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古丽，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我也渴望被爱

　

　　我的名字叫古丽。

　　其实我叫什么不重要。古龙说，人的名字会叫错，但外号一定不会错。

　　古丽的意思是花朵，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女孩的代名词(外号)。

　　换言之，我们这个民族的女孩，都生如夏花之绚烂。

　　我也一样。

　　我在乌鲁木齐出生、长大。

　　我爸是个电焊工，还有一手不错的木工手艺，闲暇时常做些家具，拿去集市售卖，贴补家用。

　　我妈能吃苦，开了家小饭馆，卖些烤馕、抓饭、拌面，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辛勤操持。

　　有一次街道选优秀个体户，选中了她，她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念多少书，普通话磕磕巴巴，只能婉拒。

　　我家兄弟姐妹5个，我是长女，最得宠的一个。

　　虽然家里条件很一般，但我从小就有很多同龄孩子没有的玩具。

　　我爸那时每个月工资68元，却敢给我买58元的花裙。

　　姐妹几人看露天电影回家晚了，集体受罚，举小板凳1小时。

　　妹妹们在流汗坚持，我5分钟不到就泪流满面。

　　我爸二话不说，抱起我就出门买糖。

　　据说在演艺圈，很多明星是陪朋友面试，自己却无心插柳被考官选中的，譬如梁朝伟、李宇春、周立波…

　　我6岁那年，也山寨了这样一幕。

　　我妈带着我，陪她的一个小姐妹带着她的孩子，去报考汉语班。

　　插播一句，国家鼓励少数民族孩子读汉语班，但有些家长总担心孩子基础差，不太敢尝试。

　　我们几个人刚进教师办公室，一个扎着长辫子的年轻汉族女老师，就快步走过来，一把抱起我，笑着说：“这孩子太可爱，简直像个洋娃娃。”

　　她是S老师，第一个走进我生命中的汉人。

　　S老师坚持要我读汉语班，做她的学生。

　　我妈却担心我没有多少汉语基础，踌躇再三。

　　S老师于是拿出一本识字课本，说看看我的缘分。

　　她翻开第一页，要我念。

　　这一页上是毛主席的头像，和5个大字。

　　我虽然不识字，但会数数，也经常在大街小巷看见毛主席像。

　　鬼使神差的，我脱口而出：毛主席万岁!

　　我于是顺利进入了汉语班，全班四十多个学生，只有我一个少数民族孩子。

　　在学校的时光是美好的，不仅班主任S老师，很多其他汉族老师也尽心尽力培养我。

　　美术老师说我五官轮廓线条很清晰，典型的回鹘小美女，总把我当模特，还手把手教我静物素描。

　　我依葫芦画瓢，画的葡萄、哈密瓜，也有模有样。

　　中央美院学生来新疆写生，学校也会把我叫去做模特。

　　初中的时候，高年级有个汉族男生，山水画得特别好。

　　自治区报社采访他，拍照时老师叫我也拿个画夹子，凑他旁边打酱油。

　　我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S老师一字一句告诉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我表示不懂，S老师又耐心地说：就是民族团结，亲如一家。　　我对美术兴趣一般，更喜欢唱歌。

　　音乐课W老师，偶然听到，对我“爱不释手”，开始悉心栽培我，带我练声，教我视唱练耳。

　　后来只要学校组织演出，我总会登台表演。

　　W老师祖籍浙东，耳濡目染，我也特喜欢越剧，《红楼梦》的许多经典名段，譬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葬花、金玉良缘、哭灵出走，我张嘴就来，以至于我在家跟着电视哼唱时，隔壁大婶总喜欢和我妈开玩笑：你家的汉族亲戚又来串门了。　　插一句，我前年去看S老师，她虽已满头银发，垂垂老矣，可还是那么精神矍铄，亲切慈祥。

