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毛泽东思想与群众路线

         本文是2015年12月26日在中山图书馆所做的同名讲座的文字整理稿，网上有讲座的视频，特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毛主席诞辰122周年纪念日，受邀到中山图书馆来做一场关于群众路线的演讲，于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活动。
　　今天我们要讲群众路线。毛主席思想自成体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我们今天只讲其中的一部分。我选择讲群众路线的理由，是最近这两年群众路线比较火，主要是因为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始发起实践教育群众路线的活动，所以大家经常在电视上，在各种媒体的报道里面听见群众路线这个说法。

　　那么，群众路线到底是什么？群众路线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反而很少会去细究，很少从根本上阐释什么是群众路线。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我两年多以前就写过，写了之后我也讲过几次，最近我又把讲稿更新了一下。我顺带到网上搜了搜关于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一些相关学习材料，看看别人是怎么讲的，我发现他们讲的其实绕开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群众路线是什么，去做一些发挥。这样讲的话，就很难让接受者对群众路线产生共鸣，因为你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意思的话，就很难真正去理解它，然后吸收并且践行。

　　所以，我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讲座，说清楚群众路线是什么，提供一个思想的、理论层面的视角。可能在全中国能够讲群众路线的，我算是讲得比较好的。大家今天比较幸运来着了。

　　因为要从理论层面把群众路线讲清楚，那么我讲的可能就比较理论化，也可能显得枯燥，大家就尽量忍耐一下。我们纪念毛主席，尤其是在他的诞辰日这一天，很多东西是流于形式的，就是诉诸情感的方式，我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好，不能光用怀旧的方式，我们要从理论的层面去认识毛泽东思想，以及他的思想对今天和未来的政治有一些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我们纪念毛主席，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将来。

　　啰啰嗦嗦地说了一点开场白，接下来就进入主题。

　　我们要认识群众路线，从哪里开始？我们就从一个经常见到的说法来入手，有两句话：“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前一句可以视为群众路线的道，后一段可以视为群众路线的术，我们也可以说，分别是作为政治哲学的群众路线和作为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

　　我今天要讲的，大概有五个问题，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群众路线的道，也可以说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第二部分是群众路线的术，也就是作为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第三部分，简单地讲讲群众路线与民主；第四部分，群众路线的内在张力，或者说内在矛盾，以及其嬗变的过程；第五部分，在结尾会非常简要地谈一下群众路线的当代意义及其未来。

　　先谈第一个问题，群众路线的道，或者说作为政治哲学的群众路线。
　　讲这个问题前，我还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从概念上来谈谈什么叫做人民，什么叫做群众。这是现在产生非常多困惑的一个问题，经常可以看到有党员在问，谁是人民呐，谁是群众啊？我是不是人民，是不是群众？你说我要为你服务，你要不要为我服务？如此等等。

　　在理论界，有一些右派知识分子，他们也很喜欢抬这个杠，他说我没有见过人民，我只见过一个一个的公民。他用公民的概念来瓦解人民的概念。他们更加不认可群众，一说群众就是乌合之众，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在群体中失去自我的那种人。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乌合之众》，右派经常把这个跟群众划等号。我们怎么回应右派提出的这种问题？就要回头去讲什么是人民，什么是群众。

　　人民是一个普世的概念，也是普世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自西方启蒙以来的政治思想中，人民是一个核心政治概念。现代政治思想最核心的一个要点，就是人民主权思想，主权在民。向现代转型意味着政治里面的主权，从天、上帝、君主转到人民的手中。

　　西方思想中说的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内部所有人的总和。总和又不是具体的总和，而是抽象的，怎么抽象呢？它是按照社会契约论的那个假定，说政治共同体的人民一起让渡一些权利出来，组成国家，人民来立法等等，人民再接受法律的制约，在这个秩序下生活。它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人民，所以它的人民是抽象的人民，抽掉了人民的阶级性，抽掉了文化属性等各种属性，只留下理性的能力，也就是立法能力的这一面，它是一个抽象的法权概念。

　　这种人民定义有它的问题，比如人民主权的思想，并不包含治权在民的意思。主权在民，但治权不在民，治权去哪了呢？通过社会的组织形式，尤其是民主制度，治权被赋予了一些政治精英。人民投票选举，投票就是人民主权的表达，一个政府要是不经过人民投票，是没有合法性的，但是投完票之后人民就没有什么用了，就把治权赋予了政治精英，这就是主权跟治权的分离。

