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扭转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艰辛挫折，可谓难以计数。然而，上下五千年来，却没有一次艰难遭逢，可以与近代中国之命运遭际相比拟。
近代中国所遭逢的，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而所谓“数千年所未有”者，便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穷途。

　　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国文明自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

　　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这个条约要求：中国需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合计9.8亿两，而加上地方赔款，中国总共需要拿出10亿两白银，才能满足列强难填之欲壑，这个数目，则相当于清王朝12年财政收入之总和。在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压迫下，在毫无希望、遥遥无期的“自强”压力之下，中华帝国已呼啦啦似大厦将倾，所遗全部问题者，仅在于最后压垮大厦的，究竟是哪一根稻草。

　　国难当头。而“国难”和天文数字的赔款，自然全部落在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头上，列强索要纹银10亿两，中国之黎民苍生就要交20亿~30亿两。本来中国基层零散错综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度，决定了中国的税收系统极不合理，财政效率极度低下，历代理财理政的目标，无非是于基层“少取少予”，而最为理想的模式则是“不取不予”、“吏不下乡”。此《击壤歌》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于是，历代民众无不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乃至全然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而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骤至，黎民百姓、千家万户命何以堪？既然被酷吏催款派税是死，造反起义亦是死，又何不揭竿而起，死中求生？

　　而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所能够想出的唯一筹款办法，自然是把钱款摊派到各省地方，而这便使得地方分裂、联省自治成为历史之必然，地方大吏为“自强”所练新军，则又必然成为日后国家解体、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近代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零和博弈，近代中国所陷入的，乃是走投无路的“死循环”：为了赔款自强，就必须对人民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其前途自然是官逼民反，朝廷自蹈死路；而倘不进行现代化，中国就必然落后挨打，就会继续沦为列强的“提款机”，其结果同样官逼民反、自取灭亡。

　　自强是死，不自强同样是死——这就是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一切中国近代改革注定的结局。

　　1906年，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自日本只身仗剑回国，牺牲就义之际，她留下了这样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风潮取彼头颅”，“牺牲尽我责任”。面对着如此走投无路的旷世难局，面对着中国历史的“死循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别的出路。

　　“秋风秋雨愁煞人”。1927年，带着对文明崩溃的千古遗恨，“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天才”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如此沉痛地写道：“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氏所言者，数语道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纳入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之共同命运。它深刻地表明：中国革命非但不是中国传统文明崩溃的原因，而恰恰是传统文明崩溃之结果，而历史更证明，中国革命，乃是改变和遏止中国文明衰败和崩溃的唯一出路。

　　南湖红船红又亮，毛泽东领导创建党，马列主义是武装，黑暗中国见太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乃至人类“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力量。在空前惨烈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冒着敌人的炮火、迎着内外反动派的屠刀，奋勇前进；在漫漫征途上，在炮火连天和枪林弹雨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地在逆境中奋起，一次又一次地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前赴后继，终将一个四分五裂、民不堪命的旧中国，引向一个统一强大、充满光明前途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本来没有路的绝境中开辟出前所未有的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文明穷途末路之际绝处逢生再造一个辉煌灿烂、继往开来的新文明，之所以能够击溃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主义武力，之所以能够一举破解和逆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由于她形成了并拥有着极其光荣伟大的传统品格。

　　时刻自觉着、发扬着这一光荣传统，我们就能够不断前进，不断开拓未来，坚持这个伟大传统、发扬这个伟大传统，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战胜世界上一切艰难险阻，并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

　　而忘记了历史，就等于背叛。

　　90年来，共产党人的修养、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便是中华民族奋力前行的旗帜。

　　这种精神和品格，是烈士们的鲜血写成的。

　　第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奋斗精神；压倒一切敌人，不为敌人所屈服，与一切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气概。

　　传统中国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便是国家组织能力、社会组织能力问题。而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一盘散沙”状态，这也便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总结中国与西方之得失时所指出的：“若特指其（即中国——引者注）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他。”

　　人类历史是辩证发展的：五百年来，正是西方世界的战乱不休、彼此攻伐，正是旷日持久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方才锻造出西方船坚炮利、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集体意识、集团意识、党派意识和阶级意识，而恰又是数千年来中国的总体和平稳定，最终却铸就了中国人的各自为政、无为而治、自由放任和“一盘散沙”。