　　W老师去年来杭州看我，虽然年逾古稀，也还是那么乐观豁达，笑声也一如往昔爽朗。她说我应该多攒点钱，在杭州买套小房子，如果不够，她可以借给我。

　　她又笑着说，就当是预交房租，她可以每年来常住一段时间。

　　其实生性乐观的W老师，早年间是颇受过一些磨难的。

　　W老师经常诵读舒婷的《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时至今日，我记忆犹新。

　　后来我考上了石油学校，毕业后进了中石油公司。

　　在中石油工作的10年里，我遭遇了人生寒流，有过两次不太幸运的婚姻。

　　原谅我不想再揭结痂的伤疤，只能简单说说。

　　我可以对真主发誓，我的两次失败的婚姻，我都是受害者。

　　用当下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遇人不淑，遭遇了两次“劈腿”。

　　我的两任丈夫，都是汉人。

　　不必讳言，我们这个民族与汉族通婚，有着很难逾越的，包括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等在内的鸿沟。特别是“不得与不信教者婚姻”，是写在经文里的。一言蔽之，与汉族通婚的难度，远超异国婚姻。

　　这个话题有点敏感，且囿于篇幅，不便展开阐述。

　　我之所以两次嫁给汉人，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香蕉人”或者“ABC”，虽然也是黑发黄皮，但自小就受美国文化、教育的熏陶，思维方式、价值观也是美国化的。

　　而我从小学开始，班上除了我一个，全都是汉族学生，我已经接受、习惯、甚至喜欢上了中原文化，譬如前面提到的，我甚至可以大段大段唱越剧。

　　进入中石油工作后，单位里同一民族的同事也极少，我的好朋友几乎都是汉人。

　　久而久之，我的民族母语口语水平，远不如我的普通话，在一些母语的场合，尤其是跟同龄人在一起，我常常感觉自己是外人，我听不懂段子和“梗”，很难融进他们的圈子。

　　第二，说句大话，从豆蔻年华伊始，我在校园徜徉，身后总会响起热情洋溢的声音，“同学，你的书掉了”、“同学，你的围巾掉了”…只差西门大官人版的“娘子你撑窗户的小竹竿掉了”。

　　参加工作后，我每周坐收10封情书，毫无压力。当然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今天的我早已半老徐娘。

　　第三，天高皇帝远。中石油工作的流动性很大，我参加工作后，颠沛于昌吉、鄯善、独山子等地，极少回乌鲁木齐，而我从小是个特立独行的孩子，凡事习惯自己做主。

　　因此，我自作主张的两次婚姻，不仅没有得到家庭的祝福，其悲催的结局，还让深爱我的爸妈伤透了心……

　　1999年，中央有文件，为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中石油职工自主创业，国家免3年税。

　　我于是响应号召买断工龄，拿到补偿款后，在昌吉市的一个繁华地段，开了一家服装店，生意不是好，而是爆好。

　　有关部门甚至准备把我树为“下岗再就业”先进个人，希望和我合作，联办鸡鸭养殖场。

　　就在这时，我第二任丈夫的“红颜知己”，居然主动和我“摊牌”，希望我“禅让”。

　　我怒了，当即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请求。

　　当我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娘家时，我妈彻底崩溃，跪着求我离开新疆，走得越远越好，说我已经连累了家人，让我留点尊严给她们，说我嫁了汉人，没有哪个本民族的愿意再娶我。

　　又说我弟弟以后要娶姑娘，好人家不嫁的，我妹妹她们也是一样，而我精通汉语，又有很好的经商头脑，不在新疆也可以生存，还说我很优秀，又爱中原文化，就去“口里(嘉峪关以东)”讨生活吧……

　　甘愿做，欢喜受。

　　我纵然心硬如铁，却也遍体鳞伤，唯一的慰藉，是我虽然两次遇人不淑，但我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儿子，大海和小海。

