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槿惠离开青瓦台时留下的一封信
张宏良按: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一篇政治文看,也不要把“她”当成一个曾经的总统看,只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来看。
我在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出生。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仅仅代表韩国的国花“无穷花”,也代表“国家”之意“惠”代表“恩惠”。据母亲描述,年轻时的父亲是位浪漫派的男子。母亲的娘家相当富裕,外公的事业相当兴旺,母亲从小被称为“校洞小姐”。母亲原本想念大学,但因为当时外公对女性教育持保守观念,反对她念大学,最终毕业于培花女子高中。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但外公不太满意父亲,不愿将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军人。那时,我的父亲军中的少校,薪资微薄,连一座房子都没有。可是,母亲就是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父亲,她说:“当时他脱军靴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可靠,虽然一个人的长相可以骗人,但背影是骗不了人的。见过几次面之后,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他是个朴素又值得信赖的深情男子。”
当我和妹妹问起母亲与父亲的相遇时,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选择对象不能以金钱或外表来衡量,而要以信任与信赖为优先考虑。她说:“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是个铁血军人,他1944年毕业于日本关东陆军士官学校,其后在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八步兵联队任职,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之后被分到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635部队。
1945年1月,父亲随部队“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他的的第8步兵联队拒不投降,并枪杀苏军联络员。苏军展开围歼行动,父亲带同3名朝鲜籍军官逃出包围。之后他乔装难民来到北京,混入国民党中央军,军统调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解除他的武装并羁押数月后于1946年遣返他回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宣布独立。
1946年6月父亲回国,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并晋升为陆军上尉。
之后,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后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科长、师参谋长。
1953年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鲜停战后,赴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1954年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
1955年任师长。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副军长、师长。
1958年任军参谋长,军衔为陆军少将。
1959年任军管区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令。
1961年5月,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升为中将,11月升为陆军上将。
1963年,父亲当选总统。
而我,则以“第一女儿”身份入住青瓦台。
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母亲的理由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
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边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
母亲说道:“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还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
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
或许大部分人认为身为总统的女儿,我或许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
在那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在青瓦台我慢慢的长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该看到和不该看到的东西。
看看国外一个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卖几十万美元,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让我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读电子大学,将来也能制造出那样高端的芯片。
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
1974年,我考上了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然后,就在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父母遭到刺杀,我的母亲陆英修不幸身亡!
我匆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国,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为我不仅仅是朴槿惠,我更是总统的女儿!
我的父亲需要我,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承担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我还要承担其我母亲的责任——替代我的母亲行驶“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悲痛,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悲痛!
但是,悲痛之余,我们还得继续前行。
父亲,是个军人,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很快从沉痛走了出来。
他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使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解决了当时韩国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
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兴建,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鲜。他不顾众多反对,力主“只要干就行”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建设“龟尾工业园区”。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他,为了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他对待敌人毫不手软!他的敌人太多太多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致他于死地!
而我,天天替他担心!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亲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他和车智澈斥责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一怒之下,拔枪将他们射杀。
我的父亲为国捐躯了,终年62岁。
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远离政坛,但是我没有忘记父亲的理想。
我立志为秉承父亲遗愿,为国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韩国大国家党。
1998年4月,我赢得中期选举,当选国会议员。
在我的心里,我是希望韩国和朝鲜是不应该“敌对”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经我们有过多大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有多敌视对方,但那都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事实。
2002年,我赴平壤访问,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见。
2004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大国家党最高委员,2005年5月、2006年11月,两次访问中国,就是那时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当时恢复脸部的伤,在崔顺德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2006年6月,我辞去大国家党党首职务。6月11日,我正式宣布竞选大国家党第17届总统候选人,不过最终我还是败给了李明博。
面对失败,我没有灰心,我继续为了国家不断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布参加于2012年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12月19日,我获得51.6%的投票,确保击败获得48%选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韩国第一个女总统。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的命运!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但是,明知是深渊,我也将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正因为,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
我知道我们是美国的盟国,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命运被美国把控着,而我更知道美国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盟国,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棋子”,他们只不过想把我们来遏制中国的工具!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无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未来。
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国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警告我不要参加中国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韩国的未来在中国,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部署“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
我也知道,很多人说部署“萨德”是我的决定!
其实,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难道我不知道“萨德”预防不了朝鲜么?难道我不知道“萨德”只是美国为了利用我们来战略“震慑”中国和俄罗斯的么?但是,我没有办法!部署萨德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绑架”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只是个“棋子”棋子,注定只是棋子!棋子,没有自己的命运!我抗争过,但是,终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运——被棋手掌握着的命运。
也正因为“萨德”,所有人给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
对此,我不想再解释了!
我,太累,太累了!
未来,是什么样的?
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韩国真正摆脱“棋子”命运的那一天!再见,青瓦台!哦,不,永不再见,青瓦台!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网友评论
共有条评论(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