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平：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实践哲学”的超越与升华

　　作者简介：河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性成果。毛泽东是中国文化大家，有着传统思想的深厚滋养，但他的思想更具时代特点。他为了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中华民族的世纪难题，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中国古代的实践哲学相融合，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实践哲学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无论在民族性、时代性以及内容和形式上都存有极大差异，但二者共同的重实践、重现实的思想指向，使得毛泽东极易通达马克思实践哲学，并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在这两种哲学相契合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造，对中国古代的实践哲学进行超越和升华，树立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一、毛泽东与中国实践哲学传统

　　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属于不同思维方式。以“天人关系”为研究主体的中国古代哲学，其理论追求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与天地宇宙、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所以中国哲学更多关注的是人们的“行”而不是“思”，它构成的主要是价值体系而不是知识体系。这种致思取向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哲人们一般都是置身于现实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崇尚躬身实践，排斥孤居书斋的苦思冥想。诚然，古代哲人所追求的实践其主要内容是道德践履，如“文、行、忠、信”的儒家四教，都是道德教化的信条和人伦礼仪的准则。孔子“人则孝，出则弟”所强调的也都是道德行为，即维系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行为。墨子还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重要观点，显而易见，墨子已有将劳动视为最根本的实践活动的思维指向。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众多思想家则进一步继承和发挥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使之成为一时的思想潮流。无论中国古代学者如何阐释实践概念，都把实践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应当说，注重实践是中国古代哲学独特的思想特征。

　　毛泽东通古博今，对中国古代哲学更有独到见解和精辟分析。斯诺在延安多次采访毛泽东后曾说：“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事实确实如此。在毛泽东范围广泛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篇文章都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他所涉及的中国古籍触目即是，无论诸子百家、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还是历史小说、诗词曲赋、成语典故，都能运用自如。确如有学者所言：“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毛泽东一生善于思考，对哲学尤其偏好。好读书又不唯书是毛泽东的读书特点，而将读书、思考同实际需要紧密结合，更是毛泽东的突出优点。这一优点使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古代哲学娴熟把握，而且还能根据自己的独到理解，汲取和凝炼中国实践哲学的精华。

　　早在湖南一师时期，毛泽东就表现出了超越表象、追求真理的执着。他注重对于世界“大本大源”的探究，强调学习和思考的目标应该是世间的根本性真理，对于“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狠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之人，毛泽东严厉批评，说他们犹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因此，毛泽东主张，应该“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长短，占去日力”。毛泽东所追求的“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之真理。

　　在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中，这样的真理只有通过哲学、伦理学的学习和省思，通过艰苦而深沉的理论思维、才有可能探求到。毛泽东非常注重理论的思考，但从没有沉溺于抽象的思辨，更是坚决否定那些脱离实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如何行动和实践，因此，他对理论的要求也是能够指导行动、服务于现实斗争。确切地说，他探究世界“大本大源”的直接目的，就是找到好的理论武器，以便改造中国国民的思想和性情，改造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毛泽东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基础和思维指向，毛泽东便极易接纳中国古代的实践哲学，并依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创新发展，进而转化为共产党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号召全党学哲学，特别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提高哲学的修养。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发愤学习的同时，还亲自走进抗日军政大学的课堂给学员讲哲学。毛泽东一生都保持着这样的思想风格。

　　毛泽东思想风格的形成，除了个人素质之外，还与务实践履、经世致用、经邦济世的湖湘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近代湘学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明清之际居主导地位的经世致用传统。以曾国藩为主要代表的湖湘人物，积极倡导汉学的求实精神，革除宋学的空疏浮泛积习，通过将汉学的求实学风与宋学的“即物穷理”进行调和，力图搭建起一座通向经世致用的桥梁。

　　湖湘之学针对当时流传甚广的“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空洞的心性进行猛烈抨击，指出心性之学仅仅流于空谈和虚妄，以致对现实社会浑然不察，脱离实际，贻误事业，于自己于社会都毫无益处。他们的这种思想还有一个现实的根源，那就是他们对于明亡于清的深刻反思。这一重大事件留给湖湘学派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为学必须经世致用，空谈冥思，脱离实际，只能误国误己。