　　我咬咬牙，盘掉了昌吉生意火红的服装店，来到了杭州。

　　之所以来杭州，是因为之前我开服装店时，经常来杭州进货，我和这个城市很有眼缘。

　　从2000年年底至今，我在杭州生活了整整16年。

　　杭州不仅山美水美，还因为地处三吴都会，古越遗风，人心淳朴。

　　杭州不像帝都、魔都，动辄“外地逼”“硬盘人”，哪怕一胡同串子、小混混，照样也瘦狗硬逑。而勾践、范蠡的后裔，善商以致富，三掷千金于天下，但极少排外。

　　杭州还是魅力之城、品质之城，十佳优质生活城市评比，独占鳌头。

　　不说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只说实惠的杭帮菜、便捷的公共自行车…这些触目可及的小确幸，让你生活久了，会不自觉散发出幸福的慵懒。

　　除了温婉细腻，杭州也有雄浑壮阔的一面。唐后期，杭州已是“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每年所收商税高达50万缗，几乎占全国财政收入4%。

　　今时今日，更是商机无限，阿里巴巴这样的巨无霸，绝非孤例。

　　我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或许是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我学会了不少吴侬软语，与本地人交流，毫无压力。

　　我的婚姻两次触礁，但我的财运还行，谈不上富裕，但衣食无忧。

　　除了盘掉昌吉服装店一笔不菲的款子，在杭州谋饭，我也小有盈余。

　　我开过饮品店，往新疆趸批过一次超过10000件的外贸尾单T恤。

　　后来同时打几份工，在几家超市当促销员，我能吃苦，眼里有活儿，嘴也甜，业绩不错。

　　我卖禽蛋产品，一天能卖20大箱，全公司第一;卖美心月饼，一个中秋季下来，卖了35万;卖西班牙橄榄油，最高纪录一天卖了147瓶，破了销售记录。店长培训新促销员时，总喜欢拿我做榜样，“你们几个小妹子，还比不上古丽大姐一个人”。

　　再后来，我还被某驰名禽蛋产品公司提拔为巡店业务员，多次受邀回总公司集训、分享销售经验。

　　至于我的收入，至少没给华丽丽的杭州人均工资拖后腿。

　　在杭城，我还结识了很多小姐妹，感情融洽，无话不谈。

　　有一年春节，有个叫阿芳的小姐妹，带我去她老家、杭州淳安县阴坞村过年，她妈妈很喜欢我，知道我的饮食禁忌后，居然换了全套炊具，甚至特意买了新砧板。

　　阿芳的姐姐在杭州开出租，因为早年间的琐事，一直和妈妈有嫌隙，谁劝都黑口黑脸。

　　我和她闲聊，轻言细语，说虽然“疏不间亲”，但我们民族有句俗语“天堂的大门在母亲的脚下”，杭州土话也说“信佛，妈妈就是大佛”，古话更是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她居然红着脸连连点头，后来我们也成了好姐妹。

　　最让我感受到杭州这座城市的温暖，让我几乎忘了自己是外乡人的，是一起车祸。

　　2008年夏天，我在从沃尔玛杭州黄龙店下班回家途中，不幸被一辆疾驶的电动车撞倒。

　　面对本地车主“碰瓷”的污蔑，不少热心市民不仅帮我拨打122报警、阻止电动车主离开，待交警及时赶到后，还纷纷作证。

　　更让我感动的是，处警交警为了节约时间，主动用警车将我送至医院，不计较我身上的血渍，弄脏了警车。

　　事后，还两次来医院探视，积极帮我索赔，没有一丝一毫袒护所谓本地人。

　　我从小就对英姿飒爽的军人颇有好感，王宝强、陈思成主演的《士兵突击》，许晴、王志文主演的《DA师》等军旅电视剧，我总是颠来倒去地看。

　　我的儿子大海和小海，长大成人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1962年中印战争中涌现的我们这个民族的战斗英雄司马义•买买提、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1986年)的优秀战士阿布力克木的感人故事。

