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立金：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场（八）

【第七章 迟到的噩耗】

　　十一月二十八日早晨，作战室里气氛低沉而紧张，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等人围着桌子上的地图，像推磨似的转着圈子。自三十八军拿下德川之后，彭德怀最关心的就是一一三师能不能尽早赶到三所里，关上“闸门”堵住流水般溃逃的敌人。然而，一夜过去了，还没有接到三十八军的报告。

　　志司首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三十八军不能在三所里堵住南逃之敌，此次战役又将和过去一样形成击溃战，仍达不到全歼敌人的目的。可是，到现在一直没有一一三师的消息，他们究竟到了什么位置？

　　“娘的，真急死人了！”彭德怀心急如焚，不由自主地口出粗言。他摸着光头对广西籍参谋徐亩元说，“广佬，来一支！”

　　徐亩元的烟瘾极大，口袋里总少不了烟卷。他赶紧递给彭德怀一支，边点火边问：“彭总，要不要再与三十八军联络一下，确定一一三师的位置？”

　　“不用！”彭德怀断然否绝，“三十八军指挥部也不一定知道，我看还是直呼一一三师！”

　　“嘀嘀嗒、嘀嘀嗒……”一串串无线电波从志司总部发向空中。头戴耳机的报务员满头是汗，顾不上揩拭，全神贯注地搜索一一三师电台的讯号。

　　就在大家焦急万分屏息等待之际，报务员突然大喊一声：“有了……没错，就是一一三师的讯号，是一一三师！”

　　志司首长呼啦一声围到电台前。彭德怀扔掉刚刚点燃的香烟，看了一下手表，八点多钟。报务员一边激动地接收讯号，一边断断续续地报出讯号内容：

　　我部于上午七时到达三所里，先敌五分钟……大批敌人企图经三所里向南撤退……请示我部任务……

　　原来一一三师得令进占三所里，便不顾疲劳，星夜急驰，路遇阻敌，一冲即过。天明时分，美军机群跟踪侦察，为争取时间，一一三师索性扯去伪装，堂而皇之地改走山间大道。敌机见地面部队大摇大摆，行走从容，以为是友军撤退，并不袭扰。一一三师急行军七十多公里，终于按预定时间赶到三所里指定地点。

　　“一一三师是好样的，真想不到，他们这么快就赶到了三所里！”邓华情不自禁地称赞道，“一夜行军一百四十五里，两条腿赛过了汽车轮子，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不怒自威的彭德怀脸上也绽出了笑容，他吩咐报务员：“立即给一一三师回电：坚决堵住经三所里南逃之敌，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同时又下令，“三十八军主力迅速向一一三师靠拢，从东向西侧击三所里！”

　　彭德怀兴奋地走到军用地图前，拿起那只心爱的象牙边放大镜，边看地图边喃喃自语：“堵住啦，堵住啦！美国鬼子，我看你还能往哪里跑……”

　　忽然，彭德怀愣住了，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目光停留在地图上。他看到三所里以西有一条由北向南贯通的公路，一个叫作龙源里的小镇像钉子似的卡在那条大路上——敌人在三所里受阻，肯定会改道龙源里南逃！他用大手一拍脑门，急忙对邓华说：“邓副司令员，还得再给一一三师发报，让他们速派一个团赶到龙源里堵住敌人！”

　　其实，一一三师在彭德怀的命令到达之前，已经发现了龙源里这个漏洞，并迅速派出一个团去堵击那里的敌人！部队在凌晨四时刚刚赶到龙源里，大批南撤的敌人开着坦克、汽车就轰轰隆隆来到了。于是，在三所里激战的同时，龙源里又展开了一场生死鏖战！

　　敌人南撤的部队和北援的部队同时攻击龙源里，相距不到一公里，尽管敌人出动了大批坦克、飞机，成群的敌兵蜂拥而至，然而龙源里的我三三七团却像一根钢钎插在山上岿然不动。敌人眼看突围无望，便丢下满山遍野的尸体和兵器，被迫改道西逃安州。这样，敌人西路和中路溃逃的部队只好挤在一条南退的公路上，陷入了极大的混乱。

　　十二月一日，志司总部的电台嘀嘀嗒嗒地鸣叫着，把一份份作战命令传到每个指挥部，每个指挥部又把前线的战斗情况及时报告给志司首长。吃完午饭的彭德怀回到作战室，正在翻阅来自前线的战报，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他一把抓起电话：“喂，我是彭德怀，请讲！”

　　“彭总，我是韩先楚！”被派到前线坐镇指挥的韩副司令员极为激动地说，“三十八军打得好啊！”

　　“不要急，你慢慢讲！”彭德怀听着韩先楚的汇报，笑得挣平了脸上的褶子。

　　从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占领三所里、龙源里的三十八军各部已先后将敌分割，并与南逃之美二师、美二十五师、伪一师及土耳其旅进行激战，尤以一一二师的三三五团和一一三师的三三七团打得最为惨烈！三十一日战斗结束时，阵地上成了一片火海，地面腾起的烟尘是血红的，天上翻卷的云彩也是血红的。

　　“彭总，三三五团三连松骨峰堵击战和三三七团三连龙源里堵击战打得最苦，两个连基本打光了，但是完成了任务……”韩先楚用悲壮的音调向彭德怀报告，“敌人向这两个连的阵地用飞机大炮轮番轰炸，用坦克掩护成团的兵力进攻，真是炮犁火耕呀……六个多小时，敌人未能前进一步！战士们在没有子弹的情况下，用枪托捣，用刺刀挑，用石头砸，甚至用牙齿咬，有的身上被汽油弹打着了，就把枪一摔，带着火扑向敌人，和敌人一同烧死……喂，彭总，你听到了没有？”

　　“我在听着呢，三十八军不愧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你接着说！”彭德怀把电话听筒贴近自己的耳朵。

　　“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阵地上尸横遍野，车马狼藉，枪支都摔碎了，零件扔得到处都是。烈士们的遗体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形态：有抱住敌人后腰的，有掐住敌人脖子的，也有被敌人火焰喷射器烧焦了的，还有的被炮弹炸得身首异处……”

　　彭德怀听完韩先楚的电话，沉默了许久。他吩咐丁甘如赶快找人写战场通报，传令嘉奖三十八军。洪学智看彭德怀的心情很好，就说：“彭总，下盘棋吧？”

　　“下就下，难道我还怕你这个洪麻子？”

　　洪学智从布袋里倒出棋子，一边往棋盘上摆一边说：“下归下，这回咱们可不能再拴绳子。”

　　“我何时拴过绳子？不悔棋就不悔棋，小气鬼！”

　　就在手拿棋子的一瞬间，彭德怀眼前突然跳出“棋友”毛岸英的身影，待要仔细端详却又飘然不见了，于是向埋葬着毛岸英的那个“无花只有寒”的山头瞟了一眼。自打毛岸英牺牲后，他还没有下过棋呢！彭德怀把棋子一扔说：“不下了，不下了……”

　　“为什么不下，怕输呀？”

　　彭德怀摆了摆手说：“不下了，看电报。”

　　战场通报的电文稿很快拟好了，邓华和洪学智传阅后，由彭德怀审批。彭德怀浏览一遍，马上提笔签了名。丁甘如拿起电报正要送机要处译发，又被彭德怀叫住：“慢走，我再添一句话。”

　　彭德怀从丁甘如手里接过电报，激情之中，在电文末尾添写六个大字：“三十八军万岁！”

　　搁下笔，彭德怀向他的两位副手说：“我加了‘三十八军万岁’几个字，怎么样？”

　　“彭总，这……不好吧？”邓华有点迟疑。

　　“改一改写法，起到嘉奖的作用就行了！”洪学智说，“用‘万岁’这个词不太合适……”

　　“打得好，就是‘万岁’嘛！”一向治军严格、赏罚分明的彭德怀坚持道，转身对丁甘如挥了挥手，“发了吧，发了！”

　　于是，一封由彭德怀亲自签发的嘉奖三十八军万岁的电报，通过无线电波飞向了志愿军的各个作战部队，“万岁军”的美名迅速传遍冰天雪地的前沿阵地。

　　三十八军指挥部一派忙碌景象，喊话声、欢笑声和电台的鸣叫声融和在一起，在硝烟弥漫中形成一组感人的战场交响曲。

　　“喂，是杨师长吗？”梁兴初正在兴致勃勃地给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打电话，“杨师长，你给我听好，熙川你扑了个空，捡了点破洋落还给老子送来，现在你打了大胜仗，怎么不给我送点战利品来？”

　　“你放心，军长，有你的，我已派人收拾着呢！你想要什么？要什么就有什么，数量管够！”

　　“你以为我想发洋财呀？娘的，我得给彭老总他们送去，你快捡些漂亮的小手枪、望远镜，还有什么刮胡刀之类的稀罕玩意儿，多送点来！我让人连夜送到志司去，让他们看看咱三十八军到底是不是主力！”

　　“怎么不是？主力就是主力嘛！”杨大易在电话里得意地说。

　　“唉，在这关键时刻，你可别给老子翘尾巴！”

　　“我这不是在你跟前说的嘛，再说这也是事实呀……”　

　　就在这时，只见机要员跑步进入指挥部，手里扬着一份电报，脸上显出非常激动的神色：“报告军长，志司来了嘉奖电报！”