　　这大概就是西方思想中人民的意思。你看美国宪法的开头是三个词，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怎么怎么样。林肯的那个“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这里面的民也是people，是人民，不是公民。

　　他们讲的人民和毛泽东思想里讲的人民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思想怎么讲人民呢？在毛泽东思想里，人民是有阶级性的，它不光有一个自然的属性，毛主席把阶级性的视角引入了人民的分析。他在谈论人民的时候，从来都是跟反对派相对应着的，或者说毛主席对人民的界定方式不是直接的，而是从反面进行界定，哪些人哪些团体是反动派，把反动派刨除了，剩下的就是人民。

　　比如，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的讲话里，他就说了：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同时期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里，他也从正面进行过界定，把人民界定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动派是不在这里面的。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概念不是全体人的简单加总这样一个意思。

　　另外，毛主席对人民的界定是政治性的，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变化，随着形势的变化，人民的范畴是有所变化的。这一点，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个讲话里讲得比较清楚，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只有不当汉奸的，只要是能够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下，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能够团结起来的人，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它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就排除在人民之外了。到了建国前夜，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被打垮了，这个时候人民的范畴就变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也是国旗图案的来源，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的五角星代表这四个阶级。当然，这里面也有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有一些阶级在事实上被消灭了，我们的国旗按理说在那时候就应该修改了，但并没有及时进行修改。

　　人民在毛主席那里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什么是群众呢？群众在毛主席那里是比人民稍微狭窄一点的范畴，它是指人民的大多数。注意，首先要界定人民，进而，群众是人民的大多数，95%，尤其是指工人、农民、解放军，也就是工农兵，体力劳动者。毛主席在1948年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里是这样讲的：

　　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士兵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阶级为主体。
　　这里直接点出了，群众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人民包括一部分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群众是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你会发现人民和群众的范畴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是重合的，群众是人民的大多数，95%或者90%。

　　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很多时候，在毛泽东思想的话语体系里，人民和群众这两个概念是通用的，不进行区分。比如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这个表述：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在这里，毛主席同时用了人民和群众，“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在这里他就把这两个概念通用了。在很多时候，人民和群众这俩概念是没有必要做区分的。

　　中国和西方都有人民这个概念，虽然它的意思不一样，但西方没有群众的概念，群众路线英文翻译是mass line，mass就是乌合之众的意思。英文里面没有一个能跟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群众相对应的词。

　　我不知道以上有没有把基本的概念解释清楚，接下来讲群众路线，为什么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它的道理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看毛泽东思想在哲学层面是怎样认识人民大众的。

　　在毛主席那里，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他们创造的，不是英雄人物创造的，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创造的；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都是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那一批人。但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他们终将通过跟自然的奋斗，慢慢地认识自己，形成自己的主体性，也就是通过劳动树立起自己的主体性，他们终将觉醒，在未来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主体性。实现了他们的主体性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是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他们创造那个社会，他们管理那个社会，他们管理自己。在毛主席那里，这是历史的目的。

　　我们不是老在讲历史终结论嘛，毛主席也是一个历史终结论者，只不过他认为历史不能终结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上面，而是要终结在共产主义上面。1951年，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说：

　　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在毛主席看来，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目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目的，历史一定要向着为人民群众而服务的那样一个社会状态去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所以在毛泽东思想中，人民群众的地位是相当于上帝的。基督徒讲，有朝一日要有末日审判，一切要到上帝面前接受审判，在毛主席这里，把上帝的位置替换为了人民群众，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类比。在《愚公移山》里，他这样说：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毛主席在道德上抬高人民，他把人民群众抬得非常高的那种话是非常多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中国人人人皆为尧舜，都是圣人。

　　他不是说人民群众仅仅有这样一个抽象的地位，在实践上，他认为人民群众是智慧跟创造力的源泉，一切智慧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我们要去群众那里学习。他有一句话是：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大家一定要注意，毛主席这么说不是唱高调，这是他的哲学，他真就这么认为，他的思想一贯如此。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我们再简单地分析一下毛主席这方面的思想来源。他的思想肯定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一块我不是行家，我刚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现在只能点到为止。当然了，很大的一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课本里被机械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存在决定意识，人的经济生活决定人的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哪里来的呢？是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也就是说，没有劳动，就没有一切。在这个逻辑里面，人民群众当然是最重要的，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毛主席尊重群众的思想无疑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虽然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对传统文化是比较批判的。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受过心学的影响，前一段时间我请教复旦大学的丁耘老师，丁老师说，王阳明的弟子后来分成了不同的流派，其中有的以今天的标准看是很左的，他们是读书人，但整天跟贩夫走卒混在一起，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们认为众人皆有最高的智慧，人人都可以成圣人。

