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疫苗门”发生在1952年...

　　他们会遇到人类历史上针对奸商一场执法风暴：三反五反。

　　称他们为“奸商”都客气了，他们其实都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犯。

　　众所周知，“三反五反”的起因是抗美援朝。

　　当年最有名的一个案例，便是某罐头供应商为了增加检测时的罐头重量，居然在供应给志愿军的牛肉罐头里掺水，被发现后还狡辩称他加的是“肉汤”，是给罐头“调味”。

　　这一幕，像不像十年前三鹿奶粉为了通过蛋白质检测，往牛奶里添加三聚氰胺?

　　这是当时最有名的案例，却不是最恶劣的，还有些奸商居然从尸体与垃圾堆里收集来充满细菌的棉花，做成医用棉与棉被倒卖给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还用发霉的麦粉做成饼干发往战地，那些魏巍笔下最可爱的战士很多都没有死于敌人之手，却不明不白成了这些不法商人的手下冤魂。

　　他们与“疫苗门”里发家致富的罪犯一样，都是吃人的恶魔。

　　许多国人看完昨日那文，最大感受便是深入骨髓的无力，但60多年前中国人面对这些吃人恶魔，其实曾经强而有力过。　　

　　所谓“三反”，指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则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昨天文章里揭露的该公司已被宣判的犯罪事实便有行贿与偷工减料两项，而且偷工减料的疫苗已经直接造成了数十起死亡事件(未被披露的数字肯定更加骇人听闻，甚至令人细思极恐)。

　　另外若作者调查属实，该公司还涉嫌倒卖国有资产，符合“五反”中第四条“反盗骗国家财产”。　　

　　在1952年，不法商人犯了“五反”任何一条，情节严重者都是要被游街，被枪毙的，如今疫苗犯罪团伙一口气犯了其中三条，居然还能在A股堂而皇之上市，杀人犯们竟然还人模狗样登上了《胡润百富榜》，真令我感叹历史比小说好看，现实又比历史精彩得多。

　　前些年，不少汉奸媒体都开始忙着搞翻案，通陈三反五反时各种“不人道”，他们抛出那场运动中的自杀人数，还列举当时各种奸商们自杀的方式妄图博人眼球(跳楼、摸电门、吞安眠药)。

　　经历过“奶粉门”，又刚刚见证“疫苗门”的人们，现在难道还会觉得那些杀人犯死的冤枉吗?

　　如果你为人父母，这种毒疫苗被针管注射进自家孩子的体内，你难道还觉得跳楼或摸电门对于那些食人恶魔惩罚太重吗？　　我倒觉得这些杀人犯应该遭受千刀万剐，最后被狂犬撕咬至死。

　　大家都听过一个关于“道德困境”的哲学难题：一列火车从远处疾驰而来，不远处轨道上被强盗捆了五个人，旁边另一条轨道则被捆了一个人，如果你能够操纵铁道变轨，你会不会拉下铁杆让火车变轨?那样有五人会立即获救，但你却又要为变轨后另外那人的死亡负责。如果你不变轨，原本被捆绑在轨道上那五个人也会因你而死。

　　这个道德困境其实也曾摆到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面前，铁道左边卧着的，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以及他们所保护的千千万万人民群众，轨道右边，则是那些不法商人兼杀人犯。

　　当时的执政者选择手起刀落，拉下铁杆让列车朝右边义无反顾的碾去。

　　当年三反五反运动正是从中国东北先展开的，疫苗犯罪团伙的老巢也在东北，且树大根深，我建议国家不妨再来次新时代的三反五反，还从东北开始，先把这个疫苗犯罪团伙连根拔起，再将疫苗致死的所有相关责任人千刀万剐。

　　是时候再一次手起刀落了!　　

商人们，为了利润什么事都会干的出来的

斯图卡98

　　新中国成立后，私营工商业受到了保护，但一些资本家不仅偷税漏税且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定货任务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营私舞弊。在运往前线(抗美援朝)的军需物资里，不法厂商制造和贩卖的变质罐头食品、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造成一些战士致病、致残，甚至断送了战士的年轻生命。因此在当时开展了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

　　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奸商王康年，骗取了志愿军一大笔购买医药用品的款子。对前线急需的药品器材拖着不发货，而只配发一些从别处用贱价拍买来的劣质产品。

　　上海西药业奸商赵隆炜和伊祖同，用假药坏药当好药卖给志愿军和解放军，获取五倍到二十五倍的暴利。

　　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奸商李寅廷，承做了大批中南区人民用来支援志愿军的救急包和三角巾。他把领来的棉花里的一万斤好棉花换了坏棉花，其中有一千多斤是从拣破烂的那儿买来的。这种烂棉花有的是从垃圾箱、有的还是从死孩子身上拣来的。弹花的时候臭气冲天，里面还发现过死孩子的骨头。奸商就把这样的一万斤脏棉花和二百匹纱布，没有漂白脱脂，没有消毒，就做成了给志愿军在战场上扎伤口的救急包。

　　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和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在志愿军用的罐头牛肉时，用水牛肉和马肉冒充好的黄牛肉，窃盗人民的财产二、三十亿元。这两个奸商每天还到各处肉摊收买一千斤左右臭牛肉和坏肉掺进去，前后共达十二万斤之多。有些牛肉臭得发绿。他们就在臭肉上涂上一层牛血，装成好牛肉掺进去，叫志愿军吃了中毒、患病。

　　济南盛昌蛋厂奸商刘云生、厂长奸商安景远等，在承做志愿军用的蛋粉时，把七千六百多斤变坏了的臭蛋掺进去。

　　武汉大兴米厂副经理彭锡承，在一批给志愿军的大米加工时，暗中用两千斤霉米盗换好米。

　　北京广达兴记粮栈奸商石利如，承做支援志愿军用的腌菜四万多斤把两百多斤砂子掺进去。

　　杭州奸商唐梦伟、汪德孚等，在承做志愿军用的饼干时，用次面粉换取好面粉，并且用低价的石碱代替苏打粉。这样的饼干，吃了之后就要喉焦舌苦。

　　苏州奸商刘盛兴给志愿军做豆腐干三万斤，每百斤里少放了五斤盐和十斤酱油，又不把豆腐干晒干，以致头一批二千五百斤豆腐干运到常州就发霉腐烂。这批烂豆腐干退回以后，又把它掺到以后的货品中交出去。

　　奸商们不独在药、食品方面使志愿军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沈阳文运铁工厂奸商杨文运，加工承做志愿军用的汽车防滑链，不独偷铁和抬高加工费，而且做出的链子送到前线，十件里面有七件是废品，给前线的运输工作增加了困难。

　　南京全球汽车材料行经理奸商朱立成，承做志愿军用的汽车材料，他从旧货摊上收买坏材料，稍加修饰，就用来冒充新货，有的化油器已经破损。

　　武汉奸商周泽信和刘文清，承做解放军和志愿军用的铁锹七万把，里面有两万四千三百把是废旧的汽油桶铁板做的。这种铁锹在挖工事的时候，一碰就弯。

　　上海四川北路标准军装店奸商胡恒庆，承做志愿军的三万五千双军鞋，因为偷工减料，做出来的鞋子一穿就坏。

　　资本家、商人追求高利润是本能，只要监管稍有不慎，就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出来。过去虽然是物质比较匮乏，但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几乎是听都没听说过。现在只要监管部门稍微有点不作为，假冒伪劣立马泛滥成灾，别指望资本家、商人们会有道德底线、什么社会“良心”，为了利润什么事都会干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