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子：大寨式评工——在下放插队的日子里

三、大寨式评工

　　中午的哨子又吹响了，不过今天不是喊上工，而是喊开会。

　　“小平子快走、绍些个，开会去了！”房东家女儿杨素兰急忙往我手里塞了张小板凳，就在先里头跑了，追都追不上。这里人把“快、急”都称为“绍”。

　　真是奇怪，哪有开会积极的？难道社员都喜欢开会？到了会场才知道，原来这是个“评工分”会。这样的“评工”方式，就是当时全国广泛推广的“大寨试评工”。

　　会议地点就在生产队打麦场边上坐北朝南的草房里。

　　农村草房一般都三间半，中间是堂屋、左右两边厢房住人，顶西头的半间是砌灶烧饭的地方。这间用来开会的屋子里，墙壁全部拆掉，变成了一间长长的大房间，平时给宣传队的姑娘们唱唱跳跳排练文艺节目，每到换季时节就拿出来开社员大会。这不，春节刚过，春耕眼看开始，会议要评出即将过去的这个冬天每个人究竟能拿到多少工分？难怪杨素兰会这么激动，生怕去迟了。

　　我到的时候，屋里面已挤满了人。杨素兰和几个宣传队姑娘们嘻嘻哈哈地挤在一起纳鞋底，早就给我留了个放小板凳的空；男人们都将双手抄在棉衣袖口里取暖，窝在一堆聊天。

　　我刚一坐下，坐在屋中间长方形桌子跟前的生产队长就宣布“会议开始”！顿时全体安静，连掉根针都听得见。

　　接着生产队会计站了起来。此人从身躯、脸模子到眼睛都是瘦瘦小小的，“邪头八角”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还整天嬉皮笑脸地和妇女开玩笑，说荤话，谁都不怕他。

　　会计神气活现地大声宣读由队委会预先研究出来的工分分配方案，报一个名字叫一声工分：“杨永山、十分！”底下群众就喊“同意！”然后又报出下一个：“赵桂兰、八分！”一时无人答话，他大叫：“同意不同意？赶快表态！”于是我身边的姑娘赵桂兰就捂着嘴，似乎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细声细气地笑着说：“同意、同意。”会计不满意，再喊：“其他人同意不同意？”下面就东一锤西一棒地冒出“同意”的声音。会计发牢骚了：“你们倒是绍绍表态啊！还有那么多人呢，会要开到明天不成？”于是全屋笑声一片，只有队长闷声不响地吸着烟，板脸坐着，一言不发。

　　会计读到的人名和工分我听不明白，哪跟哪都对不上号，干脆思想“开小差”。谁知刚“走神”一小会儿，会场上就闹开了，所有人都激动得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乱喊，谁也听不见谁在说些什么，莫不是要打架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姑娘、媳妇们个个义愤填膺地大声讲话，没人理会我。晕死！这些妇女平时讲话都细声细气，现在怎么都像“泼妇”一般啊！

　　我仔细听听，好像有个什么叫“二赖子”的人，平日白天睡大觉不肯出工，就算被逼出工也不肯出力，拿到分配的粮食不到过年就全部吃光，然后就跑队里来向干部要补助，不给补助就出去要饭。此人与会计同姓王，一般来说，生产队只要同姓都沾亲带故，这次队干部居然给他评了七分工，明摆着就是是“包庇”！虽然大家不敢挑明了说“关系”，但肯定是不依不饶的。

　　赵桂兰是宣传队的骨干分子，仗着干活一把好手，妇女中就数她最“泼”，姑娘家家的，满屋子听她声音最尖：“就是欺负我们妇女，凭什么妇女最多才拿八分，男人连懒汉都拿七分？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杨素兰也乘机乱喊：“‘妇女能顶半边天！’他能拿七分，我们就能拿十分！” 妇女们是真的生气了。

　　吵归吵，大多数男人却在笑，有些男人大喊几句“想和我们一样就做梦去！”再摆出一副“好男不跟女斗”的模样。会计急得站到凳子上面大喊大叫“停下来”，可就是没人理会。

　　我的天，这哪里是在“评工分”？分明就是在“闹工分”嘛！是不是每次评工分都这般模样？没有谦虚、没有风格发扬、更没有一点谦让，耳朵都要吵聋了！

　　好不容易声音小了下来，原来是队长了站起来，用双手做出下压的样子，意思要大家听他讲话，这样屋子里才渐渐安静下来。

　　队长说了：“都吵什么？小平子第一次参加开会，不怕人家笑话？毛主席号召我们‘农业学大寨’，大寨人评工分就像你们这么斤斤计较？放心，‘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点谁都不会改变。”　

　　然后队长就把话题岔开，讲起春节后，队里派到县里参加修小水电站的那几个“武干团”（全称“县人武部地方武装独立团”）战士，讲起这几个基干民兵的劳动量。队长告诉大家，他们每日半天军事训练、半天劳动，经常深更半夜赴命到岸边卸船，从船上抬起几百斤重的大石头，走跳板晃晃悠悠地抬到岸上，弄不好就连人带石翻落到水里，又累又危险。

　　队长说：“这样大的劳动量最多也只能评到十分工，比比看，你们说说自己应该评几分？恐怕没人能拿到十分！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社会主义劳动还要提倡发扬风格。”