　　有一次我翻王阳明的《传习录》，偶然看到一句话，就觉得眼熟，心想这不是毛主席的话吗？王阳明讲，每个人的心都是纯金的，只不过体量或者说重量不同，重量大的呢，就是圣人，一般人呢，也具有圣人的品质，只不过重量小一点。这就是毛主席讲的，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他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就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的思想跟儒家的一脉是相通的，是有紧密联系的。丁耘老师还说，毛泽东思想跟佛教，尤其是禅宗，也有很直接的联系，在毛主席阅读的范围里是包括禅宗的。禅宗也是讲人人可以成佛的。

　　我们可以概括说，毛主席是把人民群众当成信仰的，把他们的位置放得无比的高。因为他从来都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群众站在一起，所以毛主席是无比自信的。因为他的脚踏在大地上，所以他才能以那样自信的口吻说：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自信从哪里来？就是从这里来的。今天我们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注，后来又补充进了文化自信），但自信有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看起来是比较难。为什么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是不是跟脱离群众有一定的关系，你的脚已经不再坚实地踩在大地上了，那你还能不能够真正自信。这是一个问题。

　　毛主席是这样看待人民群众的，那么党在面对群众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在毛泽东思想中，对党也是有定位的，就是促使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早日实现，促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早日到来，也就是共产主义早日到来。党的任务是为这项事业而奋斗，舍此之外，没有其他目标。而且，到了共产主义这个理想的社会状态下，就没有国家了，也没有党了。党的目标是消灭党，消灭国家，消灭一切阶级斗争的工具，就像共产党领导战争的目标是消灭战争一样。
　　在毛主席看来，党是历史的工具，所以党没有任何独立的属于自己的利益，这个论断要从这个层面来理解（现实如何是另外一回事）。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说：

　　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
　　在《论十大关系》中，这已经到了1956年，他也讲，共产党有一天也是要消灭的，消灭就那么不舒服吗？我看很舒服。

　　在实行了目标之后，党怎么办呢？就像很多老电影里面所表现的那样，一个来自于人民群众英雄人物，做了很了不起的事业，然后“遍地英雄下夕烟”，又融入茫茫人海，回到群众当中，重新成为群众的一员。毛主席诗词《咏梅》中的那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只有从这个层面才能理解，说的是共产党人要解放全人类然后再消灭自己的一个逻辑。

　　有一问题要特别强调一下。以下面这段毛主席关于理想化的党员标准的引文为例来说明：

　　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
　　注意，毛主席在这里用“他们”来指代党员，在前面的引文“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里面，他是用“我们”来指代党。毛主席的文章里有很多这一类的表述，讲“我们”就是指党，这表明，他是把党和群众当做两个实体来看待的，党是党，群众是群众，界限是很清楚的，虽然这不代表二者的关系疏远。

　　关于党和群众这两个实体的关系，在上一条引文中已经说了，党员来自人民，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毛主席所说的党和群众的关系，我们只能用亲缘关系来理解，把两边想象成亲戚，是鱼水关系。“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这个话很值得玩味，跟儿子相对应的是父亲，我想在这里毛主席想说的是，党员既是人民群众的儿子，又是人民群众的父亲，但由于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又不可能这么说，所以就换成了教师。

　　这里要强调的就是，党和群众是两个实体，二者紧密合作，来实现共同的目标。概况起来就是毛主席的那句话：

　　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接下来讲群众路线的术，也就是群众路线作为工作方法的这一面。最简单直白的总结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关于群众路线作为工作方法这个问题，毛主席在1943年的文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有一个更加详细和生动的概况：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一部分相对来说就比较好理解了，群众路线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有无休止的一个过程，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在工作方法里面的具体应用而已。

