乘之国”还是“万乘之国”，均“中而立市”。(《管子•揆度篇》)可见各诸侯国首府，都设立有市场。

　　至于地方上，“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乡。”(《管子•乘马篇》)可见当时地方上的最小单位是“暴”，方六里，五暴成一“部”，五部成一“聚”，五聚成一“乡”，而市设在聚这一级，故每乡有五个市。

　　甚至周代的井田制也与市有关。《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市井”一词即来自“因井田以为市”，即农村的集市。

　　考古发现，商周手工业高度发达，这要求商业相应的发达。史籍中记载的，市场的广泛分布，旁证了这一点。《史记•苏秦列传》载：“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货殖列传》载：“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表明当时工商业的一般利润率为2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6节末尾的注250中，引证《评论家季刊》说：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周代的资金利润率一般能达到20%，可见当时的资本是“活跃”的。富商大贾的涌现和他们对政治的积极干预旁证了这一点。资本的“活跃”甚至感染了以“止谤”而著称于史的周厉王。他对主张“专利”的荣夷公十分欣赏，大夫芮良夫谏曰：

　　“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国语•周语》)。

　　芮良夫指出：“专利”即垄断一切有利可图的百物间的交换。“专利”势必导致“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匹夫专利”，会被人们视为盗贼，如果“王而行之”，则“周必败”。

　　厉王不听芮良夫之劝，用荣夷公之策，其结果“王流于彘”，厉王被国人驱逐。

　　6.2 春秋到两汉的市场经济

　　春秋时期，重商主义曾广泛存在，如齐国的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四民”之分，指出其各有功用，尚无“重”、“抑”之分，并建立商业区供商人经营“处商就市井”，且令“商之子恒为商”(《国语•齐语》)。

　　郑国的子产与商人达成协议：“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转•鲁昭公十六年》)

　　卫国的卫文侯以“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的政策，追求复兴。

　　晋国大夫魏绛，在劝晋侯和戎狄时，论据之一是：“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左传》襄公四年)可见与戎狄的贸易在晋国分量之重。

　　《诗经•氓》讲述一个男子向女子求婚的故事，其开首第一句却是“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男子托交易的名义接近女子，可见交易已经司空见惯，甚至可用于掩护其它行为。

　　《国语•齐语》描述了当时商人们的经营：“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商业交换活动的发展水平，已积累了相当的实践经验，足以总结出相应的经营理论。越国的计然就总结出：

　　“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货殖列传》)。

　　在计然的理论里，已隐然将“以钱生钱”作为经营的核心目标，所以中心不是积累货物，而是判断货物是否已达“贵极”、“贱极”的程度，据此作出吞、吐决策。而在整个经营过程中，则应追求“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在不断的周转中，寻求货币的增殖。范蠡就是用“计然之计”，囤积居奇，而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

　　《管子•揆度篇》则讨论了市场规模与商业计划的时空范围间的关系：

　　“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估计)五十里。一日定虑(计划)，二日定载，三日出境，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

　　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

　　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

　　百乘之国的市场，计划的时间在5日内，距离在50里内;千乘之国的市场，计划的时间在10日内，距离在50里外;万乘之国的市场，计划的时间在20日内，距离在500里内。

　　而现实中，许多政治性都邑因商业的发达而繁荣起来。战国时期，临淄、邯郸、阳翟、洛阳、郢、大梁等诸侯国的都邑，都发展成了大的商业城市。苏秦描述临淄道：

　　“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袵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战国策•齐策一》)

　　可见其繁华。而位于今菏泽定陶县的古陶邑，则因居于济水南岸，邗沟、鸿沟、菏水等运河的开凿，使之“居天下之中”，因而发展成一个纯经济性的城市，大商人子贡、范蠡先后在这里大展身手，成为天下巨富。

　　春秋战国时，跨国贸易已经出现，其基础当然是中原各国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正如张仪对魏王所云：“诸侯四通，条达辐辏，……从郑至梁(大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战国策•魏策一》)

　　国际贸易导致天下物资周流，“四海之内若一家”，对此史籍多有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管子•小匡》载：商人“服牛车，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

　　《荀子•王制篇》载：“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转移)”，“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天下”观念日渐普及，而“国”则日渐成为一个有限的行政单元。另一方面，产生出一批富甲王侯的富商大贾。如范蠡辞去越国官职后，下海经商，很快暴富，被称为商圣。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子贡，是个投机商人“臆则屡中”，“家累千金”，(《论语•先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所至，诸侯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当时鲁国大夫叔孙武叔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论语•子张》)