　　在我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下，大海和小海先后参加了解放军空军和陆军部队。

　　

　　我的儿子小海

　　

　　我的儿子小海

　　

　　我的儿子大海。

 

　　两人都已退伍，按规定，可以发军装照了。

　　当然，生活不仅有远方和诗，也有眼前的无奈。

　　我在杭州这16年，也经历过一些闹心事儿。

　　一言蔽之，就是曾经频繁的“被搬家”，以及最近的一次“被旅游”。

　　最开始大约是在2009年前后，当时我住曙光社区，和一个温州来杭教古筝的妹子合租。

　　阿sir 们“临检”时，因为我的“原因”，罚了房东50块钱。

　　我知悉后，找到派出所据理力争，说我在杭州已经住了近10年，办理了暂住证，有正当、长期的工作，在杭州缴纳社保和医保，没有任何违法记录，为啥就不能居住呢?

　　最后的结果，是合租的温州妹子哭着哀求：“古丽大姐，你就搬走吧，不然我也住不下去了……”

　　我只得偃旗息鼓。

　　但这样几次三番的“被搬家”之后，我怒了。

　　我是个比较轴的人，像《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和《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琴。

　　我觉得万事抬不过一个理字，“理字不多大，千人抬不动”，我是中国人，我爱杭州，我爱中国，怎么就没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我于是在网上给杭州的相关政务公开信箱写了投诉信，并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

　　几天后，被我投诉的阿sir找到了我，和我商量“投诉事宜”。然后就像吴语方言里说的，不了了之“捣糨糊”了。

　　杭城巨贾胡雪岩说，上半夜替自己想，下半夜替别人想。这样的事情多了后，我也经常反省。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小撮人，确实做了一些不光彩，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搞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也成了一竹竿扫过来，被竿梢绊倒的人。

　　但将心比心，阿sir们也不容易，谁也不会故意为难我，而且杭州、杭州人对我不薄，有一次有位房东大娘，甚至为我仗义执言，“我觉得古丽蛮好的，没什么担心的，我可以和她睡一个屋，没什么不安全的啦”，让我感激涕零。

　　因此我觉得还是要多换位思考，多沟通交流。

　　我于是按照阿sir的要求，一个星期主动上门汇报一次，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竹筒倒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人心肉长，这样一来二往久了，在了解的基础上，阿sir们也慢慢理解了我。

　　特别是我搬到灵隐附近居住后，和辖区的阿sir们都成了朋友，每次我去所里汇报，大家都会和我打招呼，“古丽又来了啊;最近还好吧”。

　　“被搬家”的囧事，已不再发生。

　　必须插播一件事。

　　好几年前，我花一万元学了奶茶调配手艺，之后在杭州开了一家奶茶店，生意还行。

　　我想做连锁，便去了临近的H城考察，看中一家店面，基本谈妥后，丢脸的事情出现了!!几个和我同民族的混混，居然把我堵住，勒索“保护费”，否则就叫我“开不了门”!

　　这时，H城的“有关部门”及时出手，很快为我解决了麻烦。

　　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在H城盘恒的时间不算长，却也和“有关部门”的一些领导，成了朋友。

　　再后来，我因为给阿布扎比和迪拜等地的朋友，代购、代运过一些义乌的小饰品，再加上我懂一点简单的阿拉伯语和英语，所以去过几次阿联酋等国家。

　　回国后，H城的“有关部门”和我联系，希望我能为“收集相关情况”，牵线搭桥。

　　简单说，我做到了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爱国义务。

　　最后说说“被旅游”。

　　今年秋天，白露时节，杭州的盛会圆满落幕。

　　按新华社的说法，盛会验证了中国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作用和能力;展现了中国的软实力;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当前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意义;改善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巩固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基础…

