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另类史鉴（第七章）

第七章 民营资本的前世今生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部分地主或商人开始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动力，投资于近代企业。这样的企业具有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分散于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不同于洋务派，他们与外国资本关系不大，不同于官僚资本，他们与官方没有密切的联系。

　　可见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内涵有两个要点：其一雇佣劳动，追逐利润极大化；其二不同于“外资”和“官僚资本”。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论述“民营资本”时，常用的三个形容词是：内源性、自发性、古典式。内源性以区别于外资及其买办;自发性以区别于官僚资本;古典式则意味着遵循西方资本主义成长的“正统”道路。

　　从这个内涵看，这样的角色历史上早已有之。如先秦的子贡、计然、陶朱公之类。可惜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比较简略，其形象显得比较单薄。能否找到一个形象丰满的角色，以将他们与今天的同类相比较?有，《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三中的窦乂，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太平广记》是奉宋太宗之命编纂的类书，从大约四百多种书籍中选摘分类而成。许多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小说，就靠《太平广记》而保存了下来。其中著名的有《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古镜记》、《李章武传》、《离魂记》、《柳毅传》、《任氏传》、《南柯太守传》等。以至于要全面了解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小说，就必须通读《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中的小说，多以精怪狐鬼为主角。怪异的是，它居然描述了一位“民营资本家”窦乂的成长史。可惜，这个故事远不如前述那些精怪狐鬼的故事流传广泛。

　　7.1窦乂--唐朝的“民营资本家”

　　窦乂是唐朝扶风人。十三岁时，亲戚从任所安州带回来十几车的当地丝鞋，分送孩子们。大家都争抢挑拣，唯窦乂不动。等大家挑完，剩下一车，窦乂竞拜谢全收，将其拉到集市上换回五百钱，再去铁匠辅打制了两把小铲。

　　这两把工具就是窦乂发财的起点。

　　五月初，榆钱黄熟、满城飞落。窦乂扫聚到榆钱十余斗，然后到对伯父说想“借庙院习业。”他的伯父是“检校工部尚书”，管的是“宫苑”、“闲厩”，“于嘉会坊有庙院”。伯父答应了他。窦乂则每天用两把小铲在院里挖沟、打水、浇灌，播种榆钱。等到秋天，长出小树苗一千万多株，高一尺多。到了第二年，榆树苗已长到三尺多高。窦乂间伐树苗，挑选枝条茁壮直挺的留下来。间伐下来的小榆树，共有一百多捆，粗二尺，每捆卖钱十多枚。第三年秋后，榆树苗有的已长成鸡蛋那么粗。窦乂又间伐榆柴二百多捆，卖后获利数倍。五年后，当年植种的小榆树苗已经长大成材。盖房屋用的椽材一千多根，卖得三四万钱。而造车的木料，超过一千多根。

　　一个十三岁小孩，面对亲戚送的礼物，竟然能在谦让之余，为自己赚得第一批工具，此一奇也。种树发财相当辛苦，扫聚榆钱、挖沟、打水、浇灌、间伐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显然不轻松，此二奇也。最让人称奇的是，他种树用的竟是“国有土地”，其借口竟是“到庙院读书”。初看匪夷所思，考诸今日国有资产之流失，不禁令人莞尔：此法乃一千多年前小儿所创，发财难乎哉？易乎哉？但直到此时，窦乂的“原始资本”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劳动。

　　五年种树，积累下“原始资本”，窦乂可以玩儿大的了。

　　他购买蜀郡青麻布，雇人缝成小布袋。又购买新麻鞋几百双。他每天不离宗祠，召来各条街坊里巷市民家的小孩，发给这些小孩三张饼，十五文钱。再发给他们每人一只小布袋，让他们拣拾槐树籽。月余，收集槐树籽两车。又让小孩们拣拾破旧的麻鞋。每三双破旧麻鞋换一双新麻鞋。前来用旧麻鞋换取新麻鞋的人不计其数。几天后，就收换得旧麻鞋一千多双。西市买油靛几石，雇用厨役煮熬。又在坊门外买下几堆遗弃的碎瓦片，雇人在流水涧将泥滓洗去。

