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贫穷？这碗毒鸡汤不能喝

​​​　　近日，《人民日报》等媒体都用显著标题“感谢贫穷”四个大字，报道了河北高考学子王心仪的故事。她的故事确实励志，但似乎在传播报道中变了味道。

　　在以前文章中我不止一次提到过，不能混淆个体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用个体成功去泡制整体的鸡汤是无效的（我们教科书一直批判美国梦的虚伪用的就是这个逻辑）。举个例子，一个企业运营状况不好，可以从企业内部找原因，比如经营策略有问题啊，公司制度不合理啊，员工积极性不高啊，现金流出现困难啊等等。但是整个经济萧条，企业难以为继，失业率陡升，那就是要从经济规律、国家政策、国际环境找原因了。这时候国家如果说“经济不好是因为你们这些企业不努力”，是不是就显得很荒谬了？

　　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班主任跟我说：“好好努力，考个全校第一，给班里争光”，没毛病。要是校长在开会的时候对全校学生说：“大家要加油，争取每个人都考全校第一”，是不是就很扯淡了？所以要知道，“所有人”不是“一个人”的所有集合，而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概念。经济、政治、社会的学术研究中，个例探讨是无意义的。

　　因此，为什么我说这次人日煲的鸡汤有点“毒”，就是这个道理。当今我们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候就感慨道：“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甚至城市学生占到了90%。”

　　真正的数据不会说谎：排除人口数量因素和教育机会供应量因素的变化之后，在性别、父亲职业和文化水平相同条件下，我国高中阶段升学概率的城乡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半期为1.9倍，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半期为2.5倍，而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则达到了了3.9倍（李春玲，《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

　　再来看这样一组数据，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在2000——2010年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六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学校减少速度远远高过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同时，农村小学的平均家校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的平均家校距离为34.94里。

　　对于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奢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十二五”教育成就与“十三五”教育发展展望》报告中指出：一些城市在制定招生政策时，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了“交齐五证”等要求，由于办齐这些证件对多数农民工家庭来说具有较大难度，这种要求实际上将外来农民工子女排除在招生范围之外。有些地方规定“由制定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但指定接收农民工子女学校距离农民工工作地方较远，农民工子女根本不具备去上学的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另外，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一些学校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化对待现象，实际上造成了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歧视。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0-17岁的儿童人口为2.79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20%，其中有55%的儿童生活在农村。有6成的农村儿童家庭没有自来水，近8成的农村儿童家庭没有抽水马桶与垃圾回收处，为了提高农村教学效率而实施的“撤点并校”，将散落在各村的中小学撤销，把学生集中到城镇中心学校，改善了教学质量，却也让边远地区的儿童上学更加遥远。（作者：唐也钦，来源：DT财经）这样的差距，在社会的角力场上会呈几何倍数放大。

​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农村的孩子难通过读书、高考来改变命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阶级固化。近年来，工农子女辈出率极低，而干部子女远高于其他：

　　​所以说个体的励志事例，不能掩盖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愈发不平等的问题，而教育资源的分配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所以“感谢贫穷”这样的鸡汤，泡制的实在是毫无意义。从个人角度上讲，王心仪同学的文章就是在讲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一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感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党报喉舌的人民日报，再吹这种调调就让人感觉有些避重就轻、隔靴搔痒了，我国农村教育问题、高考辈出率问题，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看一看上面的原文，实事求是地讲，王心仪同学这篇文章其实是在更多地“控诉贫穷”，有一种没有打倒我的，就会使我变得更强的意味在其中。大致相当于好多女孩子感慨：“感谢渣男，让我懂得爱情”一样，那是真心感谢吗？人们感谢苦难，还是因为自己熬过来了，谁会发自内心地想去经历苦难呢？

　　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就算阶级晋升率只有万分之一，那也会有十四万个无比励志故事供人反复把玩、瞻仰、麻痹。一直以来，我们的错误就在于过于关注分子而忽视了分母。再说万分之一的比率很高吗？因为有了那么多成功的个例就能证明阶级固化不存在吗？除了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一杆秤，上面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之下，人日这篇“感谢贫穷”的文章看起来就非常的别扭，尤其是其中话束，有意回避社会问题，而指向了个人选择。这鸡汤煲的，并不高明。

　　​其实，成功也是有很多偶然性掺杂在里面的，比如基因突变，有的人就是生的特别美，有的人就是智商奇高，有的人就是运动天才，有的人就是有生意头脑，他们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基本上都是其他人凭借“努力”“奋斗”达不到的。更甚于，就连“努力”这种品质，也是跟你的家庭出身、成长环境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