　　我们前面说了，在哲学的思想的层面，毛主席把人民群众抬高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但在实践的层面，毛主席就没有那么天真了。这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性，在理论上群众至高无上，在实践层面，他在关于群众路线的相关说法里面提到，群众里有先进分子，有中间分子，还有落后分子，党的任务是团结积极分子，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他一方面说群众是智慧之源，是真理的来源，另一方面又在讲群众中蕴藏的智慧是无系统的、分散的，需要去提炼、总结、加工。

　　党在工作中的作用是什么呢？毛主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把党比作加工工厂。在《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他说：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毛主席强调的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群众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是党的中介性作用。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毛主席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做到人民群众中去，跟人民群众混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不当群众的学生，就没有资格当群众的先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群众路线一方面是要发现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是要去发现人民群众的具体的需求。要特别强调的是，通过群众路线发现群众的需求，指的是什么样的需求呢？王绍光教授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共产党讲的群众的需求是指真实的需求，而不是那种虚高的需求，比如女士出门需要有一个包，放点小东西，这是需求，是基本的需要，如果你非要一个LV的包，就不是需求了，这叫要求。共产党的传统是盯紧人民群众的“需求”，不大理会“要求”，什么人会提“要求”？是那些吃饱了撑的资产阶级，富人。比方说，他们的“要求”已经过分到什么地步了呢？要求党和政府出钱帮他们教育富二代，说什么富二代不好管，以后接班了怎么办。江浙地区已经通过财政出钱给富二代办班了，这简直是疯了。

　　斯诺在《西行漫记》里面写过一句评价毛主席的话，非常好：

　　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有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斯诺的观察也是说，毛主席的脚是坚实地踩在大地上的，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中的，他的一切魅力都源于此。

　　群众路线的术的这部分比较简单，就少说一点。讲了群众路线的道和术之后，有一个问题要谈一下，就是道和术是不可分割的。在讲工作方法的时候，一定不能离开道，就是一切为了群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一块，否则就会变样。
　　坚持人民信仰，走群众路线，这是一回事；人民信仰松动了，接着走群众路线，它立马就会变成另外一回事。因为工作方法那部分是有效的、有力的，如果政治前提没有坚持住，那么工作方法越有效，偏离航向就可能越远。这套工作方法用来干好事有效，干坏事也有效。

　　毛泽东思想的道和术的分离，在一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是最明显的，就是崇拜毛主席的那些企业家们。曾经有一个校友说过，最近又把毛选四卷读了一遍，就是一个小公司从创业发展到IPO的全过程指南。很多企业家学习毛主席的方法搞企业，怎么样鼓动员工积极性啊，农村包围城市的产品战略啊等等，他们只在术的层面学毛主席，他们不学毛主席的道。毛主席是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努力的，他一个私营企业，只在术的层面学毛主席，其实在道德上是比较糟糕的，这帮人比较扯淡比较恶心。　　接下来简单谈下群众路线与民主的关系。
　　民主是个热词，那些右派知识分子整天讲民主啊宪政啊，他们认为我们中国没有民主。所以我们有必要谈谈群众路线跟民主的关系。

　　什么叫民主呢？无非就是人民大众的统治。前面说了，西方政治理论承认主权在民，但不承认治权在民，治权在政治精英。我很喜欢用的一个例子是，小布什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引起了国内强烈的反对，很多人游行反战，他为了表达决心，说哪怕世界上只剩下劳拉和巴尼支持我，我也要打这场战争。劳拉是他老婆，巴尼是他家的那条狗。大家想想西方民主有没有趣，一个真正的独裁者都不敢像小布什这么说话，只要我老婆和狗支持我，就要打这场战争，这哪里像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该讲的话嘛。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美国老百姓不同意小布什那么做，但拿他什么办法都没有。卢梭不是早就说过，英国人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大错特错，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时候才是自由，议员一旦选出，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是零。也就是说，在西方民主制下，主权在民只是在几年一次的选举时表达一下，投完票老百姓就什么都不是了。

　　王绍光教授管这种民主叫“选主”。选票其实是挺扯淡的，毛主席是不相信的，1967年他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说过：

　　选举这个东西我就不大相信……我是北京市选出来的人民代表，北京市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我……可是他选我。不过是闻名而已。
　　投票不是民主，那么民主应该是什么呢？在毛主席那里，民主应该是一个具体的、生动活泼的过程，民主要体现在人民群众对具体事务，尤其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那些事务的直接管理上，群众要有权参加。而且，民主要有用，没有的民主是假民主。