　　备好上述原料，窦乂置买了石嘴碓五具，锉碓三具。再按日计酬，雇人用锉碓锄切破麻鞋，用石嘴碓捣碎瓦片。再用疏布筛子筛过，和上槐子、油靛，让仆役们日夜不停地捣烂。待到捣成乳状，将它们做成长三尺以下，圆径三寸的长棒万余条，称为“法烛”。建中初年六月，连降大雨，薪贵如桂。窦乂将生产的“法烛”拿出来卖，每条百文。用它烧饭，火力比柴薪高一倍。由此“获利无数”。

　　窦乂再次让人称奇。首先，他从自己出力变为雇佣“小儿”“佣人”，把自己从“劳力者”变为“劳心者”，开始品尝“劳心者治人”的滋味。第二，他的技术发明简直就是后来“蜂窝煤”的先驱：将可燃物(槐子、旧麻鞋、油靛)与不可燃的骨料(碎瓦片)混合制成标准的“工业制品”，其热效能居然“与薪功倍”。最让人称奇的还是其经济思想，收集原料(槐树籽、旧麻鞋、油靛、碎瓦片)，购买固定资产(石嘴碓、锉碓)，制作产品(法烛)都是要花钱的，要算明白造出来的东西能卖掉，还能挣钱，这对一千多年前的人，殊非易事。

　　我们看到，窦乂已经从“个体户”演变成“制造业企业家”了，然而，他的路还没走完。

　　长安西市秤行的南边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成了倒放垃圾的地方。窦乂要买这块地方，其主人量也不量，收了三万文钱就走人。窦乂在水洼中立一木杆，杆顶挂一面小旗。再围绕着地沿塔起六七座临时小房，雇人制作煎饼、团子等食品。召呼小孩投掷石块、瓦片击木杆上面的小旗。击中的，奖给煎饼或团子吃。两街的小孩争相前来投掷。不到一个月，居然有上万人次来投掷石头、瓦块，池子迅速填满了。窦乂在填平的这块地皮上，建造了铺面房二十间。租出去，每天单房租就可以收取几千钱，获利甚多。这个地方由此得名“窦家店”，成了繁华市区。(注：至今西安仍有地名曰“窦家店”，但不知是否为《太平广记》所载者。)

　　就此，窦乂又成了房地产商，而且起步就是连片开发。同一片地方，在原主人的手里是垃圾污水坑，经窦乂运作就成了繁华市区，可见眼光之重要。今天成功的房地产商往往怪招迭出，可谁想出了将填坑变成孩子们的有奖游戏?这游戏严肃起来，就成了后来的范仲淹的“以工代赈”。

　　中郎将曹遂兴住崇贤里，庭院中一株大树紧靠窗户，枝叶遮挡住房的光线。曹想砍伐它又怕砸坏了堂屋。窦乂知道这件事后，要求将这株大树买下来，保证将它伐倒而不损坏曹家堂屋。曹遂兴大喜，只收五千文钱，将树卖给窦乂。窦乂买下这株大树后，跟伐树的匠人商议，采取从梢到根砍伐的方法，将其伐成每段二尺多长的若干木段。结果，既避免了砸坏堂屋，又从中挑选出好材，雇匠人制成数百套赌具，在自己的商行中出卖，“计利百余倍”。

　　至此，已经很难说窦乂从事的是制造业还是房地产业。他显然改善了曹家的住宅，获得的报酬却是低价的木料，将此木料制成赌具出售，由此获利。从一棵碍事的大树到巨大的利润，仅凭自己的眼力而已。由此，我们看到一个商人或企业家最根本的“核心竞争力”：发现潜在利润的能力。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妄臆室中之藏，圣也”。在窦乂的年代，最大的“室中之藏”在官家。靠“国有资产流失”起步，又与中郎将做过生意的他，当然很快就会留意于此。

　　太尉李晟住宅边有一座“凶宅”，窦乂将它买了下来。四周筑上围墙，拆去房屋，准备辟成耕地。李晟想买下窦乂的这块地，建造一座球场。窦乂不卖，说：“某自有所要”。待到李晟又承受新的皇恩时，窦乂带着房契去见太尉李晟。说：“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某所见此地宽闲，其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元契，伏惟府赐照纳。”要将此地献出。李晟非常高兴。私下对窦乂说：“不要某微力乎?”窦乂说：“我没敢有这个奢望。但是日后有什么急着要办的事情，我再来找太尉您。”

　　随后，窦乂在京城长安的东西两个集市上，选了五六个“大商产巨万者”，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孩子想当官?”这些富商们听了后非常高兴，说：“老窦够哥们!”于是，窦乂带着这些富商们的孩子的名氏简历去拜见李晟，说是自己亲朋好友的孩子。李晟高兴地答应下来，都给安排在各道“膏腴之地”任重职。结果，窦乂从这些富商们那里“获钱数万”。