​　　关于“感谢贫穷”这件事并不是孤例，官媒对社会问题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是一次两次了。比如《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的“失去奋斗，拥有再多的房产，我们也将无家可归”。唯物辩证法讲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就是典型的回避主要矛盾，放大次要矛盾。现在社会问题是年轻人不奋斗的问题吗？怎么我身边朋友一个个都累得要死还没加班费呢。昨天晚上我写这篇文章到一点多，随便一刷微博就刷到了刚下班朋友发的感慨。就类似这种素材我都不用保存，每天社交网络上都能刷到很多：
 

　　说起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例子，再比如说《光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批判“丧文化”，我们来看一下：

　　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其实并不是很想活”“漫无目的的颓废”“什么都不想干”“颓废到忧伤”，这些散发着绝望特质的话语，配上生动的“葛优瘫”“懒猫瘫”等表情包，成了新聊天形式的流行内容。从这些话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某种情绪——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蹉跎岁月、找一个最省事省力的方式活着的消极情绪。这与大家对青年朝气蓬勃的一贯印象格格不入，令人费解，也令人担忧。——《光明日报：引导青年人远离“丧文化”侵蚀》
　　我在《生而贫穷》书中就评价过这篇报道：“官方的媒体看问题倒是看到了，然而看到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单靠喊几个口号，进行几轮思想教育，强迫学生背点正能量价值观，年轻人就能不“丧文化”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永远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分析问题，年轻人为什么“丧”，简单得很，工作压力过大，上升渠道渺茫，别说事业有成开创未来什么的，就连房子都买不起。人又不傻，你能看到的未来预期就这么点，努不努力差别不大，那肯定就“丧”起来了。日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还是那句话，当你发现努力、奋斗都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那还奋斗做什么呢？”

　　再举一个跟“感恩贫穷”相似的例子，去年年初光明日报发文总结了2016年度网络热词：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充满正能量。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十大网络用语总体上充满阳光向上的气息，不用说“洪荒之力”“定个小目标”的激励作用，就是“葛优躺”“辣眼睛”“老司机”“蓝瘦香菇”“吃瓜群众”“全是套路”“友谊的小船”“厉害了我的哥”，也都饱含着对生活诙谐的调侃与热爱，充满正能量。——《光明日报：洪荒之力、吃瓜群众等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充满正能量》
　　这一段新闻怎么说呢，满满都是槽点。如果非要说“正能量”吧，也就“洪荒之力”稍微搭一点边。剩下的词语都是一言难尽。“定个小目标”紧跟着的话是“先挣一个亿”，王健林这一句话迅速走红网络不过是对巨大的贫富差距的自嘲。“葛优躺”是在高强度、高压力工作下的一种慵懒态度，是对学习工作生活低动力、低期望的表现。“蓝瘦香菇”也类似如此，不过是对负面情绪的一种诙谐化派遣。至于“辣眼睛”“全是套路”，怎么也看不出是正能量吧？

　　而最不能理解的是《光明日报》为何要把“老司机”划作年度正能量网络词语……这话出自于云南当地带有情色味道的调情山歌：“老司机，带带我，我是初中生”。而网络上使用“老司机”这一词的时候，最多的后面都要跟一句“求种子”。类似的还有“友谊的小船”，紧跟着下一句就是“说翻就翻”……虽然说有许多调侃的性质在其中，但是要强行“正能量”也说不过去吧。　　所以说强行将这些网络用语赋予“正能量”的属性，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作者确实不了解这些词的来源与使用环境，对网络用语的称赞只是叶公好龙，类似于公权机关一窝蜂的开办官方新媒体，但运营中官僚作风浓厚反而起到了反效果；另一种可能是作者明知道这里不少词语带着负能量，但还要强行说成正能量，那就是掩耳盗铃了——网民是肯定不信这套说辞的，只好拿来骗骗自己，或许再加上几个不懂得网络用语但喜欢听漂亮话的领导。

　　这次对于“感恩贫穷”大力宣扬也类似。其实作为个人来讲，人生中也需要一些鸡汤、鸡血，王心仪同学的励志奋斗也确实是优质偶像；但是，诸多国家头部媒体，不去正视社会客观现实，而以煲鸡汤、打鸡血为己任，那就成了问题了。　　此外，其实我们能看到说出“感谢贫穷”这种话的人，都是摆脱了贫穷的人，说白了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真正在底层努力、挣扎、沉沦的群体，是没有机会发声的。

　　说到底，我们不需要感谢贫穷，我们是要去战胜贫穷，消灭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