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文明”的怪胎 （下：“文明”之变异）

　　转者按：诸玄识新著《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一书首发式将于2017年9月29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图书大厦举行。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书，彻底揭露了西方伪史的真面目。值此奇书即将问世之际，我们先将林鹏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言转发于此，感谢大家的关注。

（三）“中学西被”的后果——“文明”之变异

　　一年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董并生的著作《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我在为该书所作题为《“文明”的唯一性》的序言中，提出了“文明”概念的三个标准：
　　第一，作为“文明”的核心标准首先必须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项要素；
　　第二，有了文字，还必须要“文以载道”；
　　第三，既称“文明”，必须“照亮历史”。
　　其中，“照亮历史”的标准有两层含义。
　首先，顾名思义，“历史”由“历”与“史”构成，既云“历史”，必须有“历”有“史”，“历”指“历法”，“史”指“史册”，“史册”即“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各种历史档案及历史著作；
　　其次，“文明”必须要有礼乐典章制度，也就是政治文明制度。有了这两个条件，才能“照亮历史”，才称得上文明社会。

甲骨文中的华夏文明史

　　作为《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的姊妹篇，山西人民出版社今年又推出了诸玄识先生所著《真文明只有一个——论中国产生西方文明及其“世界历史”》一书。上面从我们对欧洲历史纪年起源的探讨中可以见到，是中国文化照亮了欧洲的近现代历史，换句话说“西方近现代文明”起源于中国。这也是诸玄识先生著作中的主要观点。

诸玄识著作所揭示的“中学西被”内容概要

　　诸玄识先生寓居文化异乡，甘于寂寞，长期以来搜集了大量相关的外文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潜心研究，博采许多天良未泯、敢于自曝学术丑闻的西方学者新近研究成果，大致梳理出了“中学西被”的历史脉络，揭露了欧洲版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袭用中国历史作为其造史基础的真相，揭示了“西方近现代文明”形成过程中所受到中国文化广泛、深入影响的概貌。

　　诸玄识先生得出结论认为，与中国接触之前西方本来是原始社会，它几乎从零开始、百分之百地拥抱源自中国的“文明”。基于中国文明成果的西方“文明元素”可以分为：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国家制度、自由经济和哲学思想等内容。其概略如下：
　　1.科技：中国的科技发明奠基了西方的科学—工业革命，而中国的有机自然的哲学则引导现代与后现代的科学。

　　2.民主：儒家的自然哲学、选贤举能和科举考试，分别“启蒙”欧美的天赋人权、民主立宪和文官制度。

　　3.制度：欧美的民族国家步武战国七雄，兼取中国历朝的行政管理，各种现代制度差不多袭用的都是中国的原创。

　　4.经济：西方的经济思想、经济体制和财政金融以及全球贸易体系，基本上都是基于中国的成就。宋朝开启了世界的近代化。

　　5.哲学：中国哲学的“道”（宋明理学的“理”）到西方被“一分为二”：逻各斯和辩证法：分别被用于塑造“希腊哲学”和近代哲学。

　　应当指出，在西方中心论远未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毋宁说在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还保有非常巨大势力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不畏强权，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提出全面否定西方中心论理论基础的尖锐论点，可以说是需要巨大理论勇气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诸玄识先生的这部著作，可以为全面质疑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

启蒙运动发起人

　　法国是近代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但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则不限于法国，可以说在整个近代欧洲，都曾受到中国文化广泛、深入的影响。这些文明传播的接棒人包括：莱布尼兹、莱辛、赫尔德、歌德、洛克、休谟、波令布鲁克、费格逊、亚当·斯密、普莱斯、普利斯特雷，还有新大陆的杰弗逊、富兰克林等。
　　“这些人不管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的民族与个人的特色，全都是启蒙运动的真正儿女。哲学家的王国是一片国际领地，法国只不过是它的母国，巴黎则是它的首都。无论你愿意走到哪里——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到处都会遇到他们这些‘哲学家’，说着同样的语言，被同样舆论的气候维系着。他们是属于一切国家的，并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他们公开宣称效忠于全人类。”[25]传播中国“文明教”者何许人也？

法国大革命，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8月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条宣示“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