　　这是一个“钱权交易”的典型案例，窦乂不但靠干预“公务员”人事安排赚钱，而且扮演了“地下组织部长”的角色。不知当时的纪委(御史台：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为何没查此事。其实在窦乂的眼里，重要的是太尉李晟背后的利润，这利润不但高官背后有，贫如乞丐者背后也有。

　　有个叫米亮的胡人，流落在街头。窦义周济他整整七年。一天米亮来见他。鼓动他买下一处房舍。写房契这天，米亮对窦乂悄悄说：“我擅长鉴别玉石，这家屋内有一块捣衣石，其实是一块于阗玉!”窦乂召来一位玉工，让他鉴定一下。玉工大惊：“此奇货也”。于是，窦乂雇来玉工将这块捣衣玉石加工成腰带扣板，卖钱几百贯，又加工成盒子，执带头尾等各种东西，卖得钱几十万贯。之后窦乂将这座宅院，连同房契一块儿赠送给米亮，让他有个居住的地方，算做对米亮的酬谢。

　　窦义经商，到此实际已是在经营人。发现各人背后的潜在利润，乃至令人自动为你寻找利润。以人为本，此乃真商人也。窦义从种植业起步，历经制造业、房地产业直至经营人，走完了从顽童到民营资本家的历程。

　　《太平广记》中的窦乂这个角色，是实录还是艺术创造并不重要。没有相关的事实，如何能写得这样栩栩如生?可见宋以前一定存在类似的人物与案例。

　　窦义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当今许多民营资本家的影子，在他身上集中了民营资本家的几乎所有特征。

　　其一，起家主要不是靠背景，而是靠自己的劳动(当然不排除用点机诈，蹭点便宜)

　　其二，有了初步的原始资本后，主要靠雇佣劳动实现“以钱生钱”。

　　其三，对利润源高度敏感，不受制于地域、行业、身份。由于摆脱了这些限制，他的创造性相当强，而这创造性集中指向一个目标----以钱生钱。这导致其跨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这个特征非常重要，当年许多科技人员下海，目标是本领域、本学科的发展，如联想前总工倪光南，集中精力于联想式汉卡和联想系列微机，而柳传志则很快从“技工贸”转向“贸工技”，对此，柳解释道：

　　“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技术如果变不成商品、变不成钱，就一点意思没有。科学家本身会把技术看成是最核心的东西，但商业行为和科学家的逻辑思路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技术在变成钱的过程中只是重要的环节之一。”(《柳传志:联想学院将培养创业CEO》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9年05月01日10)

　　这个道理窦乂早就明白了，所以他种树、卖柴、造“法烛”、建商业区、从事住房改造、直至与官僚勾兑。什么赚钱干什么，既不受行业的约束，也不受道德的约束。并非资本家骨子里就是坏蛋，窦乂也周济穷人米亮，而其结果，米亮帮他找了一个新的利润源。

　　其四，由于全社会的主要财富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他们必然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与官僚勾兑、合谋。

　　我们前已详述，中华大地上，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数千年的实践。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或民营资本)其实早已有之。窦乂的故事告诉我们民间资本家兴起的轨迹。这一过程中，官僚集团对其态度暧昧，一方面担心市场经济的发展危及官僚政治的基础，一方面又离不开商人(即民营资本)。于是其政策取向一方面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另一方面又“不抑兼并”。这样的政治环境，使商人集团在夹缝中谋生。主流价值观将社会成员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商位于四民之末。而现实中，商聚集的财力足以超越农、工，而与士分庭抗礼。(《史记•货殖列传》就载：“(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所以商往往乐于标榜自己是“儒商”。

　　当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华大地后，官僚集团出于其本能，逐渐向官僚资产阶级演化，而商人集团则逐渐演化为民族资产阶级。近代史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面前，始终是软弱受气的小媳妇儿。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游移于国、共之间，有的甚至偏向共产党。但无论是维护国民党政权，还是打到国民党政权，他们的作用都相当有限。其发言权也相当小。

　　历史上市场经济从秦汉到清末民国的多次兴衰，则提示我们这个群体对社会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及其宿命。然而这些时段毕竟距今遥远，且论者总会将这个群体的衰落归结为外在因素。