　　梁兴初一把接过电报，迅速展阅，当目光触到“三十八军万岁”那六个字时，他愣怔住了，如同木雕泥塑一般半晌说不出话来，眼前飘浮着一层云雾，他那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潮猝然掀起了巨浪狂涛。

　　“军长……还有什么事吗？你怎么不说话啦！”杨大易在电话线的那头高声喊道。

　　梁兴初慢慢拿起话筒，对杨大易说：“没……没事了！喂，有威士忌送过来几瓶，我们要喝庆功酒，还要为新来的同志开欢迎会！”

　　“开欢迎会？”

　　“是的，彭总作战室有个同志要到我们这里来……”

　　此时，那位机要员发现，梁兴初握着话筒的那只手有些颤抖，嘴唇不停地抽搐，两粒晶莹的泪疙瘩从他的眼眶里溢出，顺着鼻梁两侧滚落下来……

　　古人云：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第一次战役三十八军没打好，彭德怀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他们；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打得漂亮，彭德怀就高度评价并嘉奖了他们，写出了“三十八军万岁”，这在我军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彭德怀对他部队的赏罚是何等的严明。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梁兴初乘坐新缴获的美式吉普车神采飞扬地再次去志司开会。蒙羞而去，雪耻而来，他一路高兴得合不拢嘴，“梁大牙”的牙更大了。

　　到了大榆洞，梁兴初舒了一口气，大有远道而归的轻松感。他忽然想起一个月前毛岸英曾提出要到三十八军来的事，现在是时候了，开完会就把他带走。当他见到丁甘如时，就顺便问了一句：“喂，老丁，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那个儿子怎样了？我曾答应打了胜仗后就接他过来，他还来不来咱三十八军？”

　　“不在了……”丁甘如叹道。

　　“怎么？下部队啦？”梁兴初一怔，不由得想起毛岸英对他说过的话，觉得有点对不住毛岸英，“怎么他不到我们三十八军来啦，看不起我们三十八军？”

　　“嗐，下什么部队，他牺牲了！”

　　“啊？”梁兴初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天合不拢。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一句，“牺牲了？”

　　“对，毛岸英牺牲了！”

　　“怎么搞的？连总部都保不住一个毛岸英，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呀！”

　　在梁兴初的追问下，丁甘如只得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如实告诉他。

　　“太可惜了！”丁甘如讲完毛岸英牺牲的情况后，遗憾地连连摇头道，“毛岸英还那么年轻，又是毛主席的大儿子……”

　　“他怎么不跑出来呢？”梁兴初问。

　　“他没经验。”丁甘如说，“后来我听成普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成普在门外看到敌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唉，要是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

　　“彭总可做难啦！”

　　“可不是么，彭总急得团团转，总是说‘毛主席把岸英交给我，我太大意了……’老是重复这句话。彭总为难呀，他怎么好向毛主席交待？”

　　“打仗么，各种意外情况都会发生，彭总没出事就是不幸中之万幸！”

　　“是呀！洪副司令员当时在机关的大洞里，不知道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他见到彭总时还高兴地说，‘今天是马克思在天显灵，彭总没炸着，我们要打胜仗啰！’彭总皱着眉头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老夫算是拣了一条命。唉，岸英死得太惨喽……’洪学智听说毛岸英牺牲了，立马就傻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彭总向毛主席报告了没有？”梁兴初问。

　　“岂敢不报！彭总当天就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短短几行电文，他竟写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消息难报呀！”

　　听到这些，梁兴初后悔当初没有痛痛快快地答应毛岸英的要求，让他到三十八军来。他的眼圈噙着泪花，心中隐隐生起一种愧疚之情。“毛岸英要是不牺牲，他会带兵打仗的，会当一个好团长、好师长的……然而作为一个军人，他的这个最起码的愿望和要求都不能实现了！”梁兴初像是在对自己说，又像是在告慰黄泉之下的毛岸英烈士。

　　毛泽东：岸英是个苦孩子，从小没了娘，后来参加战争，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一九五一年元旦，中华大地沉浸在欢庆我志愿军勇士连续取得两次战役胜利的喜悦之中。每逢佳节倍思亲，张文秋的家人和志愿军所有家属一样却“遍插茱萸少一人”。他们思念着“出差”在外的亲人毛岸英，大女儿更是思夫心切，常常是独看帘月到三更。

　　少华见思齐沉闷不语，知道她又想岸英了，于是关切地问：“姐，是不是又想大哥了？大哥这次出差时间也太长啦！”

　　“哥也真是，走了几个月，连个信儿都不捎来，爸爸惦记他，张妈妈念叨他，让全家人都为他担心。”平时寡言少语的毛岸青也嘟哝道。　　“听说大哥去了苏联，苏联人过不过年？他们吃饺子吗？”不满八岁的小少林瞪着眼睛问。

　　“你就知道吃！”刘思齐用手指轻轻刮了一下小少林的鼻子，笑着说，“你们都放心吧！苏联是友好国家，不会有事的。他一干起工作来，恐怕把我们都忘到脑勺后去了。”

　　张文秋赶忙出来打圆场：“岸英去了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肯定担负着重要任务。他在苏联一定很忙，想省点写信的时间，抓紧把工作干完，好快点回来和我们团聚！”张文秋说完，递给毛岸青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四十元钱。

　　自从毛岸英“出差”走后，张文秋严守承诺。看到大女儿尊重孝敬公公，公公关心指导儿媳长进，她由衷地高兴；而毛岸青每周必到张家，还不客气地把待洗的衣被等不善自理的活儿带过来，张文秋照单全收，洗净、晾干、叠好，乐此不疲。

　　张文秋问享受供给制的毛岸青：“岸青，我问你，你的零用钱一个月得多少？”

　　“三十多块吧！”毛岸青性子直不见外，实话实说。

　　“这样吧，每月给你四十块!”慈祥的老人毫不吝啬，说话干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四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几十元的月薪可让一个干部养活几口之家。为了给毛岸青这四十元零花钱，张文秋各方面都要紧缩开支，会客或外出活动，粗布列宁装一穿多年，舍不得花钱置办新衣。

　　新的一年来临了，中南海里张灯结彩，到处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周恩来看完彭德怀发来的关于准备打过三八线解放汉城的好消息，认为现在是向毛泽东通报岸英牺牲的一个最好时机，于是同刘少奇商量：“岸英牺牲的事不要再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等老彭回国了再通报就被动了。”“那就报告给主席吧！”于是周恩来心情沉重地给毛泽东和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毛岸英已经牺牲和当时未将电报呈送给他的原因。

　　一月二日下午，叶子龙拿着彭德怀的电报和周恩来的信来到新六所，他没敢直接去见江青，而是先找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听说毛岸英牺牲了，一时惊怔得目瞪口呆，两腿一软，瘫坐在水泥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叶子龙才把李银桥扶起来，擦干眼泪一起走进毛泽东居住的一号楼。

　　新六所是为改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居住条件而在京西万寿路建造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书记每家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在工作稍微缓解一些时，便到这里小住几天，换换环境，休息一下，把过度紧张的精神松弛松弛。

　　在一号楼客厅里，习惯于晚上办公的毛泽东，此时刚起床不久。他坐在沙发上一边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一边听着留声机里放出的京剧《武家坡》：“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他突然扭过头来问江青，“娃娃们都回来吗？”

　　“学校放假了，今天两个女儿都回来，思齐也过来，只有岸青来不了，他还在住院。”江青在地毯上踱着方步回答。

　　“好像有几个星期没见到娃娃喽！岸青的病可有好转？”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期间被巡捕、特务打成脑震荡，落下了后遗症，时常犯病，毛泽东为此非常着急，“这个朝鲜战争，把人都拖垮了，任弼时同志也被拖病了，结果一命呜呼……”　

　　“今天是礼拜天，你别讲那些败兴的事好不好？”江青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时间不早了，孩子们快到了，我到大门口去迎一迎。”

　　“你去吧！”毛泽东吸完一口烟，边咳嗽边说，“娃娃们来了，让他们先来见见我。”

　　江青在楼道里碰到了叶子龙和李银桥，问叶子龙：“你怎么到这边来了？”

　　“总理让我送一封信。”叶子龙把信递给江青。

　　江青看完信，眼圈潮红，叹息了一声，然后振作精神说：“我看这样吧，你们先别去见主席，等一会儿李敏、李讷回来了，咱们再找机会。”

　　恰在这时，李敏和李讷一前一后走进了客厅。这一对小姐妹都系着红领巾，李敏束着两条粗而黑的长辫子，李讷扎着两个细而短的小辫子。毛泽东放下报纸，立刻向她们招手：“都快到爸爸这儿来！”

　　李讷张开两只小胳膊像个小蝴蝶似的扑向毛泽东跟前：“爸爸，和你亲个脸！”

　　李讷和毛泽东碰了一下脸，就势坐在父亲的大腿上；李敏也走到毛泽东身边，拉着父亲的手在沙发上坐下来，高兴得两只秀眼弯成了一双月牙儿。暂时放下工作，放下思考，和女儿小聚，这是毛泽东最惬意的时刻。

　　李讷笑着说：“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想改姓毛，好吗？”

　　毛泽东一只手被大女儿拉着，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小女儿的头说：“为么事又想姓爸爸的姓啊？”