　　1938年，延安。在黄土覆盖的低矮、局促的窑洞中，在一盏明亮的油灯下，毛泽东与梁漱溟促膝相谈、通宵达旦。而当时的梁漱溟的质疑是：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相比，既以“伦理”为本位，则中国何来阶级？既无阶级，何来阶级斗争？何来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完成社会组织化改造之必要与必然？

　　当年的毛泽东并没有能够说服固执己见的梁漱溟，是中国现实和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说服了梁漱溟，或者说：是梁先生自己的智慧和良知说服了他自己。晚年的梁漱溟曾经感慨万千地说：回想当年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毛主席则是正确的，所谓千古遗恨者，乃是如今毛泽东、周恩来已经作古，我已无机会向他们诉说自己迟到的觉悟与觉醒。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建国之路》中，梁漱溟便已坦白地（尽管内心有些不情愿）概括说：“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而这便是对中西异途，中国社会组织能力何以持续下降这一根本问题的最简明扼要的回答。

　　这一论断、这一回答的实质，即是回到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就提出的基本原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没有“他们”，何来“我们”？没有“帝国主义”，何来“中国之命运”？没有三座大山，何来人民革命？没有反动派，何来人民？没有斗争，又何必要“组织起来”？

　　唯有依托强烈“敌友意识”的斗争实践，人民才能被最大程度地组织动员起来，人民的力量才会被有效地激发会聚在一起，只有在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的接力壮举中，团体的认同才能获得最坚实的基础。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既是现代中国集体精神和集体组织的缔造者，又是根治“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社会的改造者，更是崭新的人民集体的最高代表。《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人的伟大导师们毫不讳言：我们所奉行哲学的实质，便是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式，就是被这种明快的哲学所决定的。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与战争中，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建设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锐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想传统，理所当然地具有深刻的博弈论色彩。

　　以中国为舞台，改造世界，以天地为棋局，逆转不公正、不平等的人间秩序，青年毛泽东说：“策疲惫之师，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策疲惫之师，当新羁之马，所以奋勇当先，视死如归者，靠的就是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斗争意志。

　　因此，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切问题，无不是战略和战术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说，乃是从博弈论、矛盾论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去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所谓战略，就是坚定的理想目标，就是从世界视野和全部人类历史出发规划局面的能力，战术，就是灵活机动、战胜挑战、发展自己的能力。而始终清醒地正视难局，在纷纭复杂的矛盾中抉择最佳方案并强力推行之，这便是革命，这便是创新；这使得“不断革命”、“不断创新”，成为共产党人的工作伦理。

　　凭借这样的奋斗思维方式，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凭借这样的奋斗思维方式，我们挖掉了一穷二白的根子，凭借这样的奋斗思维，我们今天正高举科学发展的旗帜，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作不懈的斗争。

　　理想远大、战术灵活、不断创新、不断革命，这种战略和战术思维，凝结为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和奋斗精神，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离开了这种哲学、这种精神、这种锐利的思维，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社会组织能力持续下降的难局便不会被克服，我们也就难以战胜未来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与险阻。

　　第二，“民主集中”、“民主决策”；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决策必须深入基层，从基层开始决策。

　　西方民主的最高境界，就是“参与型民主”，就是把黎民百姓请进门，请到决策者中间，就是请老百姓也来参加决策。但是，在西方历史上，这种参与型民主始终还只是个理想，由于切实实行起来甚难，以至于它至今还挂着“民粹主义”、“暴民政治”的恶名；而共产党人的民主却是要求决策者走下去，走到最基层的人民群众中去，和他们促膝相谈、帮他们推碾种谷，与“荷丈人”们在田间地头共话春华秋实，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决策国计民生——而这就是世界上最深刻的民主，我们称之为“群众路线”。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共产党人只能在人民的大地中生根、开花、结果。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共产党人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自三皇五帝到今天，唯有共产党方才第一次告诉中国黎民百姓：你们也是人，你们就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而不是精英们眼里的“物质”，人民群众并不是想拉就拉的壮丁，不是想征就征的苛捐杂税，不是想扔就扔的抹布，不是想打就打的牲口，不是想糟蹋就糟蹋的妓女。于是，老百姓要地，共产党就给他地，老百姓要公道，共产党就给他公道，老百姓要打扁担，要骂娘，甚至要打共产党的扁担，骂共产党的娘，共产党就请他们打扁担，请他们结结实实地骂娘，直到老百姓已经觉得得到的太多了，直到老百姓认为扁担打得太重了，娘骂得太过分了——如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那个侯忠全老头，感叹“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共产党又告诉他说：你不仅仅是人，你就是新中国的新主人——平头百姓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但人民群众知道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这就是希望，这就对了。这是最朴素的真理。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人民革命的时候，当“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人民的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困扰中国之“挨打—赔款—自强—征税—民反”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因之而逆转。