　　过去30年，民间资本家获得了近现代史上最适意的发展环境，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温州则是其大本营和典范。著名的“温州模式”为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个阶级提供了一个窗口。

　　7.2“温州模式”

　　过去30年，中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这过程中涌现出不少的“模式”，如三来一补的珠三角模式、基于侨属拓外传统的晋江模式、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等等，但名气最大、影响最广的莫过于温州模式。报道、讨论温州模式的文章多如牛毛，其中最流行的概括是“小商品、大市场”，但它只描述其外貌，未涉及其机制。倒是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王巍的描述比较深入：

　　“温州模式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温州商人始终立足于老百姓的需求做生意，不是跟着政府指导、被‘计划’引路。其次，温州商人始终在与政府的政策博弈，有自己的生意经和投资经。最后，温州商人是从实业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

　　“之所以有温州模式，恰恰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温州始终是彻底市场化的区域，是一个参照系。”(王巍《我们救温州还是温州救中国》中国企业家网)

　　可见温州模式的核心就是“彻底市场化”、“与政府的政策博弈”。考诸温州的实践，王巍的描述是可信的。温州模式的实质就是靠民间商人的逐利动机配置社会资源，以实现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浙江(尤其是浙南)、福建地区，过去30年走的就是温州道路，其经济发展之迅速、民间财富之巨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主流学者希望能将温州模式改良、推广，以解决全国的发展问题。

　　温州模式起步于家庭工业。当时，温州的特点是：

　　1、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半亩，为浙江之最，有大量农业剩余劳力须寻找出路。这导致历史上温州人除务农外，兼营家庭手工业或外出经商做手艺。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巩固，而家庭经济和自发经济则一直在顽强发展。

　　2、长期处于对台前线、国家投入少，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资只有5.95亿元。导致非农产业吸纳劳力的能力极弱。

　　3、交通条件差，当时没有机场、没有铁路，只有一条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条路况很差的104国道与外界相接。距城市较远，难以接收城市工业辐射。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发发展的非农产业自然选择了家庭企业的形态，靠手工生产技术简单的小型产品，并大力推销。1982年，温州当地个体工商企业就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10;30万经销员奔波于各地。基于低廉的成本，他们契而不舍、不择手段的营销让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称其为“蝗虫大军”。

　　网友“天涯零零发”尖刻而恰当地指出：“温州经济就是人人想发财的经济”，“温州人知道不自己当老板只能赚小钱，供人剥削，大锅饭没了，不做老板就只能过寒酸的穷日子，温州人不大想过。”(见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666213.shtml)个人发财欲望带动了强大的经济潮流。基于小小的纽扣，1983年，温州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此后一个个小商品专业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温州迅速成为资金汇流的热点。

　　靠个人发财欲望掀起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这与当年胡耀邦“有水快流”的指导思想一拍即合，其结果是假冒伪劣盛行。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投书《经济日报》，控诉他买的温州鞋穿一天就掉了跟，而所谓真皮也不过是劣质的合成革。有人称温州鞋为“一日鞋”、“礼拜鞋”。1987年6月，杭州武林广场一把大火把数千双温州鞋付之一炬，继而这把火烧到南京、长沙、株洲。“温州货”成了假货的代名词。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沈阳等一些城市的商家纷纷贴出“本店无温州货”的安民告示。

　　温州整体形象的倒塌迫使温州市委、市政府于1993年10月，在全市实施以“质量立市”和促进民营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为重点的“第二次创业”发展战略。1994年10月，颁布《温州质量立市实施办法》。

　　急功近利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外部性”。温州的低成本一部分建立在肆意污染环境的基础上。其后果经30年的积累令人触摸惊心。

　　据2001年丰、枯水期2次水质监测结果表明，温州全市内河河网没有发现优于Ⅲ类水的河段，其中劣V类水河段占80%以上。主要污染特征因子为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亚硝酸盐氮等(见温州市水文站刘捷等《温州市河道水环境污染状况与防治对策》浙江水利科技第4期总第152期 2OO7年7月)。论文从三个方面描述了温州河道污染情况：其一废污水直排入河;其二垃圾入河;其三河道管理范围内，违章搭建工棚、畜禽栏舍、茅坑。这些都表现出为了挣钱而不惜破坏环境的特征。

　　牛彧文等人分析浙江11个地级城市的灰霾记录，临海的温州，年均灰霾天数为24天，仅比内陆的杭州少1天，与之对比，相邻的台州为6天，丽水为2天。(见牛彧文等《浙江城市区域灰霾天气的长期变化》热带气象学报第26卷第6期 2010年12月)