　　因此，湖湘学人大都强调实践的维度，主张从实践中获取真学问，从“日用之实”与国计民生中寻求治国兴邦之大道。毛泽东生于斯、长于斯，深受湖湘文化影响，并深深为此而折服。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有明确的告白，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还服膺王夫之等人，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经常去聆听船山哲学的讲座。他把王夫之的“圣贤与豪杰”之论抄录在《讲堂录》中：“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毛泽东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他心目中，“圣贤”是既具有高尚的品德，又能够成就大功大名的“德业俱全者”。同时，毛泽东对颜元、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也特别崇尚，他写道：“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在毛泽东看来，为学就应该着眼于穷究有关国计民生的事和理。这种自幼积淀的知识底蕴和经世致用湖湘文化的直接影响，使青年毛泽东救世济民伟大抱负呈然于胸，执着于行，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发起和创立新民学会，其宗旨就是：“以革新学术，砒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正因为有了中国实践哲学传统的熏陶和寻求大本大源的哲学追求，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为自己订立了一个基本准则：这就是“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这充分体现出毛泽东重实践、重经验的思维特质，即“以实事程实功”的实践理性。这一实践哲学思维方式的确立，使毛泽东一生的哲学思考，始终都是紧紧围绕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坚持从实践出发，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求真求实：古代实践哲学的真谛与升华

　　毛泽东熟谙历史，通晓传统思想文化，从青年时代就怀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宏大抱负。这一宏大抱负使他自觉地极取中国古代实践哲学并加以升华。他厌恶空谈、空想，注重行动和实践，在求学时代就培育出一种独到的求真务实的思想方式。

　　随着思想成熟和社会阅历的丰富，毛泽东逐渐从社会实践中体悟和升华了中国古代实践哲学的真谛，并专注于探索和解决知和行、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问题。

　　其一，注重知行关系，主张行为知的目的、知为行的指导。毛泽东一生都注重生活实际，早在私塾读书时，他就特别重视顾炎武的《日知录》，对于顾炎武之“尤留心当世之故”、“足迹半天下”学风和思想别有心得，他主张做学问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分析问题和研究理论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1919年湖南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赵五贞女士因反抗封建旧式婚姻而自杀。毛泽东对这一事件撰写了大量评论，指出“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他们的罪恶，固然他们自己也可制造，但大部分仍是社会给予他们的”;“社会之所以有自杀，是社会将他的‘希望’尽行夺去，而给与以‘完全失望’”;“自杀的条件，是社会夺其希望。吾人于此，应主张与社会奋斗，争回所失的希望。奋斗而死，则是‘被杀’，不是‘自杀’”。这些评论中，毛泽东还提出讨论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在知行关系中，把行放在突出的位置，强调行是知的目的，知是行的指导，离开行，知将流于迂阔无当。这是毛泽东理解知行关系的核心，也正是他一直坚持的“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的落脚点与出发点。即便今天，这一思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二，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已经坚定了这个思想，这得益于湘学传统，也得益于他的老师。在他的老师中，特别要提到徐特立和杨昌济，前者要他“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后者教导他为学之道，“重在行事”。这些主张成为他思想的核心，也成为他为学、做事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坟，遍游四宇尚已。”

　　毛泽东好读书，主张读书穷理，主张用已知之理穷天下之物，但他更强调面对现实，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脱离实际，空谈理论，不仅无用，而且无益。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利用假期到湖南的长沙、安化等地进行农村调查，深人考察湖南农村的社会状况;还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深入到车间、厂房调查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通过实地走访和调研，毛泽东获得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对中国社会及各阶层的现实状况有了更为生动具体的认识，便能够言之有据地生动描绘出农民、工人、车夫、教员等各种人群的生活状况，写了一系列针贬时弊的文章，对中国社会有了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实际的调查研究使他获益匪浅，也成为他深刻思想的一个最为生动的特点。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是思想和行动的关键之点，调查必须与研究结合起来，在学会把书本知识运用到实地调查中去的同时，还要善于把调查得来的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和加工，并上升到理论，获得正确认识，找到解决间题的方法。深人调研、积极思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实践哲学有了独到的把握和理解，并使之日益升华，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

　　其三，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实是生活与斗争的出发点和目的。从现实出发，为现实服务，是毛泽东一直倡导的学风，也是其思想和行为的最突出特点。在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做的批注中，最为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毛泽东说：“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日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鸽。释迎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鹊也。一日现实主义。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实现非此之谓，乃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这是毛泽东自述自己思想的较早的文字。在这篇批注中，毛泽东强调了“现实主义”在他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是他基本的人生态度，个人的理想和志向只有和客观现实、和国家命运联结在一起才有真正的意义。

　　毛泽东历来重视思想和信仰，认为坚定信念的形成离不开锲而不舍地努力去求知。然而思想理论是内在的主观性的东西，行为与实践却是外在的客观性的东西，要使思想理论显示其自身的功能，必须通过外在化行为表现出来。因此，人们的现实的主体活动，必须要考虑个人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努力使自己的主观思想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只有这样，思想才能有效地转化为现实。固然，哲学意义上的现实并非时间上的“现在”，而是指代“我”所生存、把握和经历的东西，对于同“我”有关的现实要不失时机地把握住，并付诸实践。这些都为他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行为方式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实践哲学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