　　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谈话，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他这么说的：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是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毛泽东思想谈的民主，是指直接民主，不是间接民主，而且是实体性的民主，不是代议制民主。很早的时候这就在毛主席的思想中反应出来了，他在1933年做的《长冈乡调查》里面就引用江西老乡的话说，红军真好，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是顾乐我们。“顾乐”是江西土话，是爱惜、关心的意思。用毛主席的话讲，党员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痛痒，不能关在屋子里，等着人民群众有了什么事情，按照程序来找你，这不行，你要主动走出去，人民群众哪里痛了哪里痒了，要主动关心。不能做到主动关心，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干部。

　　在毛泽东思想里，没有西方的那种政务官跟事务官的区别。西方国家有公务员，这个队伍是不换的，是中立的技术官僚，只换政治家，每隔几年选一个总统首相什么的上来，下面一批人不动。毛主席则讲，“我们一切的领导干部，不管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这是《1945年的任务》这篇文章里说的。

　　群众如果跟领导干部之间有矛盾的话，责任在哪里呢？毛主席认为，责任在干部，不再群众，他说了，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是看成干部的。

　　毛主席对民主是这样的看法：领导不是要在那些琐碎的程序上下功夫，而是要在具体的事情上关心人民群众的痛痒，人民群众也要在这些方面有发言权，比如一个工人，要在工厂的管理上有切切实实的发言权，如果对领导有意见，可以对他提，而且提了还要管用。　　阳和平先生在毛泽东时代的国企当过工人，在美国也当过工人，他说他是回到美国才学会磨洋工的，那时候中国没有磨洋工，工人见到领导也不害怕，不是猫捉老鼠那种，非要装着干活什么的，而是干活就是干活，在抽烟就是在抽烟，工人看见领导会说，好久不见啊，这个话是一种批评，意思是你脱离群众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右派知识分子提起民主，有一个标准，是有没有只有骂总统，美国人可以骂总统，我们没有自由骂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他把这个当做标准。其实还有另一个标准，就是你对跟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物有多少发言权。

　　如果群众路线得到切实的贯彻，那么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能得到保障，我们的民主生活是生动的、活泼的、具体的，而且是管用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向创造出一种跟代议制民主完全不同的实质性的民主体制。

　　进入下一个问题，群众路线的内在张力及其嬗变过程。
　　多年前我有一个讲毛泽东思想的讲稿，在网上还有一定的影响（见《》）。那次我是面对一群校友讲的，有一句话我是信口说出来的，但过后想想，还是很有道理，我当时是感慨了一下，越美好的东西越脆弱。群众路线也是这样。

　　前面所讲的，无论是群众路线的道还是术，都是从理论化的层面展开的讨论，描述的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并不是说真实情况就是那样。群众路线是不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呢？应该说是。因为是，它就比较脆弱。

　　在我们上面谈论过的群众路线的逻辑中，有内在矛盾的一面，也就是说，群众路线内在地存在张力。

　　我们这次讲座的海报上有一句引语，毛主席讲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走群众路线的问题。说到这里，就把矛盾论引入进来了。矛盾论是毛主席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他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既然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党跟群众之间，有没有矛盾呢？一定会有的。从哲学层面来讲是这样，现实中也是如此。
　　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中，毛主席列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几种情形：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关于这些矛盾的性质，毛主席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这里说的是建国以后的情况，那么建国以前呢？党和群众之间有没有矛盾呢？肯定也是有的，这一点也不稀奇。

　　但是，建国前和建国后，大形势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影响了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的性质。在抗日战争时期，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国内战争时期，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那时候即便党和群众之间存在矛盾，它也是次要矛盾，因为主要矛盾在那一边。建国后，尤其是抗美援朝之后，外在的直接的威胁消除了，国家不再处于战争环境下了，进入了和平年代，过去的次要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了，就是官员和老百姓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了。

　　矛盾性质的转化是很快的，也可以说官僚主义作风的滋长是很快的。刘青山、张子善是一建国之后就被查出来有问题，把他们给枪毙了。毛选五卷里面有一篇文章，在网上很有名，网友起名叫“毛主席论拆迁”，说的是河南有一个地方，要建机场，不好好向群众做工作，就要求群众搬迁，所以群众就起来反抗，后来用了正确的工作方法，给群众进行安置，就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群众也配合了。“毛主席论拆迁”是1956年的一个讲话，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了，这是早几年发生的事。大家想想，1956年的早几年是哪年？也许是抗美援朝还没打完的时候。党群关系蜕变，官僚主义滋长，速度是可以非常快的，快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刚刚打完仗，刚刚建国，就变成那样了。