　　2010-12-20日，浙江日报《温州整治污染物排放吹响“水陆空”集结号》这样开篇：“温州的雨怎么会是酸的、温州的水不再清了、温州的蓝天变少了……”。文中报道，温州早在2003年就着手创建生态市。然而，由于温州市生态环境基础薄弱，许多关键性指标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仍有着很大差距。生态建设工作任务书考核在全省已经连续两年排在末位。文中称：

　　“从今年开始，温州将力争通过三年努力，2011年创成浙江省环保模范城市，2012年达到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的各项指标，2014年创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30年的污染指望用三、四年治好，谈何容易?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全心全意谋发展的温州财大气粗，为主流学界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2010年温州市长赵一德称：“据不完全统计，流动的民间资本已经达到6000亿，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长。”(见《2010年中国•温州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实录》东方财富网http://topic.eastmoney.com/wzmjzbfzfh/)

　　6000亿是什么概念?这是当年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总额的1.9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16%、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82%、全年财政收入的6.97%。而温州人口不过占全国的0.605%。这就是温州模式的底气所在，有了钱，什么问题摆不平?

　　

7.3 资本积累的来源

 

　　那这6000亿流动的民间资本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于1990年出版《温州模式研究》一书。他这样描述温州的道路：

　　“温州是走的是一条内源性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先在国内发展区际贸易，再开拓国际市场;先开拓产品市场，再发展要素市场，然后到全国各地和境外投资。”

　　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典型道路。“小商品、大市场”使温州资本家(其起步阶段只不过是个体户、小业主)可以从全省、全国范围内汲取利润，随着资本的积累，其牟利的视野扩大到全球。温州的实践证明，走完这个全过程用了大约30年，其速度远高于早期的热那亚、荷兰、英格兰。

　　温州经验与热那亚、荷兰、英格兰经验一致，都建立在外部利润源的基础上，四川是温州外部利润源的一个明显例子：

　　“在四川，几乎没有温州人没有涉猎的行业，也没有温州人没有踏过的县城。”

　　“目前，在四川的温州人有12万之多(其中，6万多人在成都)，他们经商的足迹踏遍成都、绵阳、德阳、自贡、广元、乐山、凉山等地。大到水电站的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中到服装、鞋类、家用电器、小五金等产品的生产和印刷包装业的经营，小到纽扣、拉链、眼镜、打火机、剃须刀的销售等，温州人的生意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四川省温州商会1997年11月11日成立时，会员企业仅有700多家。如今，这个还不满10岁的民间商会组织已发展成为拥有14家地市级温州商会、12个直属行业分会、1万家会员企业的特大型商会组织。在成都，他们的直属行业分会已细分至印刷、机电、鞋革等12个行业。在四川，除广安、甘孜、阿坝等几个市州外，全省大部分市州均建立了温州商会组织。这种纵横发展之势，在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放眼巴山蜀水，四川省温州商会的会员之多、网络覆盖面之广、影响之大，均为四川之最，是外地人在四川形成的最大的“商业部落”。而在温州当地媒体看来，四川省温州商会又是温州人‘在外成立的规模最大、区域最广、会员最多的温州商会。’”(王雪娟等《温州商帮：12万大军“西征”四川》成都日报 2007-4-17)

　　所以张仁寿称其为“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主流经济学家偏爱温州模式的根源。这样的模式，建立在扩张机制上，而扩张机制带来两个特征：

　　其一，在其扩张所及的范围内，表现为利润的净流出;

　　其二，一旦扩张因故停止，整个系统就无以为继。

　　利润净流出的地区必不甘于“奉献”。势必效仿温州商人，以截留本地利润，甚至与之争夺其他利润源。在对利润源的争夺战中，诞生了“敢为人先”、“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之类商场格言。资本积累就在这一过程中高效率展开。

　　就其后者，资本高效积累的对应物就是消费能力的相对下降。而资本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消费资金。于是这一过程表现为对利润的渴求呈指数增长，而社会祭献利润的能力却相对下降，“古典式市场经济”中不存在遏制这一失衡的机制，于是“古典式市场经济”每天都在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有打火机“教父”之称的周大虎就证实，温州产业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生存环境越来越差，基本年利润约在3%至5%之间(见沈锡权《债务危机暴露温州模式过度投机等三大软肋》经济参考报2011年10月13日)。