　　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当一个不到15岁的农家女面对铡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人的奋斗感动了上帝。

　　“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宁团圆。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成就，不仅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政府，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党能够以民主集中的方式实行民主决策，是因为这种民主决策的方式可以集中人民的智慧，凝聚千百万人民的力量。坚定不移地实行民主、创新民主，始终不渝地坚持民主集中的工作作风，这方才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之所以坚不可摧的根本力量源泉。

　　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优势，绝不是时下某些人所谓：我们有一个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不为其所左右的、强有力的“中立政府”，而是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政府始终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始终坚持从基层开始进行民主决策，把决策和政策的制定落在基层，迅速而有效地回应基层人民的要求与呼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获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与支持。　

　　第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动全中国人民一起思考，集中十几亿人的智慧，重建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的文明国家，再造中华新文明。

　　像一穷二白的中国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清贫的政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没有枪、没有炮，长期缺医少药，缺吃少穿，中国共产党人唯一富有的，就是主张，就是办法，就是主义，就是思想，就是文化。

　　在思想上建党，从文化上建军，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爱思考、会思考的民族，这就是所谓思想和精神的“原子弹”。思想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思想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人民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学风和文风，是党的作风的集中体现。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共产党重建了中国“文明国家”的形象，重建了中华民族作为文明民族的尊严。

　　两百年前，德国人黑格尔曾经这样说：在“东方”只有一个人在思想，那就是皇帝，在西方则有一群人在思想，那就是精英，而在德国，却是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在思考，是人人都在学习，因此，德国是绝对精神的故乡，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与唯一希望。

　　今天，西方的“赵太爷”们老调重弹，因为他们担心：十几亿人“一起跳起来”，地球就将不堪重负，宇宙就会爆炸，人类即将毁灭。但是，中国道路雄辩地证明：中国的崛起不是武力的崛起，当然也不仅是经济和物质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思想和精神的崛起与复兴，是十几亿人民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创新，是共产党人集中十几亿人的智慧，重建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的文明国家，是再造中华新文明，再造人类新文明。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谆谆教诲。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们正走在我们前人指示的康庄大道上。

　　支持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力量可谓多矣，而究其根本，则在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决定性的指导思想。

　　所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精神主体的体现。而这种精神主体，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孕育着新生命力的、活的精神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构成，长期虽非以工人阶级为主，但是，正是因为将思想政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方才不断实现了对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教育，方才从思想和文化上锻造了现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集体意识，锻造了共产党人鲜明的无产阶级意识。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与中华民族的人间正道——“世界大同”高度契合，方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但标志着共产党人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实践中，在思想、精神和理论上的成熟，而且使得中华民族，再次以思想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文明的民族的崭新形象，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她为全世界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正义斗争，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指导和“精神现象学”。

　　它表明：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除了成为残忍的压迫者、掠夺者，或沦为被欺凌、被剥夺的奴隶之外，人类还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值得追求的命运、前途和道路可以选择。

　　它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曾经拥有古老灿烂文明的东方民族和世界各民族，完全可以成功应对资本主义现代挑战，在重获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同时，形成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的自觉与自我认同，实现自身文明和传统的伟大新生与复兴。

　　它雄辩地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打败强国，东风可以压倒西风，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

　　它预示着，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生成、确立后长达五百年里，东西方文明的攻守之势，即将发生历史性的逆转：眼底战国成争鹿，天下英雄孰卧龙。五百年来重写史，两万里后再长征。只手扶起唐社稷，日出山河东方红。

　　历史的发展将证明：在未来的一个乃至若干世纪之中，人类将不断见证和体认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深刻意义。

　　有着9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