　　我一时听傻了，又有几分感动：因为我哥和其他几个知青也去了“武干团”，他们还不满十九岁呢，只在农村锻炼了一年多，怎能抬这么重的大石头？后来主要因为那次劳动表现突出，我哥被选为县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优秀代表，参加了“县积代会”，全队都光荣，但他也在腰部落下了一辈子的积疾……

　　屋子里真的安静下来了，现在谁都觉得不好开口。于是队长又解释为什么要给“二赖子”七分工，主要是为了鼓励他参加集体劳动的积极性，不要每个冬天过年都出去要饭，丢全队的脸面。然后队长专门对着妇女们讲：“既然你们不满意就降为六分工吧，‘二赖子’有没有意见？”“二赖子”正躲在门外墙坷垃子晒太阳，听队长这么一叫，才把头伸了进来，耷拉着脑袋讪笑：“没意见！没意见！”大家都笑了起来。

　　队长还是对姑娘们不依：“冬天农闲，每周拿二三个下午排练节目，你们能和男人挑担子相比？你们比男子汉冬天的河泥挑得多？”

　　姑娘们笑着“反抗”：“我们代表大队到公社会演，拿了第一名！代表公社到县里会演，获了奖！就是立功，应该奖励工分！”

　　“算了吧，那是小平子的知青哥哥宣传队长当得好，是有文化的人帮在你们排练。人家一个男知青，泡在你们这群姑娘里头，还要化解婆婆妈妈的纠纷，好意思说？”数落完了，队长又反问，“你们还好意思不满意？你们个个都是插秧能手，过些天农忙开始，你们个个都能拿到十个工分，男劳力最多才能拿到八分工，那时候怎么就没意见了？”

　　这时又有妇女在小声嘀咕：“那是你们男人腰硬，弯不下去，只能在田边挑秧，活该少拿。”

　　队长盯着说话的方向质问：“谁说的？小平子哥哥和你们比赛过了，速度差不多，你们整天喜欢拉人家一起插秧，结果记工分还是你们高，他只能跟男劳力排队，人家也没提意见嘛！”

　　这样一讲，大家就都服气了。

　　不料队长又提出一件事情来讨论：“给小平子评多少工分为好？”

　　全屋一下子都笑了起来。有人叫：“随便！”有人喊：“她要多少工分就给多少，城里伢子不会干活，能参加劳动就不错了。”

　　我脸上发热，站起来对大家说：“前面队长安排我和他女儿邓书英‘打牛草’，我还没那个六岁孩子打草多，所以就不要工分了。”　　顿时一片反对声：“你妈你爸干活不拿工分也就算了，反正下放干部有工资，但你不行，年龄虽小，和我们一样吃生产队口粮。”还有人具体建议：“才开始谁都不会干活，慢慢就会了，就给她评四分工吧。”

　　我很不好意思，要求以后不“打牛草”而去“挑河泥”，因为我个子高，无论如何也要比不足胸脯高的六岁孩子河泥挑得多吧？这样也可以对得起贫下中农鼓励我的那“四分工”了。姑娘们听到队长同意我今后和她们在一起劳动，都高兴得抱住我鼓掌。

　　会议就这样继续进行，一直开到天快黑，乡亲们三三两两的散去，有说有笑。

　　吃过晚饭天全黑了，饭桌上的煤油灯擦干净了玻璃罩，就明亮了许多。杨素兰手里拿着一团新棉花，底下吊了个长陀螺样子的东西，就这样一捻一转地搓着纳鞋底用的棉线。她这次评到“七分工”，属于妇女中的亚军，显然挺满意，搓棉线的时候都是笑脸。

　　我计算了一下：每十个工分为一个“整工”，一个“整工”四毛几分钱。我评到了“四分工”，今后每天早晨、上午和下午，要干满一整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才可以拿到四毛几分钱的40%，约一毛七分钱左右。杨素兰“七分工”，干满一整天才能拿到约三毛钱。我对她讲：“付出与所得不成比例啊！”

　　她笑了：“什么‘比例’的话，听不懂。我就知道，如果拿到的工分不够，队里分的全年口粮就不够买，年底就会欠队里钱成‘透支户’。我们家四口人，我父亲身体不好，但我妈也能上工，我和‘他’都是强劳力，所以我们家是‘盈利户’呢。”她说话口气很是自豪。杨素兰虽然与我同龄，都是十四岁，但因父亲身体不好，又是家中独女，所以已经招女婿上门，成亲了，但后来到了十六岁时候才圆房，所以她只称丈夫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家男人”。

　　我一下子就体会到了为什么“评工分”是社员们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农民的“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全都体现在这上面呢。杨素兰脸蛋红扑扑的，大眼睛一闪一闪，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显得格外朴实和漂亮。

　　这以后我学会了干农活，虽然非常辛苦和劳累，但工分值也在慢慢提高，到农忙插秧时候，我居然被评到了八分工，和杨素兰的心情一样，我也为一天挣八个工分而感到非常高兴。

　　后来我去上中学，来回十几里路，晴天也要跑近两个小时，但我坚持上过“早工”后再去学校。学校经常放农忙假，再加上周日、寒暑假的劳动，这样下来到了第二年春节前，会计核算，我全年居然挣到了十二元钱，正好能买下了自己全年口粮，不算“透支户”。

　　十五岁那年，我上着中学，吃着自己种的蔬菜，还买下了自己的全年口粮，第一次靠挣工分养活了自己，很是自豪。

　　2012-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