　　温州的民间资本以实业起家，周大虎证实基本年利润已降到3%至5%之间，表明实业空间已被膨胀的资本填满，资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实业起家的温州商人对股市有天然的警觉，极不情愿进入股市。然而日益扩张的逐利资金终究需要找到出路，于是温州资本家走上了“炒”的道路，炒绿豆、炒蒜、炒姜、炒糖、炒古董、炒银、炒工业原材料、炒煤、炒稀土、炒楼----。其间众生相足可写一部传世小说。温州天浩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鸿认为，在温州游资中，70%--80%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高利贷成慢性毒药七成温州游资涌向房地产》 中国证券报 2011年09月28日)

　　炒绿豆、炒蒜、炒姜、炒糖促发通胀，引起公愤，况且这些物资炒到天价上无法持续;炒工业原材料、炒煤、炒稀土、炒楼危及国家核心利益，结果招致政策打压。究其根源，“炒”主要造成逐利资金的再分配，无法提供真实的利润。炒出来的泡沫终将破灭，随着一个个泡沫破灭，温州资本家的资金链越来越紧，只能求助于高利贷。结果在“人人想发财”的温州，激起了高利贷的狂潮。

　　7.4 扩张的极限

　　2010年6月，温州人贷款余额5050.21亿元，比年初新增656.48亿元，余额同比增长25.8%。一位温州银行业管理人士纳闷，按理说，如此信贷规模足以满足需求，但企业把钱贷过去之后，并未见到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设施更新等(见陈周锡《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买房造房疯狂》 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18日)。

　　有媒体披露，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已有3万亿银行资金并未实际流向用款企业，而是转入了高利贷市场。央行随即辟谣，称“该报道失实”，同时又“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高度警惕近期网络借贷、民间借贷和小额贷款公司等领域风险。”(高晨《银监会否认3万亿贷款流入高利贷市场》 京华时报2011-8-11)

　　上述温州银行业管理人士的困惑证实，高速扩张的信贷规模并未流入实业生产，在资本过剩、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制约实业生产的不是信贷规模，而是有效需求。在“炒”风炽盛的大环境中，资本家对信贷的需求已不是用于扩大生产，而是用于挽救越来越紧的资金链了。对此，媒体报道了大量的证据，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　　温州的服装企业中，绝大部分都在做多元化投资。有实力的自己开发房地产，小的企业就炒楼。”浙江阔帅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政杰说。业界曾统计“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了房地产开发，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业企业。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前认为，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与温州商人将大量流动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不无关系。“温州老板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利用流动资金投资房产，以期回报最大化，却忽略了投资风险。因为房产的投资回利需要一个过程，恰恰又碰上政府出台限购政策，房屋无法出手，导致实业资金链断裂，无奈只能转向高利贷。”(以上见沈锡权《债务危机暴露温州模式过度投机等三大软肋》 经济参考报2011年10月13日)。

　　高利贷本质上就是炒钱。它能将更多的人卷入其中。

　　温州市人行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中企业民间借款160亿元、个人民间借款470亿元、融资中介借贷170亿元。从事借贷的融资中介，主要为从事高利贷的担保、典当公司等。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的参与比例更高达80%，整个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见《炒完楼再“炒钱”?报告称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达1100亿》 羊城晚报2011年09月24日)而《每日经济新闻》援引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称，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已经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温州已有万亿欠胀 民间借贷临爆》 中评社香港2011-09-09)

　　2010年底，温州一家担保公司的负责人王志估计，当时温州有1000多家担保公司，运作资金高达200多亿元，这还不包括在外温商群体，据说永强仅在上海一地放贷资金就高达50亿元。“目前温州几乎全城都在借贷，我们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担保公司的广告，担保公司俨然成为温州的第一大民间银行。”(陈周锡 《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买房造房疯狂》 经济观察报 2010年12月18日)

　　温州一位银行负责人说，他周边1/3以上的朋友都在放高利贷，尤其是在一些温州工业经济强镇，比如柳市、永强、瓯北等，参与高利贷的人数更多、金额更大。一位温州市公务员说，他周边也有一些朋友在放高利贷，大的和别人合伙开担保公司放高利贷，小的拿出几万元放贷赚点家庭生活费。(陈周锡 《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买房造房疯狂》 经济观察报 2010年12月18日)

