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了一个不能再好的童年

        1964年，我九岁， 开始上小学。 每天放学要跟同学在小组里一起做作业。 在路上见到老师，要远远的停住，老师走到跟前，要鞠躬，然后再继续走。 上三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没有作业了，见了老师也不用鞠躬了。 我还给老师写过大字报，想要回被老师没收的东西，虽然没有要回来。但感觉特好。
下午放学后，跟小朋友玩的时间多了。 我参加了几个比我大一点的孩子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跟着他们印传单，到大集上去分发。 晚上还到县城里的商店去宣传毛泽东思想。 我们编了三句半，打着锣鼓，一个店一个点去表演。感到前所没有的爽。 我们还跟不同组织的人辩论政治问题。 比方说，毛主席会不会犯错误。 我记得我的同学就说，毛主席肯定也会犯错误，比方他小的时候，肯定也吃过他妈妈的奶。 我说，那不能算错误。 我们都吃过妈妈的奶。 还有的同学说，毛主席小的时候，肯定也调皮过，骂过人。 所以大家的思想那个时候还是很活跃的。 我们学校有十四份学生办的报纸。
我们那个时候， 作业很少，考试也很少，而且都是开卷考试，可以抄书，可以抄同学的。 我到现在还认为这种考试方法，要比现在这种死记硬背的考试要好的多。 孩子还是要易玩为主。 有健康的身心，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同学中几乎没有人有近视眼。

　　另外，我们那个时候经常到农村去干活，到工厂去学工。 周末帮军属挑水，扫院子，做好人好事。 集体活动特别多。
　　假期，我们村里的孩子都是组织起来的，白天给生产队干活，晚上就表演节目。 早晨起来还有接力比赛。 那个时候的农村的夜生活热闹的很。 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节目，样板戏等等。 过年过节，有几天的表演。 年轻人会各种乐器的很多。 我们队里的人有吹笙，吹箫，拉二胡，打锣打鼓的，几乎人人会一样。 大学毕业后，我跟三十个中国同学到新加坡留学，过教师节，我们三十个人，登台表演节目，吹拉弹唱，人人都会一招，让新加坡国立大学教育学院的老师同学惊叹不已。 这都是文革的功绩。

　　我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美国的老师上课说文革教育质量不好，我无奈站起来告诉他们，我就是文革的产品，你们那个人想跟我比一比， 我会种庄稼，种菜，杀猪等等，会做饭，会木工，会打铁，会开车床，会写文章，等等。 他们都傻眼了。

　　文革的教育改革如果不被中断，今天肯定是另外一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