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子：序·在插队下放的日子里

——文革回忆系列

序

在插队下放的日子里

　　文革中的一九六九年底，十四岁的我随父母下放插队，来到了苏北农村，直到一九七五年五六月份，十九岁的我才随父母一起回到生我养我的省城，苏北农村便成了我的第二故乡，魂牵梦绕。

　　像我这样的插队，与一九六六、六七、六八年毕业的初高中老三届知青的插队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地方，都是由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国家按老三届知青标准给我们下拨盖房子的经费，以后与老三届知青一样，靠参加生产队农业劳动，挣工分、分粮食养活自己。不同的地方是，老三届知青第一年每月可以领取到国家很少的生活补贴，我则没有；老三届知青至少已达到十六岁才成为农民，而对我这样的人却没有年龄限制，要在更小的年龄就必须学会承受非常沉重的农业体力劳动；老三届知青与城市里的父母家庭相分离，我则因为父母也下放到生产队来了，与父母住在一起，可以得到父母的照顾。

　　当时像我这样随父母下放农村的年轻人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父母为城市个体经营者，下放后父母与孩子等一家人都成为了真正的农民，与农民一样，完全靠挣工分为家庭唯一经济来源，这部分城里人到农村后，叫“下放户”，他们的孩子叫“下放户子女”，由于全家人均不擅长于农业，生活非常艰苦。另一类就是我这样的，父母为国家干部，带工资下放，叫“下放干部”，我这样的人被称为“下放干部子女”。于是，农村就出现了三种城里来的年轻人：老三届知青、下放户子女、下放干部子女。这三种人中，生活和精神最艰难的是老三届知青，最宽松的是下放干部子女。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与当地农民一样，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过日子，都是免不了的。

　　也许青少年时代的四五年在一个人全部的生命时间中并不算长，但是如果是在艰苦中渡过、在不加任何修饰的真挚中渡过、在纯洁的激情中渡过，就会在心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然后生根发芽，影响几十年的生命品质，即便遇到复杂社会环境，在变化莫测中生活，也不会因“风雨”和“嘈杂”而丢失做“大写人”的道德底线。

　　现在有些人似乎对那个年代深恶痛绝，但作为过来人的我，感觉却不一样。

　　我愿意以真人、真事写下那个动乱年代的真实，既不隐讳被“左”的思想所扭曲的政治行为，也揭示：劳动人民、经过战争考验的革命干部、正直的知识分子才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真正的脊梁，同时写出知青们在艰苦环境中的成长。

　　我们这些随着共和国出生的一代人，即便生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六七十年代，也比父辈们在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要好得多。而我们的后代又比我们的那个年代生活富裕，却普遍缺失了信仰，丢失了幸福的感觉。

　　我写这些文章，至少可以告诉他们，劳动者是美丽的，在任何时候生活中都有美好和幸福，关键从哪个角度去观察，脚踏实地的去创造积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