　　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2010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已连续5个月上升，其中11月为23.08%，比上个月上升了0.25个百分点。(陈周锡《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买房造房疯狂》 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18日)

　　到2011年，一名长期参与民间借贷的王姓企业主透露，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温家宝调研开“药方”治温州借贷危机》 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 2011-10-09)

　　基本年利润仅在3%至5%之间的实体经济，如何能支撑如此之高的贷款利息?2011年4月份开始，温州部分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有多达90个企业老板因欠下巨债而外逃，初步估计相关的信贷规模达到了200亿元。从网上查到的不完全信息看：

　　4月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三旗集团老板陈福财外逃;

　　6月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范某、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建乐外逃;

　　7月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和霞外逃;

　　8月锦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鞋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志雄、部落之神鞋业公司董事长吴伟华、唐鹰服饰董事长胡绪儿外逃;

　　9月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百乐家电董事长郑珠菊、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负责人、新耐宝鞋业董事长、唐风制鞋董事长黄伯鹤、星际鞋业董事长、欧霸标准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吴保忠、福燕兄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湾蓝天大药房董事长、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龙湾泰尔铜业老板、五洲轧钢厂老板、综艺鞋业老板外逃。

　　愈演愈烈的老板“跑路”风潮震动了温州政坛，也震动了国家经济管理当局。

　　一份2011年的政府机构的报告显示：温州目前民间高利贷中介已经出现系统性风险，全市公安系统受理的有关民间借贷的案件共7400多户，涉案金额50亿元，8月份以后趋势更加突出，当月立案超11亿元。截至9月20日，今年当地银行上报倒闭企业32家，其中7月份以来发生23家，温州市委、市政府不排除年底前出现更多的倒闭事件。

　　拾贝资本俱乐部一位负责人称，老板出走事实上并没有特定的行业特征。因为这些老板出逃的直接原因都不是由于主业的问题，而是由于参与赌博、借高利贷投资或者自身参与高利贷等高风险项目，资金链一旦断裂就必须跑路。如果是企业亏损或者利润太低，最多只是关门，不会出逃。(见蒋卓颖《4月至今温州29家企业老板欠高利贷逃跑1人跳楼》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09-29)

　　为了处理借贷危机，2012年政府金融协调小组入驻温州各家银行，媒体报道称，2012年政府通过转贷基金，累计为企业银行续贷等垫资已达到10亿元。然而到2013年温州民企借贷危机仍在发酵。到2013年8月，温州房价腰斩，导致房子现在能卖出的市场价低于一些房主所欠银行的购房贷款，成了负资产。于是房主把房子扔给银行，不再偿还银行的贷款。这些断供房批量上市，将银行讳莫如深的借贷危机暴露出来。(见《2013年温州民企借贷危机仍在发酵》2013-03-07 经济参考报;《温州楼市断供频现 或形成局部金融危机》 2013-08-29 新华网)

　　当王巍描述：“温州商人是从实业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时，不知是否注意到，所谓金融其实就是高利贷，而高利贷之所以产生，正源于逐利资金的胃口之大，已远非消费资金提供的利润可以填满。

　　高利贷的“爆煲”证实，“古典式市场经济”在温州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在热那亚、荷兰、英格兰用上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完全可作为“效率优先”的典范。热那亚、荷兰、英格兰，“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最终靠殖民主义，靠外来的利润输入维持，在争夺外部利润源的斗争中，世界霸权迭次转移，最后转移到美国手中，而今时髦的“全球化”不过是美国主导下的新殖民主义而已。“温州模式”若要继续走下去，其利润源何在?

　　7.5 理论与现实

　　说温州模式是“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个过渡简化的抽象。温州毕竟不是热那亚、荷兰、英格兰，它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有自己的社会背景，有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客观地位，这些无一不在温州走过的道路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主流理论讲到“市场经济”的组织资源时，总是从独立平等个体间的契约出发。而这一点却套不到温州的实践中去。杨海鹏调查了浙南社会，发现：

　　“在台州和温州，最有组织力的民间力量是宗族。围棋国手俞斌长大的天台县水南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建国50周年前，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该村距离县政府只4里路，但对这个人口高达万人，以许姓为主体的血缘村落，政府一直苦无办法渗透。”

　　“她有隐形的‘议会’，叫‘三防会’；宗祠下有自己的‘政府机构’；还有‘马刀队’、‘刺刀队’，分属‘内务部队’和‘国防军’”系统。代表政府的执法机构，一直无法进入该村落。在建国后，其与邻村的武装械斗发生多起。90年代初的一次械斗，居然变成相邻四县10多万人的宗族混战，以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李泽民亲自从其他地区调集武警方得弹压。”