　　这些富商大贾甚至间或参与国际政治行动。如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郑商人弦高去周经商，在滑国遇袭郑的秦师。遂以郑国使者名义，送4张熟牛皮、12头牛犒秦师，使秦军误以为军情泄露而归。(《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春秋中期，晋大夫荀罃成为楚国的俘虏，囚于邲。一位郑国的贾人曾企图把荀罃密置在货车中救出，但因“未行，而楚人归之”失败。事后荀罃“善视”这为贾人，他不敢居功，去了齐国。(《左传•成公三年》)

　　到了战国时期，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开始被注意到。战国魏文侯时的李悝指出“农伤则国贫”，所以必须“尽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对于手工业，他认为“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在那个年代，“雕文刻镂”、“锦绣纂组”是精英集团的奢侈性消费，有害于国力的积累。抑制奢侈性的手工业，也就抑制了基于其上的商业。李悝重农抑商政策使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可见重农抑商是当时统治集团探索出的成功经验。

　　事实上，精英集团奢侈性消费为当时诸多学派所关注。墨子就强烈主张“崇俭”、“节用”、“节葬”、“非乐”，既反对“奢侈之君”，也反对“淫僻之民”。墨子称：.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韗鞄、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第二十一》）

　　主张工商业以“足以奉给民用”为限。他认为：

　　“王公大人们的奢侈浪费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是极大的；这些人力、物力可用于奢侈品的生产，也可用于民生必须品的生产；如果转用于后者，就可以使社会财富成倍增长。”（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一卷》）

　　许行的农家向往原始共产社会，主张精英集团“与民并耕而食”，尤其厌恶商业欺诈：“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

　　即使主张发展工商业的东国法家，也意识到工商业过度发展的隐患：“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结果”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国贫而用不足。”(《管子•权修》《管子•七法》)他们观察到，精英集团奢侈性消费是百姓饥寒之源：“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管子•重令第十五》)其后果危及社会安定：“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管子•八观第十三》)

　　到商鞅在秦国变法，目的在强国。在他看来，农、战乃强国之本，所以需杜绝一切农、战之外获得名利的途径，为此他提出了“能事本者禁末富。”(《商君书•壹言》)的主张，这就是“利出一空”。商鞅是最先提出“本”、“末”概念的人，开启了“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的先河。但在实践中，秦并未堵塞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大工商业主中，生活在秦时的就有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卓氏、程郑、孔氏、曹邴氏。商鞅变法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但秦的速亡又使重商主义再次盛行。

　　赵靖指出：“西汉前期虽然在理论上强调‘重本抑末’，而实际上除了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外，没有采取更重要的具体行动”(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到孝惠、吕后时就“弛商贾之律”，直到汉武帝之前，奉行黄老之术的朝廷，准许私人经营冶铁、制盐、甚至铸钱等利润巨厚的工商业。“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富豪迅速膨胀，到了西汉末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贷，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汉书-仲长统传》)。富豪甚至到了可以“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的地步。南阳樊重的田庄，“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 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水经注•比水注》)而这一切建立在他“世善农稼，好货殖”，“广开田土300余顷”，大肆兼并土地的基础上(《后汉书•樊宏传》)。

　　到汉哀帝时，豪强膨胀，土地高度集中，百姓生存极度艰难。谏大夫鲍宣痛陈民有七亡七死：“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汉书 鲍宣传》)

　　东汉政权建立在一大批豪强支持的基础上。豪强势力的发展更无障碍，如前述南阳豪强樊重就是光武帝刘秀的外公。后来投奔刘备的糜竺，其家族就是大商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鉅亿”(《三国志•麋竺传》)。

　　两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使遍布全国的交通网及其上的大都市迅速发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盐铁论•力耕》)。自秦以来，交通网高速发展，除了联系咸阳与北部边界，主要用于国防的秦直道外，向西北开通了从长安直到酒泉、敦煌，出玉门关接通西域的三千里通道，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开通了褒斜道、西南夷道，形成了从长安到云南的南方丝绸之路。在水路方面，通过开凿漕渠，整治黄河、渭水，保障了长安水运，到汉武帝元年，关东漕运粮达400万石。灵渠的开通则联通了中原与岭南地区。更重要的是，“车同轨、书同文”大大方便了远距离贸易，使商业兴盛起来，“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史记•货殖列传》)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网络的兴盛。秦汉时期的大都市有：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南阳)、成都。均为大型工商业重镇。出现在《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中的商业性都市还有：燕之涿、蓟;魏之温;轵，郑之阳翟;楚之宛邱;杨、平阳、陶、江陵、寿春、合肥、番禺等，“皆为天下名都”，已然形成了分布全国的商业城市网。