　　“叔叔们笑我，说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晃了一下小脑袋撒起娇来，“我要姓毛，我要姓毛……”

　　“娇娇，你没得姓贺，也没得姓毛，你也有意见吗？”毛泽东笑问李敏。

　　李敏甜甜地一笑：“我姓贺当然不合适，姓毛又怕惹事，只好跟妹妹一样姓李了。”

　　“到底是大几岁，很懂事呢！”

　　李讷见姐姐受到了父亲的表扬，再也不喊着闹着要姓毛了。

　　“都别闹了，让爸爸歇一会儿！”江青对李敏说，“娇娇，你带妹妹先到花园去玩，过会儿一块回来吃晚饭。”

　　江青送走两个宝贝女儿，顺便叫来了叶子龙和李银桥。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没有听到回应，毛泽东抬头一看，只见叶子龙满脸悲情，泪涌眼眶，于是敏感地问：“子龙，出什么事了？”

　　江青掉下泪珠哽咽着说：“主席，你一定要挺住。”

　　毛泽东已有很长时间没接到毛岸英的信了，以为是军务繁忙，现在他似乎预感到了不幸，忙问：“是不是……”

　　叶子龙双手递上文件夹，放在最前面的一页是周恩来的信：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墓碑。
周恩来
一月二日

　　江青看到毛泽东脸色蜡黄，目光迟钝，僵硬着一句话也不说，就劝慰道：“岸英是为了朝鲜人民牺牲的，是为了祖国的安全牺牲的，牺牲得光荣。主席，你不要太伤感。我们得到消息有一段时间了，只是今天才告诉你，就是怕你难过……”

　　毛泽东的嘴唇抖索着，但是没有哭，没有眼泪。他眨了一下充满血丝的眼睛，目光开始慢慢移动，望着茶几上的烟盒。李银桥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随之便听到像陕北老农民吸烟时发出的咝咝声，他想用辛辣的烟味来压住那份痛苦的心潮。屋里静默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但大家都感受到了毛泽东对长子的眷念和痛惜之情。

　　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后，沙哑地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叹息：“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岸英是个苦孩子，从小没了娘，后来参加战争，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毛岸英的不幸牺牲，强烈地震撼着毛泽东的心灵。白发人送黑发人，岸英走得太早了，他只有二十八岁，结婚才刚满一年。回想起来也非常凑巧，当年毛泽东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也是岸英这个年龄——二十八岁，也是刚结婚一年。父子两代同样在这种状况下身临险境，父亲则死里逃生，而他的儿子却壮烈牺牲了。

　　毛泽东是人民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有着同常人一样的舐犊之情。他年近花甲，那正是含饴弄孙的年纪。毛泽东凝望着窗外那早已萧条的柳枝，轻轻苦吟着《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件事先不要对思齐讲，晚点，尽量晚点……唉，新婚不久就失去了丈夫，她怎能经得住这沉痛的悲伤哟！”毛泽东眼圈又红了起来，他要独自承担生离死别的丧子之痛。

　　毛泽东洗完脸，刚刚恢复平常公开场合所表现的那种庄严神态，刘思齐就到了。她一进门，便兴奋地讲起了志愿军就要打过三八线，汉城很快就要解放了。讲着讲着，刘思齐忽然发觉毛泽东听得心不在焉，再仔细一瞧，毛泽东的眼圈有点红，于是担心地问：“爸爸，您不舒服？您要保重身体啊！”

　　“我的娃，我很好呢！”毛泽东按住心头的伤痛，含混地说，“你也要注意身体，岸英不在，以后就要靠你自己了。”

　　刘思齐没有听出也不可能听出毛泽东的弦外之音，佯装生气地说：“岸英去了这么长时间，也不来个信，真把人给急死了！”

　　“你不是说他来过信吗？”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想必他这次出差任务很重，工作太忙，或是事情太保密，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毛泽东几乎以恳求的口吻对自己的儿媳说，“思齐，你答应我，岸英不来信，爸爸不着急，你也别着急，行吗？”

　　“我听爸爸的！”懂事的儿媳轻轻点了点头。

　　“娃呀，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啊！”毛泽东那已经变得稀疏的眉毛有点颤抖，“早年闹革命，我和你开慧妈妈也经常分别，我还写过一首词表达我当时的离情别绪，词中有这样几句——”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似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回忆道：“一九二七年秋天，我们最后一次分别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是在板仓的一个早晨，岸英和岸青还在睡觉，太阳还没出山，田垄里有雾。她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说很快就会见面的，要她回去，可她就是不肯。最后她站在田埂上两眼盯着我一步一步地走开，直到浓雾遮住了她的视线。此后我们谁也没有收到过对方的来信，互不了解情况，三年后却传来了她不幸的消息……”

　　刘思齐毕竟是个二十岁的孩子，她不可能完全领悟到公公的深意：干革命就会有牺牲。“爸爸，我们还年轻，分别几个月没关系，志愿军战士离家别子，有的还在战场上牺牲了，我们夫妻分别一段时间算得了什么呢！”

　　“哦，正是，正是，你真是我的好孩子。”

　　开饭了，毛泽东一家五口围坐一桌。今天是曹师傅做菜，湖南口味。除了两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又说又笑大吃大喝外，其他人都在默不作声地细嚼慢咽。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毛泽东放下筷子，抓起电话：“喂，我是毛泽东……”

　　电话里传来周恩来的声音：“主席，志司来电，说前天发起的第三次战役，如果进展顺利的话，预计这两天就可以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

　　毛泽东顷刻之间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激动地说：“这就是新年最好的献礼！让《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准备社论，到时要庆祝一下汉城解放。我们有这样好的指战员，凯旋之日，当举杯相庆！”

　　王保常：连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都牺牲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打过三八线、解放汉城的辉煌战果迎来了新的一年。在捷报频传之际，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也如料峭的春风悄悄传到了一些连队。它像一颗精神原子弹，震撼着指战员的心灵，使我军英勇无畏和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对鼓舞部队的斗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于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没有公开报道，也没有在部队中传达，因此连消息灵通的随军记者也没能从正常渠道得到这方面的信息。但是二十七军的基层干部—— 一个连队的指导员，却在毛岸英牺牲不久就知道了这个爆炸性新闻，并以此振奋部队的士气，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二十七军诞生于胶东天福山等地抗日起义的烽火之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它转战于山东和华东战场，作为华东野战军一支主力参加了莱芜、孟良崮、周村、潍县、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几乎所有重大战役，大小战斗千余次，歼敌数十万，曾打出过“济南第一团”和“渡江第一船”。

　　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也是英雄辈出的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仅第二次战役新兴里战斗就涌现出一大批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及先进事迹。

　　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八十师炮兵团五连五班长、共产党员孔庆三，带领全班配合主攻部队作战。美军依托有利地形，以密集的火力封锁志愿军进攻的通道。孔庆三率全班迂回到高岗上，将火炮推上距射击目标仅二十米处，但地面冰冻无法构筑工事。为了尽快压住敌人的火力，减少我军的伤亡，孔庆三毫不犹豫地用铁锹撑住炮架右驻锄，用肩胛顶着炮腿，命令炮手发射。敌火力点被摧毁了，歼敌三十余人，但孔庆三却被后坐力弹出三四米远，又被弹片击中腹部，壮烈牺牲。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给孔庆三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英雄的名字永志于长津湖畔“志愿军烈士纪念塔”上。

　　二十八日上午七时许，敌人在三十余架飞机和十二辆坦克的掩护下，向我二四二团三营阵地猖狂反击。在敌人坦克离我前沿阵地只有二十米时，九连副班长叶永安一跃而起，点着了第一辆坦克前被打坏的吉普车。当他看到坦克上的驾驶员要跳车逃走，便扔出一颗手榴弹将坦克炸毁。这时第二辆坦克驾驶员正伸头观察情况，阚立田趁机将手榴弹扔进炮塔里。接着叶永安又扑向第三辆坦克，用炸药包炸断了坦克的履带。其他坦克见大势不好，赶紧弃阵而逃。叶永安实现了自己包打坦克的诺言，战后荣膺“反坦克英雄”称号。

　　十二月二日，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三营副教导员迟浩田，在攻击囚水里西山时，打破白天不出击的惯例，大胆指挥部队插入敌阵侧后，出其不意地接连夺下四个高地，解脱了友邻遭敌反击的威胁，并创造了一个排毙敌二十余人、我仅伤亡各一奇迹般的战例。战后迟浩田荣立一等功，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三级勋章。

　　类如以刺刀、枪托、铁锹对付来犯之敌，以榴弹、火烧、炸药击毁敌坦克等前仆后继的英雄事迹，在二十七军不胜枚举。许多战士饥食冰土豆，渴饮壕中雪，浑身结冰凌，冻伤雪坑中，仍然顽强坚持战斗。有的趴在雪坑中连续战斗五昼夜，不少人把脚、袜、鞋全冻在一起，走不出战壕，冲锋时让人拉出来，仍坚持向敌人冲杀，甚至与敌人同归于尽。

　　英雄的壮举变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极大地调动了二十七军的战斗激情。那是在一次战斗处于尾声之时，二十七军的一个师长来到了五连，握着指导员王保常裂裂疤疤的手说：“被围住的敌人快完蛋了，南面的敌人可能要过来援救。我们应设法消灭援敌，否则将前功尽弃，不知你们连还有没有再战的能力？”