　　“相对政府力量，在如今温州乡村，家族力量异常之强大。”

　　“家族，也因为政府缺少破坏她根植的社会关系的利器——国有企业得以保留。在艰难时世中，她对成员的保障功能更加凸现。相对于国内大多数地方，温州的最大不同，就是‘没有被计划过’。”

　　“一个苍南龙港的商人这样论述家族之于他的重要：我的企业管理职位只用亲人，只会在本家族或者妻子的家族中挑选。用外人会跳巢，带走我的商业机密和技术机密，还有订单，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亲人这样做，他会面对整个家族的抛弃。做生意难免会要融资，家族成员的借款比钱庄要利息小得多，展期也容易。就是我彻底败了，我有经营经验，也会被亲戚的企业雇佣。”

　　“当时视之为‘怪胎’的温州，实际上是延续的只是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

　　(杨海鹏《为温州模式卸妆》 中欧商业评论 2008年9月号)

　　之所以大段引述杨海鹏的文章，是因为他的调查揭开了观察温州道路的一个另类视角，使我们看到宗族社会遗产对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回顾第二章对宗族的观察，这个特征并不出人意外，令人意外的倒是，主流学界总用舶来的理论硬套中国的现实，而不知从本土的现实出发，提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

　　在组织资源上高度依赖宗族社会遗产，并不意味着温州模式与官场无关，更不意味着在温州，政府与企业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胡星斗以温州为“心中的希望之地”，他也坦承“温州如全国其他地方，权钱交换的腐败也依然猖獗。前市长腐败案、前女副市长腐败案、瑞安政坛掮客阿太案等都说明了问题的严峻。”(胡星斗《希望与期盼——为‹助动温州›作序》)。腐败案遍及全国，温州也有，不足为奇，不过证明了当地政商关系之密切。但这里提到的“阿太案”却令人错愕。“阿太”在当地话中就是跳大神的。一个装神弄鬼的懒汉，居然成了温州的“地下组织部长”。而他的另一身份无疑是“民营企业家”：

　　“他垄断了莘塍片区的中小学校服供应，参与大的市政工程发标，还插手娱乐业、屠宰业。甚至莘塍镇和另一大镇，以及市里6个局机关的桶装矿泉水，瓶水，俱由‘阿太’介绍的‘万利’供应。有人计算，几百号机关干部，每天消耗瓶水在400至500瓶上下，每瓶水‘阿太’抽成1元，一天少说坐收400至500元。”

　　“而‘校服’更是一桩大买卖，莘塍有3万中小学生，其服装俱由‘阿太’”指定的服装商供应，每件套抽成10元左右。”

　　有五六位局长。“阿太”一个电话，躺在被窝里也要爬起来。“阿太”称公安局长“是我的一条狗。”(见杨海鹏《谁是“地下组织部长”的后台》 南方周末2000年7月7日)

　　还记得前述唐朝的窦乂吗?他通过太尉在“公务员”队伍中安插私人。“阿太”的影响力与之相类。在许多地方的政商关系中，官僚占主导地位，商人处于仰人鼻息的地位。而“阿太”案表明，在温州商人正力图掌控主导地位。这形象地诠释了哈耶克的理想境界：“财富控制权力”。无怪乎杨海鹏忧虑，温州“很快就会‘西西里化’”。

　　这一切显然与主流学者所谓的“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对不上茬。温州模式聚敛资本的“效率”远超过热那亚、荷兰、英格兰。究其原因，温州商人的宗族势力与权力对利润极大化机制的“保驾护航”，功不可没。杨海鹏将温州模式归结为：“实际上延续的只是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杨海鹏《为温州模式卸妆》 中欧商业评论 2008年9月号）而这条路子导致了何种结局，众所周知。

　　在“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上，商人间激烈的竞争被称为“商战”。茅盾的《子夜》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其间的众生相，处于弱势的“民族资本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直至把自己的女儿当肉弹打出去，却被买办资本家照单全收，当做蒋干利用。

　　在过去30年的历程中，随着利润源的相对萎缩，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商战日益白热化。由于涉及商业机密，世人无由得知而已。　2007年，一场新时代的“上党战役”却意外地掀开了帷幕的一角，让我们可以领略现代商战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