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经典（五）

　　新世纪评论：

　　“社会主义文学”又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般指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的文学创作，秉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注重文艺大众化，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艺术上遵循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又分为“十七年文学”和“xx文学”。如同对左翼文学那样，文学史家对“十七年文学”也经历了一个从贬斥到肯定和基本肯定的过程，由于政治的原因，对“xx文学”则始终持否定和贬斥的态度。

　　作为曾经对20世纪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两种文艺思潮，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自不待言。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暴露出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作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支配下的文学艺术，在价值空心化和商业化的文化工业齿轮下，也越来越丧失了文艺应有的精神品格和批判力量。在此背景下，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如何避免业已成为主流的资产阶级文学体系屏蔽，不断被边缘化和“博物馆化”，从而唤醒人民批判现实黑暗、反抗剥削压迫，追求平等公正，重新激活文学中消失已久的理想主义精神，便成为了一种“当务之急”。

　　有鉴于此，我们拟编选《二十世纪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经典》一书，对这两种重要文艺思潮中的经典作家和作品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全书分上下册，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并授权硬壳笔记本和新世纪评论公众号陆续推送，以飨读者考。

　　叶圣陶

　　(1894～1988) 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原名绍钧，字圣陶，主要笔名有叶陶、圣陶、桂山等。江苏苏州人。1907年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1911年毕业后任10年小学教师。1914年开始发表了10余篇文言小说，1919年加入新潮社，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在20年代陆续出版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等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倪焕之》。早期小说大多描写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代表作品如《潘先生在难中》等;后转向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如《夜》、《倪焕之》等，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他的小说呈现出朴实冷隽的艺术格调。“九·一八”事变之后，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发表了《多收了三五斗》等著名的短篇小说，技巧日臻圆熟。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到四川工作和生活，写作以散文和文艺评论为主。主要散文集有《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小记十篇》等。他的散文感情朴实，意趣隽永，语言洁净，大多具有厚实的社会内容。《藕与莼菜》、《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牵牛花》、《春联儿》等是他散文中各具特色的名篇。

　　叶圣陶还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童话集《稻草人》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但有时气氛显得低沉和悲哀，稍后的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着重表现人民群众团结抗暴的集体力量。他的童话构思新颖独特，描写细腻逼真，富于现实内容。鲁迅说，叶圣陶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表·译者的话》)。

　　叶圣陶从1921年起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中学和大学任教。1923年起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主编过《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等多种重要刊物，发现、培养和举荐过巴金、丁玲、戴望舒等作家。他还出版不少诗集、评论集和论着，编辑过几十种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致力于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作于1933年，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忍痛亏本粜来，在丰年反而遭到比往年更悲惨的厄运的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农村急遽破产的现实，预示着农民必将走上反抗的道路。被公认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品。

 

　　多收了三五斗

　　叶圣陶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利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粜[[tiào]卖粮食：～米。～谷。～粮]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粜那已经送到河埠头来的米，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在范墓，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须说道：“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

　　“到范墓去粜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的粜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

　　哪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顶旧毡帽从石级下升上来，旧毡帽下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载在敞口船里的米可总得粜出;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米行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结果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没了这船那船之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就看不见了。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了万盛米行的廒间，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枝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只有钞票。”

　　“那末，换中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祆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万盛米行，另一批人又从船埠头跨上来。同样地，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廒间，换到了并非白白的现洋钱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也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粜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几尺，阿大几尺，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囝帽。难得今年天照应，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缴租，还债，解会钱，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馀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镇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咒骂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弯里钩着篮子，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小孩给赛璐珞的洋囝囝，老虎，狗，以及红红绿绿的洋铁铜鼓，洋铁喇叭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洋铜鼓，洋喇叭，买一个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冬，冬，冬，——叭，叭，叭。

　　当，当，当，——“洋瓷面盆刮刮叫，四角一只真公道，乡亲，带一只去吧。”

　　“喂，乡亲，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别大减价，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些回去?”

　　万源祥大利老福兴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叫着“乡亲”，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乡亲”的布袄，他们知道惟有今天，“乡亲”的口袋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乡亲”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衣料呢，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绒线的帽子套在小孩头上试戴，刚刚合式，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啰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小洋囝囝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乡亲”还沽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又从般梢头拿出盛着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煮饭。一会儿，这条船也冒烟，那条船也冒烟，个个人淌着眼泪。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交打滚，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五块钱一担，真是碰见了鬼!”

　　“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成好，还是亏本!”

　　“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去年还粜七块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粜出去了。唉，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

　　“为什么要粜出去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里，给老婆吃，给儿子吃。我不缴租，宁可跑去吃官司，让他们关起来!”

　　“也只好不缴租呀。缴租立刻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去缴租，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明年背着重重的债!”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像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

　　“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近在眼前，就是替他们种的。

　　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凭良心说，八块钱一担，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么，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

　　“我刚才在廒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

　　“保卫团开了枪，打死两个人。”

　　“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

　　船埠头便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