　　《盐铁论•力耕篇》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

　　以时人笔下的长安为例：“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三辅黄图》卷二)。“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班固《两都赋》)。

　　除了这正规的“九市”之外，长安还有“会市”“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八，引《三辅黄图》)这显然是大型的集贸市场。

　　对长安市场规模之巨大，市场交易之繁忙，市民之富庶，张衡在《西京赋》中描述道：“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

　　其他都市亦有类似记载，不赘。但关于洛阳的一则记载值得注意：

　　“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潜夫论•贵忠篇》见《后汉书•王符传》)。

　　“末业”即工商业，工商业者十倍于农夫，在大城市里可以理解。但虚伪游手十倍于工商业者，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意味着社会上已经存在大量的无业游民。这两个十倍，意味者一个农夫要为10个事“末业”者和100个“虚伪游手”提供衣食之资。更危险的是，不仅洛阳是这样，“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这样的态势，何以为继?

　　按王符的描述，城市人口占到99%以上，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一些证据表明，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经远超出了我们对一个农耕文明的想象。

　　汉宣帝临死之年，一个问题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汉书•宣帝纪》)。

　　两千多年后，何兹全回答道：

　　“其咎安在？其咎在于富商豪强的土地兼并。宣帝晚年的情况，更鲜明的显示汉代社会出现危急的原因是交换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租赋徭投的征收。”（何兹全《中国古代史》）

　　继承宣帝的是元帝，元帝名臣贡禹上疏论“末利深而惑于钱”之害时，指出“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汉书•贡禹传》)，即农业人口不足50%。

　　其他人则描述了当时人民流亡的情景:

　　贾捐之：“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汉书•贾捐之传》)。

　　鲍宣：“流民亡去城郭。盗贼并起”(《汉书•鲍宣传》)。

　　汉成帝：“间者郡国谷虽颇熟，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汉书•翟方进传》)。

　　据此，何兹全认为：

　　“贾捐之、鲍宣和成帝的话，反映西汉后期，城邑是集中了大量人口的。城邑人口和农村人口对比，不会像王符所说到一百比一，也或者不会是一半一半，但百分之四十或三十大约是会有的。”

　　“汉代临淄十万户，一户以五口计，已是五十万人口。百郡千县市邑万数，全国城市的人口总数，一定很多。”

　　“汉代大量人口是居于城邑的，说百分之三十、四十居于城邑，大约是不为过的。”(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

　　这样的城镇化率，意味这什么？与之对比，1996年中国城镇人口才占到总人口的30.48%，2003年才占到40.53%，2010年才达到4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而那个年代的产业结构，根本不足以吸纳如此之多的非农劳力，所以，王符对“虚伪游手”之庞大忧心忡忡。

　　与“虚伪游手”暴增并行的，是富商巨贾的暴发。朱伯康统计《史记•货殖列传》、《前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发现“秦汉时期‘富拟王侯’见于正史的商人有30多人，他们的资产在数千万以上，其他财富不到此数的富商大贾更多”(朱伯康等 《中国经济通史•上》)。“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力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者，不可胜数”(《史记•货值列传》)

　　正是这些“倾郡”、“倾县”、“倾乡”者的崛起，导致大批弱小宗族衰败、瓦解，向社会抛出大量“脱序人”，“脱序人”的大量出现，导致雇佣劳动盛行。战国到两汉，“庸耕”、“庸作”、“赁作”、“卖庸”、“客庸”、“庸以自给”之类记载充斥史籍，许多著名人物都有充当雇佣劳动者的经历，如陈涉、栾布、匡衡、倪宽、公沙穆、卫飒等等。自由的雇佣劳动力的出现，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必要的要素条件。流入城市的“脱序人”，少数在“末业”中找到生存空间，而多数则成为“虚伪游手”，那些没能流入城市者，则在山野草莱间，为“绿林”、“赤眉”、“铜马”、“黄巾”积累后备兵员。

　　更为严重的是，富商巨贾与皇家、官场关系密切。如广开铜矿，操铸钱业而富甲天下的邓通，就是汉文帝宠臣，又如吴王刘濞专山泽之饶，以成私威，最后发动吴楚七国之乱。“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前汉书•食货志》)

　　钱穆注意到：

　　“当时商贾经营事业，【据史记货殖传所载。】约可分为采冶、制造、种殖、畜牧、运输诸项。这些事业，第一有待于山泽禁地之解放，【详第五章】 第二则有赖于大规模之奴隶运用。”(钱穆 《国史大纲》第三编 秦汉之部)

　　这显示，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则需要巨量的自然资源，二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当时自然资源来自“山泽禁地之解放”（可见所谓“土地流转”之类问题，早在汉代就以别样形态出现过）；而劳动力只能在农民破产的基础上获得其来源（史学界曾长期争论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它在何时结束。汉代大规模存在奴隶的事实，成了双方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