　　这份堪称完美的成绩单，让国人振奋，我也由衷高兴，但某种意义上，这份成绩单里，也包含着我微不足道的、略微酸楚的贡献。　　今年5月开始，因为盛会，几拨阿sir就走马灯一样找我谈话，要求我离开浙江。

　　少数不了解我的阿sir，甚至要求我工作的超市解雇我。

　　超市领导说，“古丽在我们这里工作很多年了，没有犯错误怎么能随便解雇呢?”(事实上，我的劳资关系，在货品所属的公司，而非超市)

　　我也一遍遍找阿sir汇报情况，说我在杭州工作生活了16年，无任何违法记录，并出示了大海和小海的“士兵证”复印件，表明自己的军属身份。

　　我还请求H城的“有关部门”为我整理材料，证明我做出过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爱国义务。

　　一开始，情况似乎有点柳暗花明，“解雇”的声音渐渐稀薄，有好心人悄悄告诉我，说是会有“严格审查，区别对待”的八字方针。

　　但好景不长，“八字方针”似乎没了下文，阿sir们又开始轮流找我。

　　我得以会晤了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各警种阿sir，包括户籍阿sir、治安阿sir、国保阿sir、反恐阿sir，甚至和我一样面孔的同一民族的阿sir。

　　大家都众口一词，恩威并施。

　　威，是我必须离开，而且宜早不宜迟。还说很多像我这样的人，都已经离开了，走的时候还满面春风，和阿sir们含笑挥手致意。如果我一定“死犟”，就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恩，是阿sir们苦口婆心，说我也快50岁了，常年打工挺辛苦，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出去“旅游”“散心”?他们可以为我申请“补助”，承诺的金额，也从2000元，逐渐攀升到了15000元。

　　我之所以“死犟”，原因有二，一是“金九银十”，我负责促销的几个品牌，正是销售旺季，我离开的时间太长，即便我愿意自己掏腰包雇人看柜台，公司也不可能答应——都不用如前所述的“阿sir要求超市解雇我”，公司就会主动解雇我。

　　二是主要原因，我承认我是个很轴的，像秋菊、李雪琴一样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女人。

　　我心里难受，或者说受辱，像心头一根拔不掉、挠不着的刺，像当年捷克小镇特莱津街头的犹太孩子，必须时刻佩带的六芒星——不是佩带在胸前，而是烙在心头，耻辱的感觉令我血压升高。

　　我婉转地向阿sir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请求按照“严格审查，区别对待”的八字方针对待我。如果政府允许我留下来，盛会期间我保证随叫随到，哪怕每天汇报一次。

　　我同时表示，我不需要“补助”，相反我可以聊表寸心，如果允许。

　　我的要求毫无疑问被拒绝了。

　　随着盛会的日益逼近，我的境况日趋逼仄。

　　我去超市理货，不敢穿工装，必须偷偷溜进去，再偷偷溜出来。

　　至于住处，已经回不去了，我只能在小姐妹们家东躲西藏。

　　可不管我在哪里，只要带着手机，阿sir们总会神兵天降，衔尾而至。

　　然后是一大通苦口婆心，说服、教育面面相觑的我和我的小姐妹。

　　我有一个从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的好闺蜜，叫阿梅。我们青梅竹马，几十年如一日，感情非常好。

　　阿梅的丈夫，就是著名歌手、音乐人刀郎。夫妻俩在苏州定居。

　　知道我的窘境后，阿梅施以援手，叫我去苏州暂住。

　　于是，8月23日，走投无路的我，离开杭州，来到了刀郎家。

　　我在苏州住了15天。

　　

　　2016年12月26日，我和小海在著名歌手、音乐人刀郎家。

　　打马赛克的原因，是因为刀郎夫妇和孩子，都是公众人物，见谅。

　　