　　何以见得上述这些18世纪欧洲的“文明传教士”及其接棒人在欧洲所传的“文明教”是中国文明呢？

　　首先，欧洲启蒙运动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启蒙运动的四个核心概念，理性、自然、自由、进步都来源于中国。欧洲的“理性”概念来源于宋明理学的“理”，在此之前欧洲存在理性观念一说，出于后世伪托；欧洲的“自然”概念包括自然法与自然神学，其来源为宋明理学中“天理”的概念；“自由”概念则出于“权利”概念，欧洲的“权利”概念来自“自然法”概念，而欧洲“自然法”的鼻祖是荷兰人格劳秀斯，格劳秀斯的老师就是真正的“欧洲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而斯卡利杰的学术来源就是中国历史。“进步”的概念则来自欧洲对中国技术的引进，尤其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引进[26]，在欧洲引起“古今之争”，这是欧洲“进步”概念的缘起。法国的“文明传教士”著名者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杜尔哥、魁奈、孔多塞等，也就是被称为哲学家（法语：Philosophes）的那一帮人。
 

欧洲启蒙运动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

　　其次，启蒙运动是针对欧洲传统的基督教而言的，基督教本身不能产生否定自身的世俗文化，需要借助外来力量以破除信仰启示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个外来力量就是中国文明。

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的欧洲，基督教禁锢人性，禁止沐浴

中世纪，欧洲人几乎不洗澡，发展香水行业只为掩盖体臭

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颁布圣谕《至诚的希冀》，从15至18世纪，“猎巫”风潮席卷欧洲整整三个世纪，约有数十万名“女巫”被处死

教会鉴别女巫的方法千奇百怪，其中一种就是称重

【法国】欧仁·德拉克罗瓦的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玛丽安娜的女性形象被赋予自由、解放的色彩，象征着共和制度对旧制度的颠覆

　　还有，被称为“哲学家”的这帮“文明传教士”在欧洲来说属于另类，换句话说，启蒙运动人物的思想并非产生于欧洲自身的传统。不论这帮人是站在推崇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抑或是站在抵制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所关注与讨论的问题，都来自中国对欧洲所产生影响的结果。传播中国“文明教”的人物，原来就是我们百余年来所熟悉的这些“西方神圣”！

　　在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于1989年5月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中国依然被称为“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与之对应，英国则被称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27]。
　　欧洲列强在其崛起过程中，一方面全面袭用中国文明的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项内容，兼容并包，巨细靡遗，一方面将中国文明成果的真实来历掩盖起来、谎称其为欧洲自身“古典历史”的“文艺复兴”。与此同时，近现代欧洲在袭用中国文化时，将其王道政治的核心要素——道德内核舍弃不顾，导致了中国文明的“西方变异”。

“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

　　中国疑古思潮的西方背景

　　西方学者们正是在斯卡利杰虚构的编年史的基础上，塑造欧洲“古典文明”、“东方古老文明”以及欧洲中世纪历史的。萨义德将欧洲人所虚构的东方历史（古埃及—两河—波斯与印度史）的行为取名为欧洲的“东方主义”，后者旨在为欧洲列强及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服务。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西方进行着如火如荼地大规模伪造“世界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一股来势迅猛的针对中国真实历史的疑古风潮。从顾颉刚提出“大禹是条虫”的口号，到胡适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历史拦腰斩断，对老子之前的历史一概否定，一时间怀疑中国古史的风潮恶浪汹涌。

　　更为有趣的是，欧洲杜撰古希腊的虚假历史和在中国否定自己的真实历史时，两者所采用的历史学方法却如出一辙，欧洲造假与中国疑古都采用了“古史辨”的方法——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
　　我在《平旦札》中曾经提出：“疑古派怀疑一切的理论，正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强大的世界思潮。这个思潮在西方产生了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崇拜，在东方则恰恰相反，对西方的崇拜带来了对东方的蔑视。”[28]
　　中国“古史辨派”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经典表述：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勘探古史时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根据这种方法，顾颉刚提出“大禹是条虫”的说法。这实际上是20世纪初日本学者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29]的翻版。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鼻祖是英国史学家康诺普·瑟尔沃尔。19世纪2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引进德国古典学,康诺普·瑟尔沃尔为这期间的代表人物。第一次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进行了表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30]
　　这种古史观还反映在19世纪中晚期的英语世界标准古典学的教科书威廉·史密斯爵士的《希腊史》中。

　　西方的“层累造成古史说”之目的是编造种族主义虚假历史的神话。19世纪时，欧洲发明了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所谓“历史科学”，对于此前所编造的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不能满意，于是以比较语言学为根据对前此的各种传说进行扫荡，从而形成属于印欧语系的纯种的古希腊—日耳曼种族伪史。