　　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教训了当权者。早在文帝时，贾谊就主张“禁铜布”，即国家通过控制货币材料以垄断铸造权。文帝时的晁错则指出：商人“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其财富导致了巨大的政治势力：“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政、经优势使之成为土地兼并的主角“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前汉书•食货志》)汉武帝时“天下奢摩趋末，百姓多离农亩”，东方朔甚至指着皇帝的鼻子谴责道：“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前汉书•东方朔传》)

　　为了长治久安，当局不得不再次限制市场经济。汉武帝启用桑弘羊实施管制经济。但“事实证明，汉王朝虽多次严申抑商法令，而终汉之世，商贾势力不是越来越衰弱，而是越来越强大”(朱伯康等 《中国经济通史•上》)。到西汉末期，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农民破产流亡沦为奴隶，商人资本操纵社会经济，导致了剧烈的社会矛盾。

　　到西汉哀帝时，大司马师丹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详尽的措施：从诸侯王到吏民百姓，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量，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富商大贾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田产;田产、奴婢数量超过以上限制者，一律没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为庶人。这显然是缓解社会矛盾，挽救王朝的必要措施。但产官学一体化的豪强集团不可能接受这个损及其私利的改革。这个被束之高阁，沦为一纸空文。改革失败使刘姓皇统在社会上失去威望，导致了王莽代汉。

　　王莽的改制，则集中在土地问题、奴隶问题和货币问题上,然而，豪强之弊已入膏肓，西汉王朝只能覆灭。而依赖豪强势力重建的东汉政权，更不可能根治此弊。结果，两汉均被流民起义动摇国本，随后被自己养大的豪强们取代。

　　这一历史过程的带给人们的教训极为深刻。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始，天下大乱，中央政权衰败，外戚、宦官、军阀、豪强轮番登台，中原衰落导致外族入侵，史称“五胡乱华”。等到589年随灭陈，再次完成统一，整整用了405年！

　　这一过程中，集中了大量人口的商业都市，如洛阳、长安、徐州、荆州、寿春、一个个凋敝;广大国土上则是一片凄凉，曹操看到的是：“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建安七年军谯令)曹魏司空陈群称：“丧乱后人民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杜恕、蒋济亦有同样判断。

　　钱穆据史料汇总，称蜀亡时有94万人，吴亡时有230万人、魏平蜀时有443.3万人。三国合计767.3万人(钱穆《国史大纲》第四编)与之对比，汉平帝二年官方统计数据为5,959.5万人，汉桓帝永寿二年为5,648万人。经过汉末、三国的战乱，人口下降超过85%。而幸存的农民，则从两汉时的编户齐民，沦落为强宗豪族的“部曲”。

　　“如是则农民由国家的公民，【编户籍，纳租税。】一变而为豪族的私属。【纳质任，称部曲。“质任”即抵押，凡为部曲，必纳其亲属子女为抵押品，以表诚信。】实在是农民身分之降低。”（钱穆《国史大纲》第四编）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市场经济大发展，得到了这样的社会后果。

 

　　6.3 两宋—市场经济的一个高峰

 

　　“效率”与“公平”之辩，是当今主流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虽然他们对何为“效率”？是谁的“效率”？是什么“效率”故意含糊其辞，语焉不详。笔者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一书第二编第六章中，考察统计数据，发现在效率优先的30年中，最高的效率其实是资本拥有者积累资本的效率。

　　对“效率”与“公平”话题的关注，甚至延伸到史学界，有人认为宋代就是一个效率优先的社会：

　　“唐宋之际及进入宋代之后，对经济领域效率的注重逐渐取代了平等。宋代经济效率的提高，包括土地产权逐步由国家平均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向土地私有转换，出现了产权的明晰化趋势，国家权力对某些新兴经济领域控制相对薄弱。此外，制度和组织建立、变迁和运行所产生的社会交易成本也逐步降低，表现在社会商业信用的新体系逐渐形成与逐步完善化。例如在金融货币业方面，唐代后期，长安、扬州等商业发达城市中，豪商巨贾为便利货币的存取，已出现了许多专营钱币存取与贷出的金融机构柜坊，官吏豪商在柜坊中存钱，少则数万贯，多则至数百万贯。除了上述唐宋之际出现的钱币汇兑外，北宋时纸币交子的产生，正是社会商业信用建立的集中体现。纸币的出现，是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的重要例证。其次是宋王朝对于新兴产业部门的国家控制力逐步松弛。在工商业等流动性大，难以控制的领域开始出现经济效率方面的突破。”(谢元鲁：《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谢元鲁告诉我们，宋代的效率优先得益于土地私有化、私有产权的确立、行政控制放松、信用体系建立、金融业发展等。其受益者则是“商业发达城市”中的“豪商巨贾”、“官吏豪商”。这实际上描述了一个教科书上的标准市场经济的发展。

　　谢元鲁的描述可信吗?