　　所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告诫说：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该革掉。
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毛主席的群众有权造官僚的反的思想就已经冒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演进，矛盾性质的转化，党群矛盾从过去的次要矛盾变成了建国后的主要矛盾了，很快就有了一些表现。毛主席观察到了这个变化，看到了问题，也想去解决问题。

　　怎么解决呢？我这里稍微梳理一下毛主席解决这个问题的脉络。首先当然就是告诫了，比如刚刚读过的这句话，就是对党内的告诫，很严厉。

　　我们平时开玩笑说，如果说理有用，还要警察干什么？道理是相通的，如果告诫就管用了，那就神了。右派知识分子提起那个时代，总是把毛主席描绘成一个神一般的人物，真正搞造神运动的是右派，他们的意思是那个时代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应该由毛主席负责，都是他干的。可是只有神才全知全能，如果毛主席真的有那个本事，他批评一下告诫一下，就应该管用啊。但下面的人听吗？他们又不听，毛主席不是曾经抱怨说，他就是个死了的活祖宗，被供在那里，大家表面上说听毛主席的话，但实际上好多人并不听。

　　告诫肯定是不够用的，接下来可以采取的办法就是搞政治运动，整党，所以建国以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就没停过，三反五反四清什么的，特别多。

　　毛主席致力于解决党群关系的政治运动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呢？先是在党内搞，党内运动，后来发现党内运动不太管用，就开始借助一些党外力量，希望引入党外力量来帮忙，开门整党。毛主席想到的是谁呢？是知识分子，这才有了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党外知识分子来批评共产党。

　　但那次没太搞好。经过建国初的那几年，我猜毛主席被那些右派知识分子给骗了，以为他们洗心革面，真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了，那大家就一起愉快地建设社会主义吧。可是呢，刚刚一有机会，一让他们说话，他们的尾巴就翘起来了，他们想要轮流坐庄了，他胡汉三还要再回来。这是毛主席所不能答应的，也是人民群众所不能答应的。当时一些印刷厂的工人拒绝印刷那些右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他们说我们刚刚过了几天扬眉吐气的日子，你们就又要回来骑在我们的头上了，那怎么行。党内党外对这些右派知识分子的反弹是非常大的，毛主席也没办法，不得不他们采取行动，就开始反右了。

　　后来毛主席说这是个阳谋，就是要引蛇出洞，我想这不是事实，他是有点恼羞成怒，玩了一辈子鹰，结果被鹰啄了眼睛，以为这帮

家伙改造过来了，结果被他们耍了，他很生气，但是又抬杠，不服输，我没有被你们耍，是我在耍你们，所以他嘴硬，说什么这是阳谋。我猜应该是有这样的心理背景在起作用。

　　批评告诫不管用，党内运动不够用，开门整风，找知识分子来帮忙吧，又发现知识分子靠不住，那怎么办？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诉诸群众了，搞群众运动。

　　我们前面谈了，毛主席对群众的认识是辩证的，一方面他对人民群众的地位看得至高无上，另一方面他在实践中对群众的优点、缺点也都看得很清楚。他也知道人民群众里面泥沙俱下，什么人都有，当把这么伟大的一个事业的最终命运直接交给群众，结果会不会好？未必会有多好，我想这方面毛主席不会看不到。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那我们就只能从逻辑上去理解了，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环，或者说最后的一个选择。只能从哲学上理解，既然人民群众是上帝，那么人民群众所犯的错误也是要接受的，人民群众犯的错误也是好的，是不得不接受的，这是一个必要的代价。

　　一步一步走，从党内的政治运动到开门整风，找知识分子帮忙，发现被知识分子忽悠了，最后才开始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来冲击党，冲击国家机关，毛主席的目的仍然是保持党的本色不能变，不能滋长官僚主义，不能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个特殊阶层。后来的事实演讲，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见都是正确的。

　　但是人民群众有他的缺点，这我们不能不承认。孔庆东有一句话，他对比毛主席和鲁迅，毛主席讲过他和鲁迅的内心是相通的，但孔庆东讲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大一样，鲁迅相对来讲比较悲观，按鲁迅的视角去想象革命，可能就不想革命了，为什么呢？你说革命之后，阿Q当生产队长，祥林嫂当个妇女主任，这样的社会会不会是一个好社会呢？好像也不是，那算了，还不如不革命。但毛主席不是这样的出发点，毛主席要更乐观一些，认为群众是可以改造可以进步的。