　　五连伤亡惨重，连长也牺牲了，士气受到了严重影响，继续作战困难很大。王保常整一整被弹片绽出棉花的军衣，信心不足地说：“我们连现在只剩下四十个人，恐怕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四十个人？那不算少！”师长严峻的脸上有了笑意，“王指导员，你们连恐怕是全师人数最多的一个连队，这个仗你就不能打了？”

　　王保常眼睛一亮，本连减员四分之三，还是人数最多的连队，深感责任重大，便果断地说：“师长，既然我们是全师人数最多的一个连队，那就把任务交给我们吧，就是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完成任务！”

　　师长很了解王指导员的脾气，只要决心一下，就像一头拼命的狮子，什么恶仗硬仗都敢打。于是对他说：“那好，先头连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我相信你们能完成好这个任务。不过，你们连要迅速插到预定地点，打一个伏击战。你看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只要师里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解决。”

　　“什么要求也没有！”王保常脸上表露出急于征战的样子，随口说道，“不要金不要银，就是需要人，能给我们补充几个人就好了！”

　　“可以，要多少？”

　　“如果可能，尽量多给一些，二十个怎么样？”王保常狠狠地张了一下嘴，“如果不行，十个八个也可以。”

　　“好，加倍满足你的要求！”

　　“师长，不是开玩笑吧？”王保常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四十个！”师长肯定地说。　　“四十个？这么多呀！”王保常喜出望外。

　　师长很快从师直及其他连队抽出四十人送给五连。这四十人中连一个排长也没有，只好指定一个班长为代理排长。

　　王保常一看连队又有了八十个人，战斗力陡然增加一倍，劲头更大了，信心更足了，立即表示：“请师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队伍出发前，王保常慷慨激昂地对部队作了战斗动员，号召全连战士发扬我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与敌人血战到底。他说，我们是为保卫朝鲜三千里江山而战，为保卫祖国而战，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说着说着就说漏了嘴，竟然把一件需要保密的事情也讲了出来：“同志们，连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都牺牲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战士们一听都愣住了，以为指导员在说胡话。随即又醒悟过来，这样严肃的事情指导员是不敢瞎说的，他们心里像开了锅，个个眼里闪着泪光，面面相觑，震惊不已。

　　“指导员说什么？毛主席的儿子牺牲了？”

　　“没错，指导员是这么说的！”

　　“毛主席的儿子叫什么？”

　　“听说叫毛岸英！”

　　“原来毛主席的儿子也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王保常的话像导火索，引爆了一片哭泣，也引着了胸中的怒火，战士们热泪滚滚，热血沸腾。他们克服寒冷、饥饿、疲乏等困难，在漫天洁白的风雪中，像一股铁流英勇悲壮地出发了。

　　五连是全营的前卫，居于钢刀之刃、匕首之尖的位置，最先插进敌占区的一条公路两侧，像一头张开大口的狮子隐蔽于山沟的积雪之中。他们将带有点点血迹的白里大衣反穿着，再用积雪把自己伪装起来。山路上铺满了白雪，漫天遍野刮起了白毛旋风，战士们的身上、枪上结满了霜花，眉毛、胡须白乎乎的，像个圣诞老人。

　　天刚亮，敌人的援兵就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远远望去，坦克一辆接着一辆，屁股顶着屁股，黑乎乎的一长溜。坦克前面有两辆卡车，像送葬队伍的两副棺材，比较显眼，看样子是敌人的先遣队，约有两个排的兵力。

　　敌人的汽车开到预设伏击圈时，王保常一声令下，战士们从雪中一跃而起，边射击边向敌人的汽车冲去。敌人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纷纷跳下车来，四处逃窜。但惊魂稍定，他们又像狼群一样集结起来，发挥他们的火器优势，向五连猛烈反击。

　　五连在敌人强烈的火网下伤亡很大，不得不卧倒掩蔽，暂停攻击。这时王保常急了，如不迅速歼灭敌人的先遣队，等后面的坦克冲上来，情况将会更加恶化。他把牙巴骨咬得咯咯响，大声疾呼：“同志们！连毛主席的儿子都不怕死，我们的命就那么值钱吗？冲啊！”

　　“我们要学习毛岸英不怕牺牲的精神！”

　　“为毛岸英报仇，冲啊！”

　　军人的铁血涌遍全身，战士们争先恐后地冲向敌群，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这种英勇无畏、以死相搏的气势令敌人心惊胆战，他们死的死，伤的伤，余者纷纷钻进汽车底下，像乌龟一样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发抖。其中一个军官在胸前画着十字，咿里哇啦地祷告一番，然后从车底伸出一面表示投降的白手绢。

　　战后许多同志立功受奖，身负重伤的王保常荣立了二等功。

　　事后王保常总结说：“我们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胜利，这次恶仗之所以能打赢，主要是毛岸英的英雄事迹对部队产生了巨大效应。如果不是毛岸英光荣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激发了部队的战斗力，要打赢这一仗是非常困难的。”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不胫而走，后来有些部队知道了这个消息，还悄悄掀起了向毛岸英烈士学习的热潮。虽然他们对毛岸英的事迹知之甚少，但他们知道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仅此一点就足以震撼人心。

　　有的同志说：“大敌当前，凶险难测，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领袖，三军统帅，毅然送子出国参战，这种境界、这种精神、这种风范，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对毛主席敬仰，向毛岸英学习吗？”

　　一位记者满怀深情地说：“毛岸英入朝参战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也没有做出如同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那样的英雄壮举，更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作为志愿军的第一人，他的牺牲却有许多值得挖掘和品味的地方。”

　　彭德怀：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但毛岸英做到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连续取得三个战役的胜利之后，为壮我声威，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遂发动了第四次战役。鉴于部队存在兵员未得补充、物资供应不足等实际困难和国内有些人产生轻敌速胜的错误思想，考虑到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心情悲伤，彭德怀认为有必要回国一趟，向中央军委汇报当前的战局，请示下一步行动，顺便向毛主席表示慰问。

　　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彭德怀在北京西郊机场下了飞机。北京街头充满着战争气氛，许多地方都张贴了反美标语，一些人在大街上演讲，不时还能看到为志愿军战士募捐的横幅。彭德怀的汽车风驰电掣般直奔中南海，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告知主席在玉泉山静明园，彭德怀又命司机折返西郊。

　　窗外风和日煦，天气十分宜人。彭德怀微闭干涩疲惫的双眼，让思绪随着春风飘荡。他忽然想起昨天是合家团聚、燃灯放焰的元宵节，可自己的战士还在异国战场上一把炒面一把雪地和敌人拼杀，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不由得催促道：“司机同志，把车开快点！”汽车加足马力，在京西大道上一个劲地超越。当彭德怀急如星火地走进静明园时，没想到卫士出来挡驾，说什么也不放他进去。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养成了夜间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长期不规律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他患上了神经衰弱，睡觉时一直离不开安眠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曾写信劝他改掉夜作晨息的不正常习惯，毛泽东回信道：“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因此，保证毛泽东的睡眠便成了卫士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卫士拦住彭德怀说：“彭总，主席工作了一整夜，刚刚吃完安眠药躺下，他最不愿别人打扰他休息，这您也是知道的，还是等他睡醒后再说吧！”

　　彭德怀心情急迫，依然叫卫士去通报：“我要马上见主席，主席知道我来，快快进去禀报。”

　　忠于职守的卫士寸步不让，坚持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影响主席休息。彭德怀来了倔脾气，恼怒的话语带着火药味儿：“前线军情如火，能不算特殊情况？你让我进去！”

　　彭德怀说完一把推开卫士，大步闯进毛泽东的卧室。当他看到毛泽东正躺在那堆满了半边书的宽大木板床上，不禁“啊”的一声退了回来。

　　此时，毛泽东还没有入睡，脑子里正思考着朝鲜停火三人小组提出的并经联合国通过的所谓“五项原则”。若不能迫使美军从台湾海峡撤退，不能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不能保证朝鲜永久和平，志愿军几十万将士在朝鲜的流血牺牲就成了竹篮打水，停火便不值一文。与其这样窝窝囊囊地停火，还不如乘胜再打一仗，好好教训一下美国佬，迫其老老实实坐到谈判桌前，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问题、台湾问题和整个远东问题……

　　正当毛泽东思来想去难以成眠时，忽听门外有喧闹声，便调侃道：“我以为是哪个铜锤花脸的在叫板，嗓门冲破天喽，原来是彭大将军来闯宫。彭大将军劳苦功高，我岂敢不见。快，请进，请……”

　　“对不起，主席，影响你休息了。”彭德怀表示歉意。

　　“哪里哪里，彭大将军千里归来，本该高接远迎，不睡觉我也高兴啊！我这个人顽固不化，旧习难改呢！俗话说：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我反其道而行之，是日没而作，并且一直工作到东方红，等到太阳升的时候，我两眼一闭，那是一片漆黑哟！”

　　寒暄过后，毛泽东便急切地问彭德怀：“老彭，四个多月了，一百多天呢！前线情况如何？你快快说来！”

　　“胜利很大，困难也很大。前线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像你们坐在北京的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彭德怀生性耿直，说话办事从不拐弯抹角，“我们的运输线受美空军轰炸，补给困难，靠车拉、人背、马驮运送粮弹，作战周期只能维持一个星期。李奇微摸透了我们的这个致命弱点，给我们的战术起了个名字，叫‘礼拜攻势’哩！”