　　两宋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所以有“千年田换八百主”（辛弃疾《最高楼》）之说。如此频换的“换主”一则说明土地的私有产权事实上已经确立，二则说明土地产权流转之频繁。其结果就是土地兼并激烈。所以产生了1.2节所引苏洵观察到的现象：“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苏洵：《嘉祜集》卷5《田制》。）

　　对这样的政策倾向，民间的感受是“轻农重商”：

　　“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刘攽《江南田家》)

　　土地兼并使“田主”迅速积累财富。史学界有一说法，称“唐宋社会乃至其后的明清社会”“为一个‘富民社会’”，以别于此前的“豪民社会”(见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前言》，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刁培俊：《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高楠、宋燕鹏：《宋代富民融入士人社会的途径》，《史学月刊》2008 年第1期。)

　　正是“富民社会”的消费能力，拉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宋以来，地主阶级的消费之所以能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关键就在于“富民社会”的这种社会结构。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市场在社会中发挥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历史作用。”(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方行也认为：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地主阶级消费的拉动(参见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富民”及其消费主要集中在工商业城市，尤其是京师，聚集着一个极为富有的阶级，“京师，天下富商大贾所聚”(《靖康纪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记得比较具体：“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家，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同时，因土地兼并而失去生计的“脱序人”也大量流入城市，导致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历史教课书称，北宋首都东京居民有20万户。程民生在《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中考证，那时平均每户7人，可见东京人口高达140万人。无怪乎《东京梦华录》描绘它“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增减十几万人，居然感觉不到。

　　另外三京也都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万户(70万人)以上的城市则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46个。与之对比，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有人估计宋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2%，甚至有人估计高达30%。与之对比，我们现代的城市人口比例到1984年才超过22%，1996年才超过30%。

　　“富民”的消费集中在餐饮、服务、娱乐业，拉动了这些行业的大发展。以至于“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东京梦华录》形象地描写出当年的首都东京的盛况：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在这首善之都，“富民”的消费极尽奢豪：

　　“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续资治通鉴长编》)

　　两人对饮就要花近百两银子，让人想起今天的“顺峰”、“天上人间”之类处所。支撑这样的盛世，需要分工高度发达的复杂经济结构。

　　成荫在《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述论》中指出：“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程度较深地介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活跃开封的城市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王俊奇在《宋代操办酒席的“四司六局”》中描述了专门为官府和富贵之家操办宴会的“四司六局”。王曾瑜在《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第5章中论及开封的租赁业，当时人们出行，可租车乃至“赁驴”。林正秋在《南宋都城临安》一书第8章中论及临安的“小经纪”，他们上门服务，服务的项目包括“供香饼”、“提茶瓶”、“打炭堑”、“补锅子”、“泥灶”、“整漏”等。李鹏涛在《略论宋代非纸质广告媒介》中认为：宋代“对广告媒介的利用由单一形式趋向多样化，出现将‘告示’、‘样品’与声势浩大的游行宣传、文娱活动、免费品评相结合的综合动态广告。”《清明上河图》被视为当时首都的实录，它描绘了七百七十多个人物，其中有船夫、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尚、尼姑、道士、江湖郎中、算命先生、摊贩、车夫、轿夫、乞丐。这些职业为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提供了生计。

　　支撑如此庞大的工商业城市，必须有外来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入。以粮食为例，龙登高指出：北宋时，两浙、江东、江西粮食大量由汴河北上运抵汴京。南宋时，东南商品粮输出地主要是江西和浙西，并多在东南内部流通，输入则远大于输出。浙东与福建食米输入来自浙西和广南，长江中游的荆湖与江西的粮食供给建康、徽州、池州等江东州府，也有一部分输入临安府及浙西。(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第115页，云南大学出版社，昆明，1994)可见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商品粮生产销售体系。

　　全汉升研究南宋时期稻米生产与贸易的状况，他从粮食贸易的发达推断当时交换经济的势力已经非常雄厚。(全汉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册)，商务印书馆，1948)

　　工商业的发达，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的结构。研究税赋结构演变的顾銮斋指出：

　　“北宋时，两税(注：即人头税和田赋)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佑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40%左右，及南宋绍兴、干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49%，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79%强。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56%强，加上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非农业税更达84.7%”

