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德达：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文化渊源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

　　内容提要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主要组成部分和理论精华，其主要内容包括：党的思想建设、党的政治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四个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浓厚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构成毛泽东建党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渊源，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毛泽东建党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集中表现为批判地吸取和辩证地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从而形成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中国气派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探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历史渊源及精神实质,而且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和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时代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 毛泽东 建党思想 文化渊源　　任何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形态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浓厚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构成毛泽东建党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渊源，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毛泽东的建党思想，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火花，鲜明地表现出了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一、党的思想建设

　　1、党的思想路线与“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思想渊源来看，“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也是他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在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里,其中说河间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所称赞的是河间王刘德严谨尊重事实、务求其真的治学态度。宋代陈亮、叶适继承儒家历来讲求实用理性的传统, 反对空泛, 推崇事功。明代王守仁在朱熹“格物致知”的基础上提出“知行合一”，倡导“实事求是”之学风。之后经过乾嘉汉学家的大力推崇，“实事求是”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原则和方法。尽管他们所讲求“实事求是” 的立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力求使主观符合于客观的正确认识, 代表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注重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古为今用，赋予“实事求是”崭新的内涵。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毛泽东使这一命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有力的思想武器，并把它上升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

　　2、重视党员修养与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思想”。党员的道德修养，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关键。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荀子则认为“道德之威、暴察之威、狂妄之威”三种威势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西汉董仲舒认为“教为政之本”。这些传统的“重德”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虚伪性。一方面它所宣扬的道德，都是封建阶级的三纲五常及其相应准则，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过分夸大道德观过程却滑向“人治”深渊。毛泽东批判继承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赋予道德以新的内涵。社会主义新道德，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的。毛泽东提出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 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 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 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 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 我们就照你的办。” [2]

　　3、集体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中国文化传统崇尚“集体意识”，已经在历史沉积中成为一种“群体意识”。儒家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3]。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 善群也。群道当, 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4]在墨家的道德理念中,如何使天下人“视人之国, 若视其国。视人之家, 若视其家。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5],则是他们永恒的追求目标。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也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思想家都主张把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但这些伦理思想重群体轻个体，忽视对人的个性的认可与发展。毛泽东批判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其中的积极因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观，确立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原则。毛泽东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6]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大大超越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二、党的政治建设

　　1、党的最高纲领与传统“大同”思想。建立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 同时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历代进步思想家对于理想社会追求的心路历程是在“大同”之谷中漫漫逡巡的。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7]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原始氏族社会的美好图画。康有为把大同社会设想为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无压迫社会。他们所描绘的大同社会的最高原则是以公有制为核心的“天下为公”。这个原则一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对远古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和追恋，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这种美好社会不懈的追求过程中。几乎历史上历次起义与变革都受到大同理想的影响, 但都不能使之成为现实。毛泽东从小深受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影响，他早年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以儒家的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1917 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鹊也”,[8]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显然，毛泽东的“新村”模式在当时并不能实现,但“大同”传统奠定他接受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终身的感情基础和价值取向。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他认为共产主义才是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并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实际, 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 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毛泽东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总之,毛泽东以超越古人的睿智卓识，继承和弘扬了大同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 又不自觉地被其消极成分所束缚。但超越是主要的, 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2、党的宗旨与传统“重义轻利”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建党的根本宗旨, 也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确立这样的根本宗旨与毛泽东对传统“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的批判与吸收是分不开的。中国历史上，持“重义轻利”观点的，主要以孔子、孟子、董仲舒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孔子提出“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价值观；孟子提倡“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董仲舒提出“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记其功”的思想，这些观点的核心价值取向是“贵义轻利”，主张精神道德高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然而他们认为“公义”之行是君子、圣人才具有的道德品质,暴露了传统伦理观的阶级实质。毛泽东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性和虚伪性, 继承其合理内核, 并赋予其新的阶级内容。他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出发, 明确了无产阶级义利观及其评价标准。他说：“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9]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共产党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至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0]并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位我党的根本宗旨。实践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根本所在。

三、党的作风建设

　　1、密切联系群众与传统的“民本”思想。所谓民本思想, 就是指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 并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学说。中国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传统，如萌生于商周时代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春秋时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荀子的“民水君舟”说；唐太宗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观；明末清初黄宗羲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观；清朝末年谭嗣同的“民本君末”观，等等，这些“因民”思想把人民视为国家之根本命脉,这无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以畏民为出发点, 以防舟覆为归宿点,在本质上没有超出“君为民主”的范畴；并且由于社会私有制的政权性质以及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致使走群众路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汲取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以“爱民论”为前提，在反对宗派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于正确的领导, 必须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1]这就是毛泽东在批判继承民本思想基础上提出的群众路线,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彻底地付诸实践, 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这种科学方法尽管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但是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复归, 而是自觉的扬弃, 更是大胆的超越。

