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凛浩然正气，不负乡土苍生

—— 回忆著名作家浩然

　　老辈子留下句话：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就是百年，形容人生苦短。是呀，掐指一算，我想写的作家浩然，悄然间，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但一闭上眼睛，他那张大眼睛，重眉毛，棱角分明的脸仿佛就在眼前：一脸清癯和憔悴，头发已经花白，但和颜悦色的，挂着灿烂的微笑，而且眉宇间透出年轻时的俊朗。

　　第一次被浩然震撼，是在文革开始后的不久，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课的我，很庆幸能有这么个机会，摆脱功课和作业的烦恼，忙里偷闲地逍遥一下。

　　一天，我来到县城（家居通州，那时叫通县）的少儿图书馆，忽然看到一个奇观：那就是长篇小说《艳阳天》一、二、三集，三本大厚书，整整齐齐地摆了三、四个书架，三集的封面三个颜色，冲击力挺强。按现在的网络语言，叫“真够雷的！”

　　是什么人能有这样的政治地位？著作局然占据了仅次于《毛选》的地位。这人的名字不就在书的封面上写着吗？——浩然。

　　好响亮的名字——大气！可他到底是哪方神圣？——心底不由得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后来，读到了《艳阳天》，感觉很不错。作者的生活底子丰厚，作品中描写的农村生活细节丝丝入扣，即刻画细微，又很富于生活情趣。就比如他写躺在农家炕上，拂晓到天亮一个过程吧：他把这中间，窗户纸的亮度和色彩的变化进行一番细致的勾勒，让你感到身临其境一般，又不得不佩服作者洞察秋毫的观察力，也学到，悟到了一些东西。

　　读书里的故事，仿佛有一股浓浓的泥土味儿扑面而来，作者刻画的人物瞬间鲜活在你的眼前。

　　后来，曹灿（人艺著名演员）朗读的小说连播，袁阔成的评书，都是《艳阳天》。在电台里的反复播放，满耳朵灌，于是，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成了当时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男主人公是一身正气的复员军人萧长春，女主人公是温柔、娴静，却坚信社会主义，用实际行动支持萧长春的焦淑红；还有脾气雷烟火炮般的粗线条妇女，大脚焦二菊；好像有点老好人味道，但在斗争中擦亮了眼睛的农业社副主任韩百仲。反面人同样不脸谱化。什么马之悦、马小辫、马立本呀，同样个性鲜明。

　　那段历史，下个话瓣：文革中，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一部小说。这个作家就是浩然。

　　其实要说文革中，“八个戏，一个作家，一部小说，并不准确。比如小说，当时还有《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文革后期出版）这两部书的作者是黎汝清，还有李心田创作的《闪闪的红星》（也是文革后期出版，拍成了同名电影），《红雨》（文革后期出版，拍成了同名电影）等。

他比蜜蜂更勤奋

　　他是一名比蜜蜂更勤奋的作家。就说他下生活的那股狠劲儿吧。五十年代末，浩然在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每个星期天必到生活基地。每个星期六的中午他在单位食堂多买两个馒头，一块酱豆腐。到了下班时间，从位于北京市中心附近的《友好报》报社骑车出发，一下子就骑到他的生活基地：位于顺义县的焦庄户村。中途把两个馒头吃了，权当晚饭。

　　到了焦庄户，第二天和社员一起劳动，边干活，边聊天，搜集写作素材。晚上，他呆在村支书萧永顺（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家里，社员们都不把这位“文化人”当外人，聚集到萧永顺家和浩然闲扯。浩然就这样，从生活中采撷最原汁原味的生活，再把它艺术化，创作出文学作品；为了不耽误工作，星期一他还要起个大早，在上班之前，赶回北京的报社。

　　他的生活基地还有一处，在十渡，同样是利用星期日骑自行车来往。一位作家，在浩然逝世后，为写作纪念文章，重走了浩然走了许多年的这两段路。惊叹这两段路，每一段汽车都要开老半天（我在网上查了：东单到焦庄户138里，到十渡有200多里），而浩然当年则是用自行车一米一米地“量”了不知有多少遍？浩然的成功来自于非凡的勤奋，而绝不是一种投机。
浩然的《艳阳天》出版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在此之前的几年里，他一口气写了一百多个短篇小说（后来选出精粹，结成《幼苗集》、《春歌集》出版），同时，浩然为了深入生活和响应党的号召，自觉锻炼自己，1960年，自己申请离开了中直单位，当了一名下放干部，到山东省昌乐县村，当了个“有职有权”的村支部书记。当时正值“经济困难”的后期，他这个村支部书记当得好艰难！由于粮食欠产，乡亲们吃反销粮度日，家家都是每天两顿粥，下放干部也好不了多少。每个月发12元的生活费，吃每月20多斤的定量，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但他脑子里想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大灾之年一定不能饿死人。他做到了，他带领社员，在连阴雨天，保住了捂得差点儿变质的麦子。不但带领乡亲们度过了这段人生的最艰难的时期，还为村里修了一段水渠，造出一片水浇地，为此他因过度的操劳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他也和乡亲们建立了血脉相连的深厚友情。怪不得他期满和下乡工作队的同志们离开时，乡亲们识破了下放干部们的障眼法，不约而同地跑到几十里外的火车站送行，这时的乡亲们，还没有从饥荒留下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但各家，各户，依然拿出了可以拿出的最好的东西：一篮鸡蛋，一袋花生，一小筐红枣等，硬往下放干部的手里塞。当下放干部婉拒他们的东西时，乡亲们山东人的执着和耿直劲儿上来了，脸红脖子粗地和下放干部争竞起来。下放干部们一看这架势，知道不做些妥协难以脱身，不得已，最后决定从乡亲们送的东西里，每家的都拿一点儿，表示个意思，乡亲们这才善罢甘休。