　　他进一步指出，非农业税比重上升，不是因为农业税征收量下降：

　　“赋税结构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中国南宋竟是舍弃了农业税而以商税作为政府财政的倚重对象吗?这里首先需要说明，所谓农业税的削减是相对商税的剧增而言的，但就农业税本身来说，即使是正税的征收，终两宋300余年，也基本维持一个大致统一的水平而未下降。如将与二税具有相同性质的附加税如和买、和籴、支移等考虑在内，则农业税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还有较大增长。漆侠先生估算了两宋的农业税额，认为，至南宋末年，包括附加税在内的农业税的征收较北宋增加了三四倍。”(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世界历史》[J] 2003年第4期)

　　可见工商税收何其丰厚。财政对市场经济的依赖，势必吸引官僚们的注意。同时商人势力的膨胀势必影响到官僚队伍的来源，清人沈垚指出，宋以来：“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两者作用的结果，导致其亦官亦商、倚权经商。官商一体势必将“争利于市”之风带入庙堂，使腐败以不可遏制之势膨胀。

　　太平兴国年间，四川地区食盐的官价与市价差距很大，官价“斤为钱七十”，市价“斤为钱或至数百”。于是官商勾结，通同作弊，“贱市于官，贵粜于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四月辛卯），大赚其钱。

　　北宋李清臣描述道：“起而牟利，贾贩江湖，干讬郡邑，商筭盈缩，秤较毫厘，匿关市之征，逐舟车之动，以规什一之得。进则王官，退则为市人;进则冕笏而治事，号为民师，退则妄觊苟获，不顾行义。”(李清臣：《议官》，吕祖谦：《皇朝文鉴》卷106)

　　欧阳修也指出：“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欧阳修：《文忠集》卷21《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致尧)神道碑铭》)

　　洪适则说：“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不一。”(洪适：《盘洲文集》卷49《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

　　部、省、地级首长横行不法，私造私贩的案例简直不胜枚举，“榷酤立法甚严，犯者籍其家财充赏。大官势臣，连营列障，公行酤卖，则不敢问，是行法只及孤弱也。”(《宋史》卷381，《洪拟传》。)

　　王曾瑜指出：“从宋初到宋哲宗时，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还是较为收敛。”“但从宋徽宗开始，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就猖獗起来，而不可收拾。”(王曾瑜：《宋朝卖官述略》，《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宋理宗时，真德秀说：“干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馈遗公行，熏染成风，恬不知怪。”(《宋史》卷437《儒林七•真德秀传》)

　　如果说熙宁年间的党争还兼具政见之争与意气之争双重性质，那么元佑以后只有结党营私之争，新法、旧法均沦为谋私刮民的工具。“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佑之自为党，皆出于私者也。”(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20《哲宗皇帝•诸君子自分党》)。以致时人认为：“至宣(和)、靖(康)间，误国者皆进士及第之人也。”(《宋宰辅编年录》卷17隆兴元年正月庚午“张浚枢密使”)

　　对北宋灭亡之因，南宋朱熹认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朱子语类》)

　　清人赵翼对两宋的评价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南宋取民无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85、492页。)

　　6.4 明清时期—覆盖全国的商贸网络

　　中国和日本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经济自1500年起越来越商业化了。研究经济史的西方学者则发现：西方在思想上信奉利伯维尔场，而中华帝国晚期则是在实践利伯维尔场。(注：利伯维尔是加蓬的首都和第二大港口，早在15世纪末，西方殖民者相继到这一带沿海，从事奴隶贸易。1839年，法国船长布埃发现这里是建立商站的好地方，便用低廉的代价骗取了加蓬河口两岸大片土地的主权。为了掠夺加蓬丰富的自然资源，1846年，一座殖民者的商业城镇在加蓬河口北岸建立起来了。它就是利伯维尔的前身。1849年，法国人给这个城镇起了个时髦的名字——Libreville(自由)。)

　　拉蒙•迈尔斯(Ramon Myers)描述了中华帝国晚期的“网状”经济，它由小规模经济组织组成，它们在高度竞争环境中相互结成契约关系，并且几乎完全依靠市场解决交易费用问题。(见JohnLee,“Trade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astAsia，c.1500-c.1800: Easl Asianin the Age of GlobalIntegration,”The Journal ofAsianStudies,58,1(1999),p.19.)如果了解如今闽浙地区的“块状经济”，这种状态并不令人惊异。

　　彭慕兰考察了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结论是，中国的江南比英格兰略有优势。且直到1789年，“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整体上可能比中国大多数地方离完善的竞争更远----这就是说，它更不像是由能够自由选择贸易对象的众多买卖人所组成，因此更不符合亚当•斯密所预见的增长过程”。(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eonomy”(Princ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7)