　　毛泽东半天没有说话，想象着前方指战员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直到烟头烧疼了手指才猛然醒来，动情地说：“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主席，我认为第三次战役打得有些勉强。当然，打这一仗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国内为解放了汉城到处燃放鞭炮，热烈庆祝，如果因战争需要我们又撤离了汉城怎么办？还有，报纸上说‘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美国侵略者赶下大海去’，谈何容易！依我看这场战争速胜不行，只能立足于持久战。希望主席予以考虑。”

　　毛泽东边抽烟边听，不时点点头，显然也在思考。等彭德怀讲完后，他用低缓的声音说：“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处境还不十分了解，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能急于求成。你的意见是对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只能进，不能退，这不符合辩证法，《孙子兵法》里还说三十六计走为上呢！”

　　当听到这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后，彭德怀不禁长吁一口气，马上从游移不定的思考状态下解脱了出来。只要毛主席转变了观念，许多事情都好办了。尽管毛泽东决定打过三八线，是基于对当时战场内外政治形势的分析作出的，但作为在前线统兵打仗的彭德怀，就不能不从军事家的角度看待问题。当战场上的情况和政治上的需要发生冲突时，彭德怀还是军事服从政治，克服一切困难打好这一仗。

　　“部队再坚持两个月没问题，国内第二番部队要尽快拉上去，早作准备。”彭德怀说。

　　“我马上通知恩来，请他立即召集政务院和军队有关单位的领导人，你们召开一次支援前线的紧急会议，专门研究和落实急需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接着说，“另外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热情大得很哩，有人还捐献了飞机大炮。我们的空军已训练好了，很快就能参战。当然，我们的飞机还很少，只能掩护后勤供应线。”

　　“那太好了！主席，我谢谢你，我代表前方的战士谢谢你，他们天天都在盼望祖国的飞机呀！”彭德怀一把拉住毛泽东的手。

　　“我和全国人民还要感谢你，感谢志愿军战士呢！你们为中国人民争了气，为祖国争了光。不过，你们也付出了很大牺牲……”

　　彭德怀心中一震，马上沉痛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使他在敌机轰炸中牺牲，这事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莫说了，莫说了……”毛泽东的大手一摆，“去年我到苏联访问，斯大林对我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

　　彭德怀十分内疚地说：“感谢主席宽宏大量，可我对你和总理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使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都很悲痛。”

　　毛泽东强压住悲痛叹息道：“老彭啊，你也不要过分自责自怨，你和邓华、洪学智不是也有好几次差点出事了吗？岸英是打仗去的，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朝鲜牺牲了，岸英只是其中的一个嘛！我为有这样的好儿子备感骄傲。别人的儿子能血洒疆场，毛泽东的儿子也照样能血洒疆场。不要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毛泽东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毛泽东最后叮嘱道：“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彭德怀听了这一番暖人肺腑的话，内心好像被一种巨大的热流冲荡着，久久不能平静，他为毛泽东的豁达胸怀所深深感动。后来他回到朝鲜前线，经常对志司的同志们讲：“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有些高干子弟甚至高级干部本人就没有做到，但毛岸英做到了，毛岸英是坚决请求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谈完话，彭德怀起身告辞，毛泽东拉住他说：“老彭莫走啊，今晚在我这里吃饭，让我好好慰劳你一下，一要为你接风，二要为你洗尘，三要为你庆功哟！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最近中央决定你来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咱们一边吃饭，一边谈吧！”

　　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兼任的，但由于江山初定，百废待兴，国家建设任务太重，再加上抗美援朝，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太忙了，毛泽东提议由彭德怀来接任，以减轻周总理的压力。

　　三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两位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一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彭德怀在会上又介绍了前线的情况，讲了兵员不足、运输困难、缺粮缺弹等严重困难。

　　彭德怀说：“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前线的作战行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希望国内各行各业、军队和地方都全力支援前线，特别是空军和高射武器应尽快入朝参加掩护后方运输线。”

　　周恩来接着彭德怀的话说：“彭总讲到的前线困难，已向主席汇报过，主席很关心，我们国内要尽一切努力支援前线。”

　　可是，在讨论到具体问题如何落实时，有的人竟说国内机构刚刚建立，也很困难，许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彭德怀越听越不是滋味。会前苏联军事顾问曾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他就憋了一肚子火，满心希望国内能够大力支援，改变前方困难的现状，没想到国内的人也在叫苦连天。

　　彭德怀尚未平静的心情又激动了起来，他猛地站起身，使劲拍了一下桌子，怒气冲冲地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难道就是你们爱国，志愿军不知道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们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有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死的死、伤的伤，冻死的、饿死的不计其数，这些都是年轻可爱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一下困难吗？”

　　参加会议的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都知道彭德怀火气大，但没想到他会在这样的会上发这么大的火。他们更不知道，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连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都牺牲在朝鲜战场了。周恩来知道彭德怀的脾气，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回国的，更不会直闯见毛泽东。他是真的着急了，愤怒了。周恩来劝说道：“彭总不要着急嘛，这些困难我们一定能够解决的。”

　　彭德怀坐下了，像火车头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周恩来又一次强调要尽力支援前线，有些人也发了言，但终归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会议只得不欢而散。散会后，周恩来对彭德怀说：“我要向主席报告，继续召开会议，一定要把前线的难题解决好。”

　　“前方情况紧急，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我不能在国内久留，得赶快回去指挥作战。”彭德怀说。

　　“你先回去吧，困难我来解决。”

　　“那就谢谢总理啦！”

　　“应该感谢你，感谢前线的将士，是你们顶住美军，援助了朝鲜，也保卫了祖国……”

　　此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

　　周恩来对后方供应的事情一直过问得很细。一月份，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周恩来还专门请代总长聂荣臻和他一道赶到沈阳听取汇报，当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在棉衣上面加几条绗线。他甚至还亲自动手，带头为志愿军烹制炒面。

　　彭德怀在北京停留的一周内，除了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重大问题的战略决策外，还和军委各部负责人商讨具体实施方案。他日夜奔波，十分辛苦，本来已经消瘦的身体更显疲劳，毛泽东要他在北京多休息几天，但因前线战事确实紧张，彭德怀仍于三月一日匆匆地返回了朝鲜战场。

　　彭德怀离京不久，周恩来很快组织了两千多吨炒面送到朝鲜前线；中央军委决定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参战部队入朝；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尽快派出两个驱逐机师和三个高炮师参战，并同意给中国增供六千辆汽车。

　　毛泽东：我作为共产党的主席，不派自己的儿子去，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其实，为了取得空中作战的组织指挥、空中战斗和地面保障的经验，我志愿军空军早已开始实战训练了。一月二十一日，空四师第十团第二十八大队在清川江桥上空首次同美国空军编队遭遇，大队长李汉驾驶米格－15飞机击伤敌F－84战斗轰炸机一架。一月二十九日，在新安州地区的空战中，李汉又击落、击伤美机F－84各一架。

　　通过实战训练，使年轻的志愿军空军指战员大大增强了战胜美国飞贼的信心。但由于空战经验尚不成熟，苏联援助的飞机和高射炮尚未到位，所以志愿军的飞机还不能正式参战。因此，敌人仰仗他们有强大的空中优势，在朝鲜战场上依然十分猖獗。　　志愿军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与强大的美军进行作战，曾引起国内不少人的恐慌和不安，有的人还约见毛泽东，当面提出自己的担心和疑虑。毛泽东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后来，他在接见担任志愿军炮兵师长的表侄婿朱光时说：美国空军不用怕！

　　这是一个北方人常见的干冷天气，西北风卷着黄土时起时落，天空阴沉沉的一片青灰色，就要下雪的样子。在温暖如春的菊香书屋西厢房，毛泽东正在接待来自南方的两位客人，两位既普通又熟悉的客人，这就是他的亲友王季范和他的同学周世钊。

　　王季范，一八八四年生于湖南省湘乡大坪棠佳阁。他是毛泽东的亲姨表兄，比毛泽东年长九岁，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故后辈人均称他为“九阿公”，毛泽东则一直叫他“九哥”。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和平解放后，王季范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对他领导的革命胜利表示祝贺，还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治国方略供毛泽东参考。一九五二年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款待王老先生，还说“他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的今天”。

　　周世钊，一八九九年生，湖南省宁乡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并参加过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国文系。长期在长沙明德中学、周南女子中学任教。建国后，历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和副省长，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湖南省第二届和第三届政协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待两位客人落座后，毛泽东习惯地给他们递烟。王季范摆手说：“我不抽烟。”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还是只知道发财哟！”

　　“你看我发了什么财呀？”王季范知道乡下人称不抽烟、不喝酒为攒钱发财，就笑着反问了一句。

　　周世钊看到毛泽东眼睛发红，知道他又熬夜了，于是劝道：“主席，如今进城了，情况不同了，你这个晏睡的习惯得改改了，不要影响了身体。”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这个习惯恐怕难得改了。”毛泽东一边划火柴点烟一边说，“我在苏联看过《列宁在十月》的电影，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也劝他多休息，多困觉，列宁却说‘建立了政权，就更没时间睡了’，我们也是一样呢！”