　　浩然离开了昌乐，也从这里带走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创作灵感。他在这里构思出《艳阳天》的基本结构；抢救麦子等基本情节也出自这里；《艳阳天》中，撼动人心的人物马老四的原型，也出自这里。浩然总说萧长春的原型是焦庄户的书记萧永顺，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萧长春的原型另一个就是他自己，他在昌乐当的这个大队支部书记，当得合格，当得风生水起，一派龙虎之气，他向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也成就了他的“时代之作”。

　　浩然一生在写作事业上追求、奋斗，到死方休。他一生写了一千万字的作品，相当于二、三十本长篇小说。可以说，是相当勤奋的。

　　浩然就算有20个创作年，再加上写的废稿和练笔阶段出的废品等，每天不写三、四千字，产生不了一千万字的成品，象浩然这样勤奋的作家在作家堆里也是出类拔萃的。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几乎是在用生命换作品。

　　浩然只活了七十六岁，而且最后几年因“中风”失去了神志，这是因一直控制不好的高血压造成的。

　　如果他在六十几岁以后，毅然封笔，把注意力转移到自身健康上来，过一名普通退休干部的生活。很容易，把血压控制下去。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稍微写点东西，讲讲课，颐养天年，也许可以活到82岁，90岁。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加紧了创作，在在这最后的时光里，他居然写了四本长篇小说。和大量的中篇和短篇，总字数百万字。他就像个真正的战士，一息尚存，冲锋不止；当身体实在支撑不了超负荷的劳动时，就像一名战士一样，牺牲在“冲锋”路上!

功名利禄无所动，咬定青山写苍生

　　浩然一生，虽然手里攥着一支可以说产生了巨大魔力的笔，这支笔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超过现在红歌星，红影星，但他一生却没有用他的声誉，去谋个人的私利。文革前，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稿费以万计（当时的“万”可不是现在的概念，几块钱可以要一桌子好菜，大嚼一通；现在千八百块钱的茅台酒当时也只卖八元钱）他毅然把大部分稿费都交了党费。文革中，虽然他写了大部头的《金光大道》，当时已取消了稿费；文革结束后，稿费增长严重滞后于物价增长指数，好多作家为此放弃小说，改写电视剧，由此，同样的劳动，可获得数倍的收入。浩然当时身为北京作协的领导之一，对此当然“门儿清”，他却始终守着小说创作这块阵地，宁可让别人改编他的作品，如《苍生》。

　　浩然虽然是始终笔耕不辍，但他绝对没有发大财。这时，一位企业家找上门来，说出对浩然的多年的倾慕后，很有把握地托出底牌：浩然老师，我想请您帮我做个广告：我是开饮料厂的，您只要帮我拍个电视广告：广告里，您只要说一句：“喝了（这种）饮料，我感到浑身都是劲头，还能写一部《艳阳天》！”你答应了，我立刻给您开100万元广告费（税后，浩然可拿到80万元）！

　　一句话可以换到一套房子的钱（当时）——多么巨大的诱惑！

　　但出乎企业家预料的是：浩然却很干脆地拒绝了。

　　就这样，企业家碰了个软钉子，悻悻而去。当时的80万元什么概念?那可是几千亩地的收成钱，相当几百个农民风里雨里干一年。但在浩然眼里，再多的金钱也买不走他的党性和艺术家的良心，过头的话，没谱儿的事，他不想说，不想干。

　　浩然就象他书里的人物那样，是真豪杰，光明磊落。纤尘不染。

　　最后一次见到浩然，是通州文学讲习班的浩然最后一节课，课程完了后，妹妹拿了我收藏的浩然的一本作品，请浩然老师签字。他接过书，看到是自己一个不甚著名的中篇小说《浮云》后，他开心地笑了，转身对身旁的著名作家刘绍棠说：“是这本书，还有人收藏我这本书！”这是一名作家，看到作品被人认可的开心。于是，他很郑重地签上了姓名和年月日。
有一位作家说：浩然是一个时代的一面镜子。是啊！作家浩然的经历是和那个特殊时代是密不可分的。

　　我喜欢他作品中，那些真切动人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细节；我也钦佩他的奋斗精神和他的为人。他的身影已经渐行渐远，但他留给一代人的精神财富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