　　与之对比，清朝廷宫所需物品，比明代自办者减少，向市场购买的更多。康熙十四年(1657年)禁止“里摊”(官方强征强买)，康熙十五年规定官家仗势强买，“不开实价”等“具照贪官罪例”(见朱伯康等《中国经济史》(下)p435)。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民间商业有长足的发展。北方经商者以晋商为主，“京师大贾多晋人”(徐珂：《清稗类钞》第6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宗人府来文”、“内务府来文”和“刑法部档案”等，摘录晋商个人样本136例，时间从乾隆元年(1736)到宣统清亡为止(1911)，分析了在京晋商的面貌：

　　“这些晋商在北京从事商业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近30个行当，计银钱店13家(内3家称烟钱铺，系钱业和烟业兼行)，粮店8家，酒铺、油盐店、砖瓦厂各5家，烟铺、茶馆各4家，当铺、干果店、碾房(碓房)各3家，煤铺、木厂、杂货铺、粥铺、客店各2家，估衣铺、成衣铺、饽饽铺、饭店、草铺、香铺、铜锡器店、古玩店、羽缨局各1家，还有开设炉房、铜器作坊、小煤窑、砖瓦窑，从事贩羊、贩骡马买卖和在工部铸钱局工作等。”(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之繁荣。郭松义指出：“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真正的大商家不过几家、十几家，更多的是那些中小商家。在北京，正是这些中小晋商勤奋努力，不顾本小利薄，把铺面开到街头巷尾，既流通了物资，也方便了百姓，使城市得以运转，体现它的生机，从而显示了晋商在北京的深厚基础和无限实力”(同上)

　　晋商在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大范围的国内外贸易，催生了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票号”等。

　　从全国范围看，刘秀生逐一检索清代地方志，“竟呈现一幅覆盖清代全部版图的一个完整的商业交通网”，他将其划分为十条交通干线。可见清代已经存在一个全国流通的大市场。(刘秀生《清代国内商业交通考略》2005-02-24中华文史网)

　　邓亦兵则指出了明清中国商贸网络的特点：

　　第一，贸易路线作为商品流通的载体，十分庞大，是秦王车同轨以来整个封建时代的长期产物。经过先人两千多年的不断筛选和修治，到了清代，这一交通体系已经达到了封建时代可能达到的最为完美的状态。加之，明清以来，沿海运路的开辟与发展，与内地江河、陆路相联系，使原本的交通体系更完善，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明清商品流通的品种增多，商品量扩大，在商品结构上与前有所不同，这里从不同的牙行名称来说明。据雍正《北新关志》中记载，长距离流通的商品，明代主要有丝、棉花、棉布、苎麻、米麦、豆、铁锅、靛青、纸、生漆、糖等。清代前期除了仍有这些商品之外，还增加了如：网、田炭、犁头铁、芦箬、三楞草、包茶箬、包茶纸、车心木、桕子车、烟叶、花饼、蒲包、石炭、桕油、棕、煤、铁钉、豆饼等商品。(邓亦兵《清代前期全国商贸网络形成》 《浙江学刊》(杭州)2010.4. 15—25)

　　李伯重在《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 《浙江学刊》(杭州)2010.4. 5—14)中提供了一幅地图，展示“明清时期全国与苏南地区重要的商路”(见图7)：　　

图7：明清时期全国与苏南地区的重要商路

 

　　李伯重认为，在这个商贸网络中，江南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区，苏州是全国市场的中心，汉口、佛山、北京是全国市场的次级中心。它们都是巨大的跨地区市场的中心。在这些次级中心之下，还有一些各省省会城市和其他一些重要城镇如临清、重庆、营口、景德镇、樟树镇等，可以视为全国市场的第三级中心。再往下，则是地方市场的中心，主要包括府县治所在城市等。因此，中国的全国市场在结构上分为多层次，具有高度的等级性，而苏州则高踞其上，成为全国市场的最高中心。

　　在这样巨大的商贸网络基础上，经济有了高速的发展。麦迪森指出：

　　“从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清朝在其自定的目标上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700年到1820年，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长速度的八倍，欧洲的两倍。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在十八世纪，尽管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扩张了四分之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欧洲。”(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8,p.39)

　　十八世纪的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被称为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在他笔下，中华帝国相当于“整个欧洲，如果后者在单一主权下统一起来的话”。稍晚的亚当•斯密（1723～1790）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鼻祖，他也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的大小“不亚于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市场”。上引刘秀生的考证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与之相比，亚当•斯密在1776年评论道“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远为富裕的国家。”（见《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系的谱系》〔意〕乔万尼•阿里吉）事实上，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