　　寒暄过后，周世钊直截了当地说：“主席，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

“你请讲，不用客气。”

　　“我想了解一下抗美援朝取胜的把握究竟有多大，会不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和平建设？”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不急不缓地说：“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一百条一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字，那就是‘不能置之不理’。”

　　王季范和周世钊睁大了眼睛，等待毛泽东说出下文。

　　“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东北，假如他们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然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他们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要是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他们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

　　“三把尖刀？哪三把尖刀？”王季范不解地问。

　　“从朝鲜一把尖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他们就从三个方向朝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他们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理解。”

　　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周世钊频频点头，但仍感信心不足，重复提出了刚才的疑问：“有没有胜利的把握呢？”

　　周世钊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众所周知，我们的共和国成立才刚刚一年，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军事装备相当落后。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除装备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外，他们的武库中还有一张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弹。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

　　然而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毛泽东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从容地分析道：“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作战，是有一些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分析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我认为胜利是有把握的。”

　　王季范和周世钊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我们分析，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毛泽东习惯地扳起指头来，“美国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惟一的优势，算一长。但他们的战线太长，从欧洲的德国到亚洲的朝鲜，首尾难以相顾，是一短；运输线太远，要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是他们的第二短；战斗力太弱，不如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这是第三短。”

　　周世钊晃动着三个指头，连声说道：“三短，三短，敌人确实存在这三短！”

　　“美帝虽有一长，但敌不过这三短。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使他们每天都有伤亡。他们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他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他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他十年。这样一来，他们就伤亡多了，受不了了，到那时，他们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他们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我们原来就是要和平的嘛！”

　　“假如他们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是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么办？”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

　　“那他不敢！即使这样做，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们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过来，可在几天之内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的必争之地，他们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美国的空中优势是周世钊和王季范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军飞机就曾轰炸过我国东北的边境城镇，以新中国的空军实力而言，我们是难以阻止美军大规模轰炸的。故此，周世钊向毛泽东发问：“假如美军用飞机轰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我看他们没有这个胆量！”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因为这和派兵登陆一样，同属侵略。”

　　王季范说：“在抗美援朝中，我国承担了本应由苏联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却只提供了装备和技术的支持，我认为苏联这种做法不公平。”

　　“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你们晓得玩扑克牌吗？‘大鬼’、‘小鬼’是留着保底的；你们看过剑侠小说吗？看家的法宝是留到最后用的。我看美帝的侵略，一定会彻底失败的。不管他们怎样挣扎，终究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他们是不能得逞的。”

　　毛泽东轻松、通俗、明了的一番话语很快排除了两位老人心中的疑云，他们带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全新看法轻松地离开了中南海。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桌同学，意气相投，友谊甚笃。解放后，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周世钊，在谈话中数次涉及朝鲜战争问题。毛泽东一九五五年还写过一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春江浩荡暂徘徊，
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
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
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
卅年仍到赫曦台。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纯洁了人们的心灵，也沟通了人们的心灵。在志愿军连连取得胜利之后，周世钊再次去看望毛泽东，又谈起了朝鲜战争。周世钊说：“主席，朝鲜战争的形势就如你过去分析的那样，正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现在美军在朝鲜的处境非常困难，我看他们失败的日子快到了。”

　　“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的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层层挖掘地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以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

　　“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飞机来了我们就进洞，飞机走了我们再出来，对付强大的敌人也只能用这种办法。”

　　“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像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能想得出这种好办法来。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二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二百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毛泽东豪迈的语气，令周世钊备感振奋。

　　朝鲜前线的战斗是空前残酷和惨烈的，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抗美援朝，血染三千里江山，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心爱的长子毛岸英。当这个不幸消息传到周世钊的耳朵里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革命刚刚胜利，毛岸英却永远地留在了朝鲜。白发人送黑发人，周世钊当然能够体会到毛泽东那种难以言表的悲凉和伤感，后来在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中，周世钊表达了这种心情。

　　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谈话的主题仍是朝鲜战争，在不知不觉中话题转到了毛岸英。周世钊不无遗憾地说：“岸英死得太早了，如果你不派他到朝鲜去，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毛泽东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朝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

　　毛泽东停顿一会儿，语调变得低沉：“我听到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后，内心是很难过的。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内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保家卫国而死的，就把他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他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常青。”

　　毛泽东吐出一口烟雾，感慨万分地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去，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过没有，我是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所以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

　　“现在看来，当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就明写着‘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就要有人去，派谁去呢？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派自己的儿子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周世钊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默默无语地点了点头。

　　“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上战场，而别人又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往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上前线打仗，这算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争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都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到朝鲜去了。”

　　作为和毛泽东相交数十年的老朋友，周世钊知道在毛泽东的启发、教育和培养下，家人们一个个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六位亲人，真是一人引路，满门忠烈。但毛泽东不这样认为，他在别人议论这件事时曾伤感地说：“你们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和战后，毛泽东多次接见和慰问志愿军烈属，但事后他都心情沉重，甚至一连几天都打不起精神，因为他自己同样也是烈属。为此，亲友们再看望毛泽东时，都有一种不约而同的禁忌，那就是不要在毛泽东面前提起毛岸英和毛家其他几位烈士的事，以免引起老人家的伤感。

　　向三立：岸英是毛主席的好儿子，更是党的好儿子！

　　中央机关进驻北京后，中央领导人便有了稳定的工作环境，于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和父老乡亲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前往京城走访聚会。毛泽东的亲属和他联系较多的除了外婆家的表兄文运昌、姨表兄王季范、妻舅杨开智之外，就是岳母的娘家人向三立了。

　　这是一个星期日，北京到处呈现一派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新气象。然而，向三立却无意赏景散心，他一个人窝在家里，翻阅着毛岸英写来的一摞信件，以打发单身人周末无聊的时光。翻着翻着，他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怪异的想法：朝鲜前线捷报频传，志愿军已经打过了三八线，可毛岸英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向三立是毛岸英的表舅，一九一七年生于湖南平江县。因家境比较宽裕，向三立小时候读过一些书，不但识文解字，而且能写会算，有一定的文化功底。

　　向三立小时候就听说过毛泽东，也知道毛泽东与他们家的特殊关系。向三立的父亲向理卿是杨开慧的亲舅舅，与毛泽东关系甚为密切，对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十分同情和向往。大革命失败后，向三立的哥哥向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共同的阶级仇恨，使他们一家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毛泽东曾向向三立打听过杨开慧牺牲时的情况，还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开慧要是在你家，就不会出事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向三立带着表哥杨开智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和多张照片离开长沙来到北京。在毛岸英、田家英的帮助下，向三立被安排到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上班。向三立虽然只比毛岸英大五岁，但他是长辈，所以毛岸英非常尊敬他、关心他，还不时送去一些新出版的报刊书籍供他学习，帮助他提高思想觉悟。

　　向三立在与毛岸英的接触中，看到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从不搞特殊，内心十分钦佩。作为开国领袖的长公子，毛岸英从不用小轿车，每次外出乘坐公共汽车、电车时，也总是把座位让给老弱病残者，自己则站着、挤着；他勤俭节约，穿衣朴素，吃大灶，吃粗粮……毛岸英的这些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深深地感染着、影响着刚刚进京的向三立。

　　更令向三立钦佩不已的是，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在处理亲友关系上严格按照“三不”原则办事，即：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私，济亲不为亲撑腰。为了党的威望，国家的利益，他甘愿背负“不孝”、“无义”、“绝情”的误解。

　　建国初期，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成了国家的领导者，这些人民领袖家乡的亲属公然要官、要钱的事时有发生。为此，毛泽东十分生气。他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必须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坏传统。他对待此事的办法是：要官，一个也不给；家中有困难的，可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

　　向三立到北京不久，曾给毛岸英写信转述杨开智想请毛家为其安排官职的意愿。十月二十四日，毛岸英给向三立回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其中说：

　　来信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毛岸英写给向三立的信，使向三立极为感动，深受教益，这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说毛泽东听说儿子收到了老家的来信，遂让秘书把毛岸英找来，当面询问：“你收到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是表舅向三立的。”“信上写了些什么内容？”“他在信上说，我们家的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毛泽东一听震怒不已，当即吼道：“什么？他希望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对！”

　　“什么？你还理直气壮地说对？”

　　毛岸英原则性很强，他一听父亲说话的口气以及质问的内容就有点不服，遂肃然立正，一本正经地说：“请问主席同志，您说我应该怎样回答呢？”

　　“你……”毛泽东正想大发雷霆，一看毛岸英的样子，遂又改变了口气，“你是如何回答这位表舅的？”

　　毛岸英从衣袋里取出两封信，双手递给毛泽东，说：“您看看吧，一封是表舅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读罢毛岸英写的回信之后，毛泽东陷入了沉思。站在一边的毛岸英看着父亲那深思不语的表情，也许久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顷刻之间，整个菊香书屋的氛围显得是那样的凝重，似乎连空气的分量也增加了。最后，毛岸英终于猜出了父亲的心事，他为了能让父亲尽快地从这些人间琐事中解脱出来，小声地叫了一句：“爸爸！”或许是毛泽东由此想得实在是太多了，他竟然没有听见儿子的呼唤，继续沿着他的思路在深沉地思索着……