　　这种本来是服务于虚构古希腊文明的西方古典学方法，经过日本传到中国之后，形成了中国的“疑古派”的方法，用以对中国古史进行否定，结果充当了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文化”工具。从民国时期到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其基本倾向是向西方的意识形态看齐，陷入了否定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之中。

真文明遭无视，伪文明得追捧的怪现象

　　西方人没有历史，对照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时自惭形秽；于是，花了差不多前后500年时间，伪造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期证明自己的民族更为绵长而深厚，没有历史遗迹就千方百计新造景点以冒充古迹，于是17世纪时“古罗马建筑遗存”遍地开花。
　　然而，谁知这些纵横数千里、上下两千年的“古罗马建筑遗址”千人一面，既无时代特征、也无地域差别，更无建筑材料、设计者个性的不同，都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可偏偏擅长考据的中国人也相信那是真古董，令人难以理解。
　　所谓古希腊第一古建遗址雅典“帕台农神庙”，本来是土耳其的一座无名神庙，历史上经多次战火，早已成为废墟；西方人先设计好图纸，于19世纪时将其重新修建，土耳其的无名神庙就成了“古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将假古董雅典娜神像放进去供人观瞻顶礼。

建筑年龄不超过200年，却被伪造包装成2000多年前的历史遗存

汤匙可撼动巨型科立克石柱，不能不说是一个建筑奇迹

　　再如，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人本来是一群难民的后代，觉得这座城市没有圣人、面子上挂不住，828年有两名威尼斯商人打听到使徒圣马可遗骸存放在埃及的亚力山大港，于是连哄带骗将遗骸偷运回威尼斯，获得全城热烈欢迎，随后兴建了兼具陵寝与教堂意义的建筑，称为“飞狮”，成了威尼斯的象征。[31]由此可见，西方人锻造伪历史与假古董不遗余力。

　　时下常听人说，西方有识之士早已提出，西方文明已呈没落之势，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世界看东方，东方数中国，中华民族复兴重儒学，众望所归在孔子。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推重的是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文化传统，《论语》所云“斯文”是也。
　　孔子讲学使用“雅言”，雅者“夏”也，雅言就是“夏言”，中国最早的书面语言就是夏言，四千年不间断的古汉语就是在夏言基础之上形成的。中国最早的辞典名曰《尔雅》，“尔”者也，“雅”者夏也，尔雅的意思指以夏言为标准对当时各种方言进行训诂的意思。“夏言”为尧、舜、禹所使用的语言。

　　令人振奋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尧帝的古都——陶寺遗址被发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仅有历史纪录，经过中国考古工作者们不辞辛苦的工作，居然将人类历史上唯一文明的最早遗址完整地发掘了出来，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个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镇，距今4300多年前，该遗址不仅面积超大、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具有国家首都的规模，而且出土了文字，还正巧是“明”的“文”字；这里有观象台，有大型成套礼乐器等大批珍贵文物出土。像这样完整反映礼乐文明制度的早期大型遗址，在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为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证明。[32]

　　黄河中下游龙山时代聚落群分布（依刘莉 2007图6.8改绘）

陶寺遗址出土文物三宝：
“文字之光”朱书扁壶
“王者之器”彩绘龙盘
“技术之光”之红铜铃

“文明”之“文”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本来我们可以用人类唯一文明的真遗址、真文物，与古希腊的假文明、假遗址进行对照比较，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现代人看不懂，我们的子孙未必一定也看不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听说这个可以印证人类文明起源的早期大型遗址，不知何故已经被轻率地回填了……　　中国人真大方啊！也许因为中华文明是唯一具有连续不断历史的文明，真的古文化遗存随处多有，于是也就不当回事了吧……

西方中心论——“文明”的怪胎

近三百年来，东方民族逐渐受制于欧洲列强及西方帝国主义，而其思想武器则是被称为“西欧中心论”（意、法、英、德）、“欧洲中心论”（包括俄国）及“西方中心论”（包括美国）的意识形态。我们发现“西方中心论”是以古希伯来《圣经》与伪古希腊为内核，虚构的“东方主义”概念为幔帐，直接杜撰的西方近代民族历史为表层的一个三重结构。

　　西方中心论的实质为“西体中用”：
　　1.“西学为体”的核心内容为《圣经》上帝选民观念及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观念是西方“文明”的各种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西方民族特殊论及一切“双重标准”的理论基础。
　　2.“中学为用”则是“文明”的怪胎，袭用宋明理学及中国儒学的若干理念，将其核心的道德因素抽空抛弃，滥用“权利”概念，将“天理”的概念偷换成“人欲”的内容。