　　我和小海在杭州高铁站。

　　隔离期过去后，我回到了杭州。

　　阿sir的脸上，再次和颜悦色起来。

　　所长表扬我做得还算不错，说我也是杭州的一员，我配合盛会出去“旅游”，也是会产生费用的，因此给我申请了15000元“补助”。

　　我顺利领到了这笔钱，可签收单上，那刺眼的“上※访※维※稳※补助”字样，让我五味杂陈。

　　啰嗦这么多，我真不是得了便宜(15000元)卖乖，更不是“言伪而辩”、“记丑而博”。

　　将心比心，其实有些时候，我真的挺理解阿sir们。

　　就像2014年5月，一篇题为《我们，不会再沉默》文章里提到的：

　　“恐怖分子给新疆人民带来麻烦，外地人开始惧怕新疆，新疆人、维*吾*尔族成为‘暴力恐怖’的代名词，新疆人没有地方住宿、飞机安检需要专门通道……就是在国外，维*吾*尔教授也被单独反复安检，维*吾*尔民族成了国际问题民族……我们(维*吾*尔族)理解了，我们不再埋怨内地人了，这就是暴恐分子为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福利’!”

　　“我没有伤害别人，可是我却有负罪感;我没有得罪别人，可似乎我又一次痛苦地被周围人警惕和躲避……”

　　但是，我坚信，“三股势力”与暴恐分子，毕竟是一小撮人。

　　我更坚信，经过六十余年的现代教育和三千余年的民族大融合，中国的任何民族，都不会对恐怖主义产生认同共识!

　　众所周知，我们这个民族，不仅有联名发出《我们，不会再沉默》文章、“呼吁维*吾*尔同胞勇敢站出来，抵制邪恶极端;伸出手，挽救可能滑向深渊的无知孩子，不要让极端愚昧酿造暴力恐怖，不要让‘暴力恐怖’绑架整个维*吾*尔”的11名维*吾*尔族大学生。(这篇文章，还曾得到了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的称赞)

　　也有曾广为流传的一个事例，“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后的翌日下午，街头献血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位维*吾*尔青年人，一开始大家都避而远之，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他。他安静地献完血后，向人群深鞠一躬：“那群拿刀杀人的都是畜生!他们不配做维*吾*尔人……”

　　还有“感动中国人物”、被网民爱戴称为“羊肉串大叔”的阿里木江•哈力克，他以烤肉的微薄收入十年中坚持助学，汶川地震、贵州雪灾，灾区收到的捐助中有他的汗水，玉树地震，他背着牛羊肉到震区给参与救灾的战士群众做饭，雅安地震，他与两家企业共同援助两千个馕、三千件方便食品，星夜驰援，将食物送到每一个需要的人手里。

　　更有2013年4月23日，新疆巴楚暴力恐怖案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塔依尔•艾海提、买买提明•吾布力、库尔班江•吐逊、努热买买提•艾买提、古丽巴努木•吐尔逊、努尔买买提•吐尔逊、米热姑丽•玉素甫、艾克白尔•艾尼玩、买买提明•阿布力米提、月热古丽•买买提……

　　我由此坚信，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伤害我们自幼所深爱的一切，恐怖分子杀一人如杀我家人；离间共和国的每一个成员，无论原因和目的是什么，都是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敌人。

　　也请您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热情好客、乐观开朗、热爱和平，因此，请不要把我们标签化，请不要“泼脏水把孩子也泼掉”。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人们，能够情同骨肉，共同发展；能够在夜晚没有灯光的地方，漫步徜徉，共叙兄弟情谊。我希望2018年杭州举办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2022年举办亚运会时，能让我这个“半个杭州人”留下来，贡献绵薄之力。　　如前所述，我小学时就熟读过舒婷的《我亲爱的祖国》，其实我也很喜欢北岛这样几句诗：

　　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写下生活的诗……

　　我是古丽，我来自新疆，我住在杭州，我是中国人，请允许我爱自己的国家，我也需要你的爱。

　　我是古丽，我对本文的每一个字负责，如有虚妄，愿承担法律责任。

　　我的暂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