　　“爸爸！”毛岸英提高声调又叫了一声。

　　毛泽东终于从沉远的凝思中回到了现实，有些愕然地问道：“你叫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知道爸爸看了我写的回信的感想？”

　　“好！”毛泽东笑了，十分满意地说，“像是我的儿子！”

　　恰在这时，周恩来走进了菊香书屋，有点茫然地问道：“岸英就是主席的儿子嘛，何来像是主席的儿子？”

　　毛泽东突然朗声大笑起来：“总理说得对，岸英就是我的儿子！”　

　　正当向三立翻阅毛岸英写来的这些信件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新华社记者林亭过来串门。向三立握住林亭的手说：“稀客稀客，好久没见到你了！”

　　“前段时间工作较忙，今天是星期日，没有多少事，过来看看老朋友。”

　　向三立递给林亭一杯水，笑着说：“中午不要走了，咱们喝两杯。”

　　“不行，我还有事，坐会儿就得走。”

　　“你们当记者的总是闲不住，特别是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得正激烈，国内各行各业支援前线的活动也很热烈，你们的报道任务一定很重。”向三立见林亭面色不悦，便问，“最近有什么心事不快？”

　　“没有啊？很好！”

　　“我看你的脸色不对。”

　　“可能是夜里没睡好觉。”林亭用手抹了一把脸。

　　“你们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非常辛苦，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在起居饮食上要多加注意。”

　　“不过，有一件事……我不能不告诉你。”林亭沉默了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毛岸英……牺牲了。”

　　“啊？你说什么……”向三立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毛岸英牺牲了！”宛如晴天一声霹雳在向三立头上炸响，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急忙问道，“这是真的吗？你这消息可确实？”

　　“确实。”林亭肯定地说，“周总理已接到志愿军司令部从朝鲜前线发来的电报，只是尚未把这一噩耗通报给毛主席。”

　　向三立终于相信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残酷事实。他悲恸万分，默默地回忆着岸英短暂的一生，岸英的童年，以及他与岸英相处的日子，顿时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泪如泉涌。

　　林亭见向三立悲痛欲绝，安慰几句话后便起身告辞。他说：“三立，我走了。岸英牺牲的事还未公开，你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外传。你也要保重身体，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向三立从愣怔中清醒过来，忙说：“你慢走，不送了。”

　　向三立清楚地记得，毛岸英出发的前一天曾向他辞行，他还依依不舍地送了毛岸英一程。临别时，毛岸英握住他的手说：“我要出远门了，暂时不会回来。你的学习和进步，我也知道，应该继续努力，克服困难，向组织靠拢，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野酌乱无巡，送君兼送春。明年春色至，莫作未归人。”向三立祝毛岸英一路平安，并望他早日凯旋而归。没想到春色已至，毛岸英却作了未归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几十年来，毛岸英的音容笑貌仍然时常浮现在向三立的眼前，毛岸英对他的关心、帮助使他终生难忘。向三立一直牢记毛岸英要他“靠拢组织”的嘱咐，始终不渝地追求进步，曾多次向党组织提出他的迫切要求，直到晚年，希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一九九一年“七一”前夕，向三立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当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天是我难忘的一天，生平最愉快的一天。”

　　在实现终生愿望的这一天，古稀老人在家中赋诗一首，以表达对毛岸英的无限怀念之情：

　　童年情谊最难忘，
板仓一别叶正黄。
四十年前奔异域，
忠骸侠骨葬他乡。
每读遗书添惆怅，
情真义重何感伤。
振兴中华不畏险，
改革开放正翱翔。

　　李银桥：思齐啊，你别哭了，你爸爸的手都冰凉了，他也悲痛难过呀！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了，从而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全世界人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连日来，中朝两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然而，丰泽园里的毛泽东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喜悦和忧伤交织在一起，心情极为复杂。

　　毛泽东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诗人，喜怒哀乐任其挥洒，从不掩饰内心的情感。然而，面对儿女亲情，尤其在儿媳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像演戏一样深藏悲伤，强装欢颜。饰演如此复杂的角色，即使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也非易事，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在这场家庭悲剧中充当的还是主角。

　　两年零八个月，一百四十个星期日，毛泽东就这样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之痛，将这不幸的消息瞒住刘思齐，以便让她安心学习。然而儿媳每一次的看望，对他来说都是一场感情上的折磨，是一种慢刀割肉般的钝痛。刘思齐每次过来，都要问他收到岸英的信没有？岸英为何还不来信？毛泽东总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寻找各种话题来安慰自己的儿媳。

　　刘思齐作为毛岸英的妻子，没有一天不沉浸在对丈夫的深切思念之中，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常常是辗转反侧，冥思难眠。漫长的等待中，她只接到过岸英的一封信，并不知道丈夫去了什么地方。直到一九五三年初，她偶尔从摄影记者侯波手里得到一张照片，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参加了志愿军，去了朝鲜战场。看到岸英身着朝鲜人民军军装，站在雪地里显得是那样的威武英俊，思齐心头涌出一缕甜美和自豪。从此以后，她天天盼望岸英的佳音，就像一首唐诗里所说的那样：“忆归期，数归期，梦见虽多相见稀。相逢知几时？”

　　“姐姐，朝鲜停战了，志愿军快要回国了，岸英哥也该回来了！”少华高兴得双脚跳着离了地，脖子上的红领巾随着她的跳动也一飘一飘的。

　　“中国军队是仁义之师，既然战争结束了，志愿军不会长期留在朝鲜，我想哥哥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们要做好迎接哥哥的准备哟！”不修边幅的毛岸青大大咧咧地说。

　　“大哥走了几年，我也长高了，不知他还认不认得我这个小妹妹？”小少林高兴得咧着嘴，像熟透了的石榴，露出一排洁白的小牙。

　　“看把你们乐的，你岸英哥是在总部工作，志愿军撤回时肯定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所以他可能要比别人晚回来几天。”刘思齐嘴上这样说，脸上却流露出激动、喜悦、渴盼的神色，巴不得丈夫早点儿来到她的身边。

　　刘思齐在想象着岸英回来时将怎样欢迎他：他们将像以往一样在星期六一起去逛公园、一起去看电影、一起从东四牌楼下车漫步回家；想象着他们将一起去买菜，一起下厨房，然后斟满酒端起杯，夫妻对酌；想象着岸英又会同岸青在他们那充满喜气的斗室里下棋下到天亮，兄弟俩为一步棋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哥哥妥协让步……

　　刘思齐好像是在做梦，却又不是在梦中，因为那都是他们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是她对幸福时光的思念。记得她和岸英相约：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他们在中南海新华门聚会，然后携手沿着南海漫步向丰泽园走去，因为公公喜欢看着他们双双出现在他的面前，每当这时，毛泽东总是喜笑颜开，留他们一起共进晚餐。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刘思齐始终一无所知。她依旧在学校里读书，忙于自己的功课。脑子里只记住丈夫临别时对她说过的话：我明天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她相信岸英的话，料想他在远方正忙于重要的工作，不便给她写信。她心甘情愿等待、再等待，一点儿也不埋怨丈夫。

　　不过，现在刘思齐已经知道毛岸英去了朝鲜，是在志愿军司令部搞翻译工作，但不知是有什么特殊使命，或许保密性极强，她不便多问。她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又都做过地下工作，不该知道的就别问，这一点她懂。

　　刘思齐有时也感到奇怪，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老首长和战斗英雄，见了她以后都特别客气，又相当拘谨。比如在英模代表大会的会场上，她遇见一些战斗英雄，很想向他们了解一下战场上的情况。然而，这些在战场上与强敌兵戎相见的英雄们像是怕她似的总是躲躲闪闪，没说几句话便匆匆走开了。

　　毛岸英的岳母张文秋，是建国初期从司法部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一九五一年八月，她随中央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奔赴南方，作为分团负责人，她被派到年轻时曾横刀跃马战斗过的洪湖、沔阳、京山等革命老区慰问。世事沧桑，物是人非，回到阔别二十三年的故乡京山，始知曾和她相依为命、早年便投身革命的胞弟张振甲早已牺牲。张文秋和亲家翁毛泽东一样，她的家庭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多位亲人。

　　张文秋含辛茹苦地终于将两位烈士的遗孤——她的三个女儿抚养成人，并得到了毛岸英这样一个既明事理又有远志的大女婿。饱尝人生苦果的张文秋自以为苦尽甘来，人生后半段该是多么幸福美好啊！然而万没想到，幸福总是踏着坎坷走，欢乐和痛苦永远交替着，一场新的灾难又一次落到了她的头上。

　　一九五二年春节前夕，张文秋在北京医院邂逅延安时期的老战友、抗美援朝归来的女将军李贞，嘘寒问暖之间，李贞无意中透露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张文秋这才知道自己的爱婿已不在人世，当即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倒在医院的走廊里。

　　张文秋揣着渺茫的希望，想当面询问一下亲家翁，试图证明这只是一个误传。她设法弄到一张中南海舞会的入场券，悄悄走进位于丰泽园西北隅的春藕斋舞场，看到毛泽东迈着大秧歌和迪斯科结合而成的“毛式舞步”正在和大女儿跳舞，她欲言又止。

　　毛泽东的目光突然扫到张文秋身上，看到她满脸悲情，痛苦不已，不禁大吃一惊：“难道她也知道了岸英的实情？”当两个亲家那经历过人生悲欢离合的目光相遇时，都不禁为之震惊。一切尽在不言中！