　　近现代欧洲是“中学西被”的结果。近现代西方以扭曲了的中国文明成果为基础，打造出冠冕堂皇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反过来凭借这种变异了的“文明怪胎”，打压正版的文明中国及亚非拉各民族。

　　还是那句话，只有全面认清“西方中心论”的真面目，同时彻底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才能彰显“中华文明”的光辉。

2016年4月15日于太原东花园

　　[①]Mingjun
　　Lu: The Chinese Impact upo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5, p.8.
　　[②]
　　Charles A. Fisher: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36, No. 4, Dec.,
　　1970, pp. 549.
　　[③]
　　Lynn T. White: Medieval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xiii.
　　[④][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87页。
　　[⑤]
　　参阅[英]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2011年台北远流）、[英]孟席斯《谁发现了美洲？》（2015年台北远流），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2012年台北联经）、李兆良《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2013年台北联经），[加]保罗·夏亚松《口述：最早发现北美洲的中国移民》（三联书店）等。
　　[⑥]《尚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一年确定为366天的明确记载。
　　[⑦]《史记·历书》：“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史记索隐》：“世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
　　[⑧]1279年，郭守敬向元世祖报告时，提出在太史院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想法，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二十七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在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岛上），选派14名监候官员分别到各观测点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进行观测。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向太史局进行汇总报告。郭守敬根据这些数据，花了两年时间编出了这部《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为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不到26秒。这部《授时历》同现代世界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时间上却比格里历早302年。
　　[⑨]详见董并生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2015年，第456—458页。
　　[⑩]晏绍祥《执政官年表与早期雅典历史的年代学》，载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编《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161页。
　　[11]从罗马占领到大宪章的英国历史，基本上都是后世伪造的，详见诸玄识新浪博客。
　　[12]拉古萨位于克罗地亚南端，现名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面积364平方公里，人口5.6万。现为奈雷特瓦省省会，重要的旅游和海运城市，素有"亚得里亚海滨明珠"的美誉。杜布罗夫尼克（斯拉夫语中译为：橡树林）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
　　[13][法]艾田蒲著《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下卷，第159页。
　　[14]这是在希伯来文本、撒马利亚文本和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圣经》之间的差异。
　　[15][法]安田朴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下册，第727—728页。
　　[16]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下册，第732页。
　　[17][俄]叶·阿·科斯敏斯基著《中世纪史学史》，郭守田等译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78-179页。
　　[18]Erik
　　Kooper: The Medieval Chronicle, Rodopi, 1999, p.137.
　　[19]Henry
　　J. Perkinson: How Things Got Better: Speech, Writing, Printing, and
　　Cultural Change, Bergin & Garvey, 1995, p.92—93.
　　[20][英]乔治·皮博迪·古奇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上册，第85页。
　　[21][法]伏尔泰著《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册，导论，第226页。
　　[22]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导论，第220页。
　　[23]
　　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下册，第730页。
　　[24]
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下册，第731—732页。
　　[25][美]卡尔·贝克尔著《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27页。
　　[26][美]马丁·贝尔纳著《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159页。
　　[27][法]阿兰·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译本，三联书店，1993年。当时中国对英国的称呼：英夷。夷人翻译为野蛮人。按：“野蛮人”的概念出现在“文明”的概念导入欧洲之后。
　　[28]
　　林鹏《平旦扎》稿本，第53则。
　　[29]1909
　　年东瀛学者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讲演，声称：厘清中国哲学就要研讨中国古代传说。传说的思想背景为儒学，其中人物多与儒学相关。传说常衍变为真实，少有人怀疑与考实，其中可置疑而当否定的是有关“尧舜禹”的传说。他大胆议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以“曰若稽古”起句，皆非当时所记。尧、舜、禹为古代圣王，孔子推崇，然而着实研讨，却有很多值得怀疑的理由，倘能舍弃成见，当不以“吾人之论断”为不当。这就是轰动史界的“尧舜禹抹杀论”。其记录在《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以《支那（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刊出。
　　[30]C.Thirlwall（1835，第一卷，p.64），转引自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第295页。
　　[31]详见《威尼斯共和国的故事》导读三，工头坚Ken
　　Worker《海国威尼斯的魅力》，威廉·麦克尔尼《威尼斯共和国的故事》，台湾，广场出版社，2012年。
　　[32]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编著《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完）
　　建筑年龄不超过200年，却被伪造包装成2000多年前的历史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