　　西学东渐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和生活的开端。西方文化与思想一传人中国，就受到知识分子与社会阶层的欢迎，毛泽东也不例外。他与中国的其他有识之士一样，力主在深人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汲取和借鉴西方文化，并融汇贯通，成为毛泽东哲学思维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西学东浙带来的一个重大间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问题。从理论的层面看，这个问题的内涵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借鉴和利用西方化，如何创造中国文化。这就是“古今中外”，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概括并倡导的角度、视野、思想方式和思想方法。

　　在这一方面，给予毛泽东重要而深刻影响的是他的老师杨昌济。杨昌济是中国知识界最早最开明的人物之一，他一直强调中西融合方式和途径，主张应“合东西洋文明于一炉而治之”“输人西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知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杨昌济还要求注重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同时还要树立远大的报负及独立奋斗的精神。这些教诲和思想对毛泽东影响极大而且深远，一生都在身体力行。与他的老师一样，毛泽东也主张中西融合不能没有中国的思想和传统。

　　因此，毛泽东一生也没有离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这是中国文化之根，也是中国新文化创造之根。毛泽东认为，读书学习、研究国情必须首先着眼于“略通国学大要”，然后与实际结合，才能有所建树和创造。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即经、史、子、集—引者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弹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故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对于中国的经、史、子、集，“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熟知并认同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思想，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哲学，是毛泽东接纳和吸收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吸纳并创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文化前提。中国古代实践哲学的理论特征，集中表现为以经世致用为内核的实用理性。与西方思想不同，中国古代实践哲学，就理论基础而言，它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古代哲人基于对小生产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对此，李泽厚先生认为，由于“长期农业小生产的经验论则是促使这种实用理性能顽强保存的重要原因”。以农耕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小生产者的生存经验和现实需要，决定了在这样的基础形成的哲学观，一般而言都是重经验、重现实的实用理性思维模式。在中国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度中，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培育了实践理性精神，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为支撑，逐渐积淀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思维特征。应该说，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实践哲学的继承，是在对中国古代先哲分析批判基础上的超越和升华。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超越和升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的同时，能够将经验与理性、现实与理想有机结合，使其服务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把传统思想和文化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尤其是把中国古代的实践哲学发展为“实事求是”之学，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框架之中，强调实践的决定性地位，强调无论理论的运用抑或创造，均须立足于现实，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服务于改造社会的现实需要。正是在这个角度出发，有学者将“现实性、实践性、功利性”归纳为毛泽东的实践哲学的“三大特点”。这个观点概括了毛泽东比较突出的思想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深人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发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哲学创新，之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取得这样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没有离开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虽然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毛泽东取得这样成就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而后才是哲学家，这种职业特点，使他注重中国古代实践哲学的同时，更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精神。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够成为毛泽东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核心，二者共同的旨归必然是唯物史观。

　　“改造世界”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毛泽东的哲学兴趣不是形而上的深思，而是为了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毛泽东说，“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的要点就是：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也是他把中国传统实践哲学推向新的境界秘密所在。

　　美国的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布兰特利·沃马克，曾对毛泽东的实践性特征做出过这样的评说：在毛泽东早期的全部活动和著作中最鲜明的特征是他满怀热情、毫无私心地关注公开事务;毛泽东早期的每篇文章都包含一个必须立即付诸行动的建议，其意义重大，理由充足，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已经投身于其建议的行动;毛泽东的重实践的倾向对他一生的理论探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位美国研究者的评说不无道理，应该说注重实践的思维取向，决定了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关注域始终是社会历史领域，他所思之理、所悟之“道”，并非脱离于人和社会的自然世界的形而上之“道”，而是对社会生活本质的不懈探索，对人类社会历史和发展规律的客观把握，即历史唯物主义之“道”。这就搭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和中国古代实践哲学之间的天然桥梁，也正是毛泽东哲学的智慧所在。因其智慧，毛泽东往往能够直接洞见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唯物史观。对此，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说，他学生时期曾“读过黑格尔，在那以前还读过恩格斯”，并且还先后研读过赫青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孟德斯鸿的《法意》等等。无疑，这些都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不过，真正使毛泽东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的，还应该是由于“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泽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毛泽东的自述中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和理解，一开始就抓住了其理论的精髓—唯物史观。

　　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观，不管是进行理论思考还是指导革命斗争，毛泽东总是紧紧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探寻中国革命如何取得胜利的路径和方法，探寻如何处理在中国现实社会的特定环境中人与生存世界的关系问题，从而逐渐形成了以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为基点，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以求得广大劳苦大众获得解放和幸福、求得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和富强为价值导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

　　来源：《哲学研究》2014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