　　一旦到了群众运动这个阶段，群众路线就被瓦解了。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他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但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其实对群众路线有一个致命性的瓦解作用。有一些研究者，比如美国的斯塔尔，把文革也视为群众路线的一部分，那么他就把毛泽东思想和群众路线简单等同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就变成了对群众路线的各个阶段的研究。我觉得他的看法不太对，我认为，群众运动开始的那一刻，就是群众路线终结的那一刻。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前面讲了，党和群众这两个实体是互相合作的，有了矛盾要尽量去解决矛盾，矛盾怎么解决？从延安整风的时候形成了一套办法，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是这么总结的：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办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也就是说，在群众路线内部，是用好说好商量的方法来解决矛盾的，团结，批评，再到团结。可是用这种办法解决矛盾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团结的愿望”。大家过日子都知道，要有团结的意愿，这个家的日子才能过好，两口子吵吵架，如果双方都有更好地过日子的愿望，吵架也是有助于增进交流的，如果有一方有了异心了，不想好好过了，这个架吵起来就没头了。

　　在建国前，党群之间团结的意愿有没有呢？肯定是有的，因为当时面临强大的敌人，干部还有军队这条鱼，是不敢离开群众这个水的，离开水就死掉了嘛。建国后，官僚主义作风滋长，说白了就是这个鱼长本事了，它长了翅膀，飞起来了，飞出水也可以活了，变成两栖动物了，就像从蝌蚪变成了青蛙一样，不在水里也可以活得很好了。在这个时候，矛盾的性质改变了，党群双方间还有没有团结的意愿呢？很难讲，从官僚的那一边，可能未必有了，这时又发动群众来冲击党和官僚集团，这相当于在群众的这一边率先把脸撕破了。　　脸一旦撕破了，很多时候事情就不好办了，大家如果有一点商业的经验就知道，只要能合作就一定要合作，对方有多么讨厌，都要尽量维护脸面上过得去。网上有句话，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这就是说合作的意愿能维护就要尽量去维护的。

　　走到文革群众运动的这个阶段，这个前提就被破坏了，群众路线的内在逻辑就被瓦解了。我讲群众路线存在内在张力，就是指党群之间有矛盾，随着环境的变化，矛盾的性质会发生变化，而且要维护党群之间的关系，比较难，要求比较高。

　　文革没有十年那么长，高潮一年多就过去了，正式的文革三年就结束了，后面属于巩固成果的阶段。毛主席也做了一些批评，说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也承认文革里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文革后，毛主席又开始讲团结，党内各个派别要讲团结，党跟群众之间要讲团结。他可能跟斯塔尔一样，把文革群众运动当做他的公式里面的“批评”那部分了，希望在更高的层面上再达成团结。

　　毛主席希望如此，但事与愿违，昨晚我读了朱永嘉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到毛主席在晚年担心，在他身后事情会怎么发展。他问王洪文，王说，全国人民一定会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继续前进，他就很失望，说这是学龄前儿童的回答。他又问邓，你觉得以后会怎么样，邓很直接说，左派右派可能会互相对立，派别林立，各军区拥兵自重，搞不好就军阀混战了等等。毛主席一方面对邓的回答比较满意，另一方面心里肯定是很悲凉的，他跟王说，你这个儿童团要好好跟老同志学习，你的想法太幼稚了。

　　后来的形势并没有演化到那么坏的地步，我想这跟邓个人有一定关系，他已经预见到有这样的危险，所以出手比较迅速，至少把国家四分五裂的危险给压下去了。但代价是牺牲了群众路线，改革开放后的党群关系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经过群众运动的撕破脸，一旦不那么讲政治了，不再需要看群众脸色了，官僚集团的反弹可能是带有一种报复性的心理，在一些政策的推行上面应该是带有情感因素的。