　　可见在清代，市场经济的发达至少不亚于西欧。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后果，美国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黄宗智这样描写道：

　　“在华北，商业化给某些人提供了致富机会，同时给许多其他人带来了贫困，后者接受了市场风险但没能成功。在长江三角洲，以棉花和桑树种植为代表的内卷式商业化使在农业经济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口，但它没有根本改变先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环境。人口压力和不平等并存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农阶级(在绝时数量上，即使并不必然在人口比例上)，包括无地的农业工人和佃农，后者也受雇打短工。”(见PhilipC.C.Huang,“Development on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AReview of Kenneth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 (2002)，p.531)

　　顾炎武在《歙县风土论》中曾则这样描述当时徽州的社会：

　　“商贾既多，士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爱有属，产自无恒。……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黄宗智和顾炎武都注意到，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分裂和社会环境恶化。

 

　　6.5 结论：客观认识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

　　笔者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中，基于对30年来统计数据的分析证明：利润极大化势必导致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产能与内需消费失衡、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追逐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资金失衡。其中最根本的是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追逐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资金失衡。

　　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交易媒介”的货币，事实上分化为两个部分：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追逐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资金。前者在经济系统中的角色，根本不是“交易媒介”，而是“以钱生钱”。而这个系统要能持续运行，这两部分货币必须保持某种平衡。

　　但利润极大化的逻辑势必导致持续扩大的失衡：追逐利润“以钱生钱”者无限扩张，而追逐商品并祭献利润者相对萎缩。这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凯恩斯之所以享有盛名，端在于他提出了应对之策：靠超发货币弥补不足的有效需求。而这样的宏观调控持续下来，势必导致货币发行量与实际财富的失衡持续扩大，最终危及货币的社会信用。

　　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货币事实上成为强势者聚敛社会财富的工具。而这种聚敛使社会日益两极分化：一极是几乎一无所有的广大社会成员，一极是聚敛了几乎全部社会财富的极少数强势者。前者只能靠为后者打工谋生，而后者招工的需求受制于盈利的可能性，而前述三大失衡，使盈利空间日益萎缩—因为社会的货币发行量几乎都集中到了强势者手中。

　　现代以货币循环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证实了其聚敛效率之高。而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分工远不如当今发达，相当多的人口，程度不等地自产自用、自给自足。因而制约了强势者聚敛的效率。然而聚敛依然存在，它有两个重要的动力。

　　其一是官僚，“宦游而归，鲜不买田”(袁燮：《絮斋卷》)----当官时靠行政权力敛钱，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也。有了钱就回乡买田，成为官僚地主，类似于今天的官僚资本家。

　　其二是商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靠经商挣钱，再广置田产，成为民间地主，恰如今天的私人资本家。

　　在这两方面，货币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主流学界将“市场经济”当做济世圣药，置于不可置疑的神龛上。而本章详细的历史考察却证实，市场经济在催生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社会迅速分化，社会认同瓦解，道德崩溃；使国家成为一头肥硕而缺乏自卫能力的羔羊。清末民初，正是这种状态，使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

　　主流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配之以宪政民主。而民初我们就有过类似的政治构架，结果却是各地军阀在不同列强的操控下割据一方，成为其“势力范围”的代理人，国家则陷入百年战乱之中。

　　主流学者将市场经济描绘为通向繁荣、文明的康庄大道；主流官僚们将市场经济奉为改革的圭臬。中华大地上市场经济实践了三千年以上，史实证明它一次次积累起无法化解的社会矛盾，一次次将社会引入大动乱。我们近三十年的经验进一步证实：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是利润极大化，放任市场经济自由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高度集中，直至阻滞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更严重的是，大资本拥有者的强势，对官僚队伍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争利于市”之风强劲地刮入官场，使权力迅速市场化，导致愈反愈烈的腐败，直至无法收拾。

　　缓解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是向外扩张。这就是当初殖民主义和现今全球化的真正动力。对我们的先辈而言，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扩张的环境，他们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让社会生存下去的办法。这导致中华传统文明内敛而非向外扩张，节欲而非纵欲，重稳定而非重发展。为此就不能放任市场经济自由发展。当年陈云讲“鸟笼经济”，其实就在讲一个度：消灭市场经济不现实，但放任市场经济自由发展势将造成社会的崩溃。

　　当今主流经济学界主张“市场经济”，主要是寄望于“民营企业家”的自由经营。当年，中国共产党曾提出过一个与之相近的概念—“民族资产阶级”，指有别于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类资产阶级团体。这个社会群体的社会功能如何？对它社会能寄以什么希望？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