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经典（七）

 二十世纪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经典（七）

　　新世纪评论：

　　“社会主义文学”又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般指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的文学创作，秉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注重文艺大众化，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艺术上遵循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又分为“十七年文学”和“xx文学”。如同对左翼文学那样，文学史家对“十七年文学”也经历了一个从贬斥到肯定和基本肯定的过程，由于政治的原因，对“xx文学”则始终持否定和贬斥的态度。

　　作为曾经对20世纪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两种文艺思潮，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自不待言。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暴露出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作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支配下的文学艺术，在价值空心化和商业化的文化工业齿轮下，也越来越丧失了文艺应有的精神品格和批判力量。在此背景下，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如何避免业已成为主流的资产阶级文学体系屏蔽，不断被边缘化和“博物馆化”，从而唤醒人民批判现实黑暗、反抗剥削压迫，追求平等公正，重新激活文学中消失已久的理想主义精神，便成为了一种“当务之急”。

　　有鉴于此，我们拟编选《二十世纪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经典》一书，对这两种重要文艺思潮中的经典作家和作品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全书分上下册，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并授权硬壳笔记本和新世纪评论公众号陆续推送，以飨读者考。

　　罗淑原名罗世弥，四川人，曾留学法国，是一位翻译家的妻子。1936年，年已33岁的贤淑女子罗世弥，悄悄地写了个短篇小说《生人妻》交给巴金。巴金意外地发现了她的文学才华，就在原稿上替她署名“罗淑”，送《文学月刊》发表，该刊编者靳以也觉得这篇小说很好，有些“刻心的真情的描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文坛和读者的重视。从此，她就以“罗淑”为笔名，继续习作，接着发表了小说《橘子》、《刘嫂》、《井工》等，作者最为关心的，一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动人民。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民族灾难，罗淑在动荡中，因产褥热于1938年离开了人世。当罗淑死讯传来，巴金沉痛不已，为了纪念她，把罗淑的《生人妻》及其他三个已发表的短篇编为一集，作为《文学丛刊》出版。集后附巴金的《纪念一个友人》、黎烈文的《关于罗淑》、靳以的《忆罗淑》等文章。