　　幸好两位老人凄楚的目光未被刘思齐发觉，但从此张文秋也成了这出家庭悲剧中的一个角色。见大女儿沉闷不语，精神恍惚，张文秋只好抑制住一阵阵冲击着泪腺的情感，演戏般极力劝慰道：“思齐呀，年轻人分离，要挺得住啊，当年我和你父亲结婚才三天就各自领命分手，几年生死不知，不也熬过来了嘛！”

　　一般人都能体会到，折磨人最厉害的莫过于强烈的渴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独守空房、望月兴叹的刘思齐对夫妻团聚的渴望与日俱增。在那撩人情思而又寂寞难耐的时刻，她常把自己关在屋里，捧着毛岸英走后惟一的一封来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尽管这封信是丈夫几年前写来的，但那上面熟悉的笔迹仍使她备感亲切，看到它就像看到岸英本人一样。

　　有时她也在想，志愿军司令部与中央军委联系密切，通信再困难也不能一年两年没有一封信呀？在焦急的等待和不祥的预感中她问过公公，可是毛泽东不忍心捅破这层窗户纸，他又讲起了岸英幼小时有趣的故事，以转移儿媳的注意力。

　　毛泽东对刘思齐说：“有一次，岸英问我，咱们家姓毛，为什么排在《百家姓》中一百零四个姓的后头呢？要按妈妈的说法不是拉后腿了吗？接着岸英又自问自答：我知道，毛姓不是梁山一百单八个英雄中间的一个吗？你看小小的岸英多爱动脑子呀，我们谁也没数过‘毛’字在一百零四个姓的后边。”

　　看到刘思齐笑了，毛泽东又讲一个故事：“还有一次，岸英唱着‘打倒土豪，打倒土豪，除军阀，除军阀……’然后问我：军人是当兵的，为啥叫‘阀’呢？我说‘阀’字里面是‘立人’和‘戈’字，这个‘戈’当兵器讲。岸英立刻就明白了，拍着细嫩的小手说：这些当兵的站在门里头，拿着刀枪欺负人民就是‘军阀’，那他们要是站在门外呢？我说：外国军人要是挤进了咱们的大门，那就叫帝国主义了。”

　　岁月无情，转眼之间快三年了。板门店停战协定已经签字，功绩卓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也将从朝鲜陆续回国。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无法再隐瞒下去了，毛泽东也不可能一直扮演着人世间最难堪的角色，他准备向儿媳诉说真情。为了使刘思齐能承受住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毛泽东颇费心机。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菊香书屋的院子静得出奇，惟有树影和太阳的光点在地面上离合聚散，给人一种眼花缭乱、心神不宁的感觉。毛泽东和刘思齐在树阴下促膝而坐，他们谈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说：“朝鲜停战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胜利了。在板门店谈判桌上，克拉克上将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听说朝鲜停战了，我非常高兴。作为志愿军的家属，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刘思齐显得有点激动。

　　“思齐啊，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无数革命者为了今天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这里头也就包括了我们的亲人——你的父亲刘谦初，岸英的母亲杨开慧呀！”

　　“我知道爸爸又想开慧妈妈了。”

　　“人生最大的苦痛莫过于生离死别，但谁人又能逃得过呢？我和岸英的母亲是情深意笃，可是再好的夫妻也有分别的那一天。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为了抗美援朝，牺牲了无数的战士，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

　　毛泽东越说语气越沉重，刘思齐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她心里嘀咕：这是怎么了？对了，朝鲜都停战了，志愿军快回国了，为何岸英没有寄回片言只语，难道他……她不敢往下想了，她心中飘浮的那片祥云，顿时被镶上一圈灰边儿。

　　回到家里，刘思齐陷入了沉思，如同困扰在噩梦中。她反复琢磨公公说过的话，左思右想心里总是不踏实，对岸英的思念和担心更让她难以承受。刘思齐又一次跑进中南海，鼓足勇气，用生硬的口气询问坐在沙发上看文件的毛泽东：

　　“爸爸，你告诉我，岸英到底怎么了，他为什么没有回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信？他已经有两年八个月零十八天没给我来信了，就是工作再忙也不能几年不写信呀！他是不是变心了？不爱我了？”

　　毛泽东把目光缩在眼眶里，不敢正视刘思齐。他被儿媳这一反常态的举动和一连串的问号怔住了，拿烟的手开始颤抖，手上的文件散落一地。

　　刘思齐一切都明白了，只觉得双腿瘫软，两眼发黑，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岸英已经牺牲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继承了他妈妈的遗志！”一个苍老而悲怆的声音悠悠地传了过来，接着又传来一句，“我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的。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

　　这就是公公给思齐的回答。老人是在痛失爱子两年多以后，才极不情愿地把事实告诉儿媳的。

　　虽说刘思齐早就有所怀疑，但怀疑一旦被证实，她的精神防线被彻底击垮了，思维停滞了，脑中一片空白。随后，眼前又出现她和岸英在延河边、在西柏坡、在中南海风雨同行的一个个模糊镜头。她突然仰起脸，睁大眼睛，被压抑的悲痛如岩浆喷涌而出。那撕心裂肺的哭声，惊动了菊香书屋，惊动了丰泽园，惊动了整个中南海。

　　全国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生活安定了，刘思齐认为一切都好起来了，从此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了，不用行军打仗了，剩下的就是努力工作，同岸英相亲相爱厮守终生。可是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最简单、最平凡、最起码的希望却在瞬间破灭了，就像一个肥皂泡似的那么轻而易举地破灭了，烟消云散了。

　　痛苦万分的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语调变得凝重起来：“我也很爱岸英，他是一个好孩子。尤其是你们的开慧妈妈、泽民叔叔、泽覃叔叔、泽建姑姑和楚雄小弟相继牺牲之后，他……”毛泽东忍了又忍，终于哽咽了。

　　“岸英——我的岸英啊！我天天都在想你、盼你回来……你走得太急了，连声招呼都不打。你不要我了……”这个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现代知识女性此时却像农家妇女那样哭得一抽一抽的，她头上拖着的两条长辫子也跟着不停地颤抖。

　　李银桥拍了拍刘思齐的肩膀，含泪劝道：“思齐啊，你别哭了，你爸爸的手都冰凉了，他也悲痛难过呀！”

　　刘思齐一愣，向毛泽东望去，只见他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着前方，双手无力地搭在膝盖上。刘思齐咬住嘴唇去安慰公公，像婴儿一样无力地依偎在毛泽东身上，握着他那双大手，那双在她的印象中一直是温暖而柔软的大手，此刻却像石头一样冰冷冰冷的。

　　哀莫大于老年丧子，要经得起这莫大的哀痛，需要有极大的意志力。冷静下来的刘思齐终于明白了：岸英牺牲后，公公一直在强忍着哀痛做她的工作，公公担心她经不住这可怕的噩耗，迟迟不告诉她，还得用种种“隐瞒”对付她的询问，公公希望她能坚强地承受住这致命的打击。

　　刘思齐止住哭泣，擦一擦被泪水沾湿的两颊，以忧伤的眼睛望着毛泽东说：“爸爸，你要保重身体啊，我再也不哭了！”

　　毛泽东痛苦地拍着她的手臂，怆然而语：“好孩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你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尽管提，我会帮助你的……”

　　“爸爸……”眼泪又堵住了刘思齐的话语。刘思齐知道她的悲痛会引起毛泽东更加深沉的为失去爱子的伤感，于是咬紧牙关强忍着，抹一把泪脸，头重脚轻地走了。与其说是走出了菊香书屋的大门，不如说是逃出去的。

　　毛岸英的牺牲对刘思齐的打击太大了，她寝食难安，精神恍惚，为了不引起毛泽东的悲痛，她只好躲在屋里暗自饮泣。可是在饭桌上，她那双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还是被公公看见了。毛泽东闭嘴沉思，长叹一声，放下碗筷，水米未进，含着悲情和无奈起身离开了餐厅。

　　从此，刘思齐把悲伤硬是压在心底，饮泪不哭。然而，毛泽东深知儿媳内心的痛苦，看到她落落寡欢的神情，看到她形销骨立的身影，常常劝慰道：“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

　　自从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公开后，毛泽东对刘思齐总是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格外疼爱刘思齐，还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照顾好我的女儿思齐。”在每次通信中，总是称她为“娃”、“亲爱的思齐儿”，给了她无比深厚、伟大的父爱。

　　就在刘思齐因丧夫而悲痛欲绝时，却有人放出谣言落井下石。刘思齐受不了这恶毒的人身攻击，便给公公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复信说：“谣言不足信，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不胜其烦。你的心要清闲些。把身子养好要紧。”听到毛泽东亲切的声音，愁苦迷惘的刘思齐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又鼓起了生活的风帆。

　　毛岸英千真万确地牺牲了，毛泽东已明确地告诉了刘思齐。但刘思齐仍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她的感情，她的心都在拒绝这个噩耗，总觉得岸英还活着，岸英“出差”到了一个遥远的、她所不知道也去不了的地方，幻想着在某一天下午或是晚上毛岸英会突然回到她的身边。但是，她的最亲爱的人毛岸英已经化作冲天的烈焰，匆匆地上路了！刘思齐这种感情上的拒绝，一直持续到毛岸英牺牲后整整十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