　　我们也不能由此就说，群众路线已经成为历史了，因为群众路线还有一些遗产是在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王绍光教授做的一些对政策过程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在起作用。这可能是一种惯性。中央在做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是要开门请一些人进来的，这我们在新闻上经常看到，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关注不到的是，一定会有一拨人走出红墙，走到田间地头跟老百姓沟通。王绍光对医改的政策过程的研究表明，虽然有很多国际医药集团想主导政策的制定，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让新医改方案符合他们的利益，但他们最终没有如愿以偿，他们的意见只是部分被采纳了。这就是因为我们还有群众路线的遗产存在，有一些人直接去跟病人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把他们的意见也带回来，反映在医改政策中。

　　这一部分我们分析了群众路线的内在张力，党群矛盾的性质演变。我的意思主要是，毛主席不得不走到群众运动的这一步，但群众运动对群众路线有一定的破坏性作用，这个破坏性作用在后来的党群关系恶化中也起到了作用；但我们也不要太悲观，好像群众路线就没有了，不对，群众路线的遗产好多还在的。如果群众路线的遗产没有了，那么我们今天很多事情会比实际情况糟糕得多。　　最后，在结尾的部分，简单的讲一讲群众路线的当代意义及其未来。
　　当前，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民主的危机。在西方，称为民主的空洞化，25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前段时间到清华大学讲座，他承认美国在过去25年中变化很大，今天的情况远比他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时候糟糕得多，美国在寡头化。美国的老卡特总统前段时间有个表态，他说今天让他去竞选总统，他根本不可能选不上，因为游戏规则变了，他搞不到那么多钱，也不想去搞。

　　在国内，我们的民主的丧失并不体现为他们所说的那些情况，用实质性民主的视角理解，“四风”问题表明我们的民主制度在僵化。有些问题严重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昨天万庆良案开庭审理，他直接受贿金额居然过亿，这太吓人了。

　　在今天的条件下，要解决政治领域的危机，靠什么呢？还是要靠群众路线。当今世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管理的技术化水平越来越高，普通百姓要参与政治，门槛越来越高。比如预决算问题，政府预决算公开透明是民主的重要标志，但你要监督的话首先得懂那套语言，看得懂那些表格吧，反正我是看不懂，那你让我怎么监督呢？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政治清明反而越来越重地依赖领导干部、政治家对人民群众负责任的精神。

　　西方民主在空洞化，但他们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群众路线，跟他们讲关心群众的痛痒，要对群众负责，他们是听不懂的。所以他们的民主危机，在我看来是个绝症，无药可治。我们有药，但对他们的体质而言又不适合，他们觉得是毒药。你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吓死他们，对吧？

　　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有救，只要我们回归到群众路线的本源。我一直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活的理论，有些人总是把纪念毛主席搞成怀旧式的东西，一这样，年轻人就不爱听，年轻人的眼睛是看着未来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纪念毛主席，讲他的思想，不是为了怀旧，而是面向未来。毛主席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哲学方法，是普世的，矛盾论实践论对一切情况下的问题进行分析，都是适用的。我们今天回顾群众路线，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为了将来而讨论这些问题。

　　用毛主席的方法来看今天我们面临的矛盾，应该怎么去解决？一方面要让党员干部重新树立起人民信仰，不同意毛主席的这个哲学观点的，就是不同意党的根本宗旨，这样的人就不该留在党内，要让真正的党员去当领导干部，承担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强化群众制度化监督政府的能力，文革群众运动中一些制度化的因素缺乏，导致了一些不好的后果，这是我们要承认的，接下来要吸取那个时候的教训，提升群众监督的制度化。

　　要解决今天的问题，还是要回到群众路线，回到它的哲学，回到它的实践。这是我的期待，但未来是否会这样发展，我不知道，今天的党群关系要比当年毛主席搞群众运动时尖锐得多、复杂得多、麻烦得多。这是一个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的时代——这个说法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员哪有什么私利，怎么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呢？这只能说明你的灵魂不值钱。可是这话说的也是实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复兴群众路线需要一股强大的政治动能来推动。但这股政治动能从哪里来，会不会来？对此我稍微表示一点悲观的态度。未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国式民主会如何演进呢，我觉得会沿着我讲的这套逻辑，有这个政治动能的涌现，是一个方向，没有这个政治动能的出现，会是另一个方向。基本上逃不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好了，就讲这么多，最后再概况一下整个讲座的主旨：今天是毛主席诞辰122周年，我们回顾他的思想，不是为了怀旧，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的那种——来分析今天的问题，然后思考怎么用他的思想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纪念毛主席，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将来。

　　毛主席不但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全世界，不但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

　　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