为了忘却的记忆

——关于罗淑和《生人妻》

范 宇

　　罗淑，是我的老乡，可是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我的家乡人从来没有提起过她，所以在我的脑海里不曾飘出一个叫做罗淑的女人的身影。直到我上初中时，罗淑这个名字才闯进我的思维，不过语文老师王为民先生，娓娓道来罗淑的故事时，我却感到一脸的疑惑。罗淑，这片青山绿水间的土地，曾经真的有这么一个女人在这里生活过么？
我的语文老师有些年纪了，对学问一直比较严谨，他再三讲到罗淑的故事，并且每次眼角都会有些泪水,满脸的惋惜与遗憾。所以，久而久之，我也就相信了我从小生活的这片土地，就在近代，确实出现了一个叫做罗淑的女作家。老师眼角的泪水与满脸的惋惜，已经告诉了我们，罗淑的故事带有一些悲剧的色彩。喜剧容易忘却，悲剧却容易持久，因为老师的眼泪，所以还不怎么能够掂量出文学分量的我，也约略感觉到了罗淑的分量，并且在很多个夜晚为她莫名其妙地留下眼泪。
这两年，求学在外的我，忙于学习与一些琐事，竟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忘记了老师的眼泪和我的这位老乡。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都要去图书馆读读报纸，而今晚去读报的时候，我的这位老乡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华读书报》是我必读的报纸，就在这张报纸上，我又一次碰见了罗淑这个名字。在2011年5月18日的《中华读书报》的“文化周刊”这个板块上，我读到了杨建民先生的《巴金与一位友人的遗著出版》一文，我的那些年的眼泪又忍不住涌了上来。巴金先生的这位友人，就是我的老乡罗淑。
既然眼泪这么容易上来，那么我就不得不向大家说一说我的这位老乡了。
罗淑，原名罗世弥，1903年12月19日出生于成都，她的祖籍在我的家乡四川省简阳市，她的童年与少年的时光也都是在这儿度过。后来因为他的未婚夫，翻译家马宗融先生的缘故，在1929年的秋天，罗淑结识了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的巴金先生。但是，当时他们只是相识，是朋友，与文学毫无关系。由于当时她的未婚夫先前在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时，就把罗淑也一起带去了法国。在法国不久，罗淑就与马宗融先生结了婚，开始了她们在法 国的甜蜜生活。并在去法国的次年，罗淑进入法国里昂大学学习教育学。
1933年罗淑结束了学业，与她的丈夫一起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其夫马宗融先生进了复旦大学任教，而她在上海郊区南翔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教书，兼任小学部主任。这时她的好友巴金先生由于创作紧张中断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何为》(现译作《怎么办》)一书的翻译，并托付给了罗淑夫妇翻译。罗淑似乎是很有翻译的天赋，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就单独完成了《何为》一书的翻译，就连巴金也为她的这种翻译才能感到惊讶。罗淑的翻译才能，我们从她后来翻译的普希金的《棺材商人》、保罗·玛尔格里特的《白甲骑兵》、雷米的《决心》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的笔谈》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肯定。
就在翻译《为何》这一年的9月，罗淑突然给巴金送去了她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生人妻》。巴金感到有些诧异，自己这位朋友竟会写小说？当他看完了罗淑这篇小说后，突然就被罗淑的这种文学天赋给折服了。《生人妻》这篇小说里，讲的是四川乡下一个穷卖草人卖妻的故事，罗淑用纯朴无华的文字，写出了一对贫苦夫妻相濡以沫的恩爱，刻画了两颗善良纯洁的灵魂。这篇小说巴金太喜欢了，稍稍做了一些修改，便交给靳以先生拿到1936年9月号的《文季月刊》上去发表了。《生人妻》发表以后，引起了文坛广泛的注意，朋友们既惊讶又赞美。她的好友李健吾先生说：“等我发觉友谊圈子中间不声不响跳出一位我所景仰的作家的时候，我的蒙昧好像一种过失，惶愧而又喜悦。”当时的乡土写实派作家鲁彦先生把《生人妻》推荐选入当年的《短篇佳作选》；就连胡风、周文、沙汀等文学见解和审美标准各不相同的作家，也都异口同声赞赏它。
有了《生人妻》这篇小说的成功，罗淑创作的信息更加强烈了，但是她对写作的态度很严谨，稍稍不满意，便撕掉重写，在加之中国这篇土地弥漫起了战火的硝烟，所以在此后的两年里，她的作品出现得并不多。继《生人妻》之后，她又相继发表了《刘嫂》、《橘子》、《井工》等小说，引来的同样是文坛一片的叫好声。此外她发表的作品就仅有几篇她在待产期间，写下的千字不足的散文。
就在她的文学路，一片光明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1938年2月9日四圣祠的仁济女医院，罗淑生下一个男孩。可是产后不几天，她开始发烧，是产褥热。产褥热本是很寻常的病征，可是不幸的是，她遇上了一个天主教的庸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天在嫉妒她的才能，要派一个庸医来结束她年轻的生命？反正，1938年2月27日，罗淑的呼吸停止了，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35岁。读到罗淑故事的这一节，我始终有些难掩心中的悲痛，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她不是死于炮弹，也不是死于刺刀，竟然死于一个小小的庸医。越读越悲痛，最后竟然禁不住随口吼处一句：我好恨！
当然，好恨的不只是我，悲痛的也不只是我，还有那年的巴金先生。
巴金得知罗淑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他知道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的逝去，更是文学夜空里一颗耀眼的星星的陨落。他难掩心中的无限惋惜，便长歌当哭，写下了一篇纪念罗淑的文章《纪念一个友人》。逝者已逝，无可挽回，巴金为了纪念她的这位朋友，所以他决定要为罗淑做点什么。于是在硝烟四起的土地上，巴金在9年的时间里先后把罗淑发表的和未发表的作品编辑出版了《生人妻》、《鱼儿坳》和《地上的一角》三部创作集。在这些作品里有些作品是罗淑未完的作品，巴金通过认真编辑，仔细校对，基本保持了罗淑的原文的基本内容，并且巴金还为每本作品集写了后序。在罗淑去世后几年，其夫也相继去世，留下一对孤苦伶仃的儿女。巴金对罗淑夫妇的友情当然远远超越了文学，巴金把罗淑的两个孩子带回家中，和其妻萧珊女士像待亲生儿女一样共同把他们抚养到大学毕业。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为我这位老乡，向巴金先生说一声感谢。当然，这又岂能是一声感谢就能道尽的感激之情。罗淑的文学路，短短两年就戛然而止了，既短又有辉煌，并且还有创造更大的辉煌的可能，所以巴金要泪眼模糊、万般遗憾地说她是“中国的一个优秀的女儿”。巴金先生的遗憾，其实现今都还一直在罗淑的家乡人心中延续。我想，如果当年的罗淑不死，今天的中国文坛或许就会多一位让人仰望的大师。所以，知道当年罗淑故事的家乡人想起她时，眼里都会常含泪水，就像我的语文老师。
罗淑如果不死，我们在介绍简阳的作家的时候，或许就不会再是这样：“著名作家周克芹，胡其云，李鸣生……”。这里面应该加上罗淑的名字，并且应该加在这些名字的最前面，因为在罗淑面前，他们只能算是学生或是晚辈。其实，去掉如果这样的假设条件，罗淑还是应该放在他们的前面，从近年来在研究中国文学史出的书中，也都不再迈过罗淑来看，便可知罗淑在中国近代的文学史上的分量不轻。只是我们善于遗忘一个刚刚有些光芒散发出来，便沉入苍茫黑夜里的灵魂。

　　写到这里，我的泪水已是流了，干了，又流了下来，我真希望有更多的家乡的作家来关注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老乡——罗淑，我更希望家乡的普通老百姓也都能够记住这么一个名字。因为，罗淑这个名字，曾今在这片土地出现，并且与石桥古镇的茉莉花一样美丽。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点希望而已。
只是为了心头那点险些忘却的记忆，作此文。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深夜于西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