　　2、理论联系实际与古代的“知行”学说。知行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尚书》中的《说命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知行学说；《左传昭公十年》也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同类思想，它们都表现了一种朴素的知行观。以后历代思想家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对知行关系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先后提出“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行难知易”、“知重行轻”等多种观点。由于他们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都没有作出科学的回答，但“知行统一”、“知行结合”则是这些思想家论辩所结出的硕果。毛泽东对古老的知行命题进行了科学的扬弃，认为知行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把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结合，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2]并科学阐明了知和行的关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3]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同古代“知行统一”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头，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符合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4]

　　3、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古代的“自省”思想。儒家十分重视“修身”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学习，格物致知，端正理想信念，提高自身修养。孔子认为“正身”要靠“修己”,做到“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把“吾日三省吾身”作为自己修养的要求，认为“自省”要自觉地、不断地进行。宋代王阳明提倡“反己”与“责善”,相当于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毛泽东批判继承古人注重“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缺点、完善自我。为确保党的肌体健康、党的组织坚强、党的作风过硬，他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提出“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15]为党内批评创造和谐的气氛和良好的环境，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毛泽东还用“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的道理, 说明共产党人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保持思想纯洁的必要性。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对古代单纯的“自省”和“内省”思想的一种超越。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直坚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和活力。

四、党的组织建设

　　1、党的干部路线与传统的“尚贤”思想。“尚贤”思想一直是统治者所重视的执政文化传统，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人才在治国中的重要性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中国历史上，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认为“尚贤为政之本”，孔子提出“举贤才”而治天下，孟子也提出“尊贤使能”的思想。此后, 荀子的“尚贤使能”, 曹操的“唯才是举”, 李世民的“尚贤任能”, 一直到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等关于选拔人才的观点, 都是中国古代“尚贤使能”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中国古代这种“尚贤”思想,在毛泽东的党建理论与实践中得到运用和超越。毛泽东认为，在干部的使用上，要实行“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并赋予“贤”以新的时代内涵，“贤”已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领，而是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 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 有独立工作能力, 积极肯干, 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 同时毛泽东将人才由古代为君主统治天下服务, 上升到为民族革命斗争服务的高度。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 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 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6]因此,要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广大地培养人材”。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极其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为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 后继有人, 是与毛泽东“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分不开的。

　　2、党内反倾向斗争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和贵”，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所推崇的政治伦理观，他认为立身行事, 应随时合乎中道,“过”与“不及”都不可取。后来, 子思进一步把它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升到世界观。毛泽东在构建党建思想时，直接继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正确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毛泽东指出：“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17]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18]“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毛泽东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批判继承中庸思想的合理内核，提出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毛泽东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认为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在毛泽东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不难看出: 毛泽东反倾向斗争的理论与实践, 融入了中国古代“中庸”思想的进步成分，吸收了它的形式, 注入了新的内容。

　　3、民主集中制原则与传统“大一统”观念。 “大一统”理念一直在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大一统”一语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辞源》解释说：“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统治全国为大一统。”公羊家大一统直接的诉求是政治统一，但也包蕴着文化和民族统一的思想。秦汉时期，经过先秦诸子百家的纵横论辩，“四海一家、万邦和协”的“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心理趋向；西汉董仲舒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提出“天人三策”，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并将“大一统”思想推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后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内涵因此也相应地扩大为万民归心、国家统一，对中华民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大一统”思想的积极方面。但“大一统”思想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和绝对权威，在剥削制度下终归只能流于空想。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毛泽东在对大一统思想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提出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要求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党建理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从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中国气派，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之所在。同时，毛泽东建党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发展征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升华，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时代产物，因此，它的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更好地把这种奇迹延续下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0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04 页。

　　[3] 《论语?宪问》，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1页。

　　[4]《荀子》,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0 页。

　　[5]《墨子闲诂》，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65 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61页。

　　[7]《礼记?孝经》，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10页。

　　[8]《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出版社1990 年第1 版，第89 页。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2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4-109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9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9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96-297页。

　　[14]《论语》，岳麓书社2000年第1版，第2页、第3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26页。

　　[1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1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