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成帅：观察！ 教育产业化背后的魅影

教育产业化背后的阶级魅影

　　2017年，衡水中学在浙江建立了一所分校：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由于受到了浙江的广泛抵制，一度引发热议。当时主要的声音批评称，衡中模式过于“应试教育”，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衡中与这些意见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不过，建设分校这件事情，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还不在此，而在于这是一所与广州的资本集团合建的学校，有着强烈的赚钱刚需。该校高中部，每人每年收费3.5万元，初中收费3万元。整个高中读下来，花费超过十万，这令绝大部分工农家庭学生都无力承受。

　　学校的赚钱逻辑很简单：高薪挖走好老师，招揽好学生，打造教育品牌，再去招揽有钱人家的孩子来赚钱。所有进入该校的学生，都将成为资本集团的牟利的“生产工具 ”。 对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衡中分校给每人一次性奖励50万元。作为一个资本集团，巨额奖励的每一笔支出，都将在其他学生那里成倍甚至数十倍的赚回来。仅仅是学费收入，平湖学校每年就能收入超过亿元。

　　长此以往，好的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在这样的学校里。这种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将教育资源高额出售的原则，将迫使教育领域产生“大分流”。有钱孩子，花很多钱，买优质教育。穷人家的孩子，就只能接受劣质教育，甚至无法接受教育。

　　这几年来，衡水中学在全国已经建立了23所分校，而它的扩张，只不过是这轮教育产业化的一个缩影。

当房地产巨头杀入教育领域

　　教育产业化不是一个新问题。1990年，一篇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上的文章就指出，高等教育产业化，可能会带来五个严重问题，其中包括“加大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教育结构的不合理”。1992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教育分类为第三产业，结束了“教育是不是产业”的争论。即使如此，1994年的一篇论文依旧指出，教育可以是产业，但绝不能“产业化”。

　　九十年代的理论争论并未对现实产生太大影响，产业化浪潮席卷而来，一直持续到2005年。许多公立学校“换了一个马甲”，转成了民办学校，开始将费用拼命往上提。

　　这段时期，一面是学校自己高收费、乱收费，另一面是财政投资严重缺位。当时，联合国的一个叫托马舍夫斯基的报告员考察了中国教育状况后报告称，2003年，中国的教育投资只占GDP的2%，远低于全球4.2%的水平，“人均教育开支比乌干达还少”。许多调查结果表明，“学费之高,绝不仅仅是大学学费的高昂,而在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时就已经不堪重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将2005年前视为第一轮教育产业化。他还提出，现在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特点之一是名校和房地产市场的深度结合。”另一个特点则是“资本市场的介入”。

　　最近几年，万科、恒大、碧桂园等房地产巨头纷纷大规模杀入教育领域，大办特办“贵族学校”，美其名曰“地产商的教育之路”。 作为地产巨头的碧桂园，其所经营的博实乐教育控股有限公司，甚至已经单独在美国上市。到2017年时，碧桂园在全国有7所国际学校，10所双语学校，35所幼儿园，16所培训学校。一篇文章称：“教育板块与地产板块的积极互动，成为碧桂园新的利润增长点。”

　　大资本进入并谋求控制教育行业，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高薪聘用带来教育资源快速集中，声称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资本集团，将聚拢起来的大量的教育资源，提供给极少数的有钱人。

　　“贵族学校”的高收费带动了其他学校水涨船高，也诱发了家长们面对竞争时的普遍焦虑，不得不加大教育投资。最后，教育产业化间接导致了大部分家庭教育支出攀升。杨东平曾举例，“上海的一个两岁半的男孩，父母给他报了5个培训班。”“目前中小学辅导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上课外辅导的学生达1.37亿人次。”

难以避免的恶果

　　一个令人无奈的事实是，研究者指出的问题，和二十多年前论文里指出的问题，并没有本质区别。换句话说，教育产业化会带来什么问题，在90年代初，人们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不仅意识到了问题，包括很多政策和措施，二十多年前的学者们也想到了。但人们还是眼睁睁看着它变成了现实，而且，这个突然而至的现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残酷。

　　当资本集团嗅到发财味道时，它可以在短短几年间彻底改变行业生态。教育行业滚滚的现金流，引诱着一波接着一波的资本扑杀过来。而承受资本剥夺的，是校门外的学生家长。一篇论文写道，“民办教育成为优质教育的代名词，而公办学校成为二流学校。”例如，2015年，杭州中考500分以上的考生中来自民办学校的超过90%。研究者杨东平说，公办学校正在逐渐被“边缘化”。

　　也许不用太久，不同阶层的学生将彻底被隔绝。有人在被挖空的公立学校里迷茫、无助、浑浑噩噩，有人在贵族学校里“享受教育的快乐”。中产的孩子们，在全国各地的衡水分校之中，忍受着军事化管理和绝对功利主义教育带来的痛苦。他们的父母，站在衡水分校的门外，承受着高额教育支出的重压。

　　而面对资本集团，从90年代初到现在的各种政策建议都显得无力。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建议想象了一个会讲道理的资本集团和一个中立的政府机构，学者们寄希望于资本集团和政府，但却忽视了他们有着各自的利益和属性。

　　在批评教育产业化时，人们恐怕还未分清楚，真正残酷的，究竟是市场本身，还是在市场中纵横捭阖的资本集团。

教育背后的阶级魅影

　　如果说第一轮产业化是小资本集团逐步蚕食教育领域，进而损害了教育的公共性和公平性的话，那么这一轮产业化，则是大资本即将攻城略地，彻底改变教育格局，并彻底摧毁教育公平性和公共性的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大资本集团外的所有群体，包括在第一轮产业化中获益的小资本集团，都将感受到被大资本集团碾压的痛苦与绝望。教育产业化成为了一场不见硝烟的冲突。全国绝大部分学生和家长都被迫站在了冲突的一方，必须选择反对或是忍受这种压榨。而另一方，则站着大资本集团。

　　而所谓的大资本集团，毋庸讳言，其实就是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用阶级来代替集团，是因为阶级这个词更为清晰地表明这个集团明确的阶级意识。它既不可能因为理论、舆论的批评停止捞钱的脚步，也不可能因为赚钱过多而暂缓剥削的速度。资本的天性就是增值，资产阶级的天性就是无休止的扩张。河北的衡水中学也许能停下扩张的步伐，但下一个衡水中学还会拔地而起。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在教育产业化过程中，充当着暧昧角色，政策摇摆不定。但就结果来说，地方政府是地产商进入教育行业关键促成者之一。例如，衡水中学在浙江开分校的过程中，浙江平湖区地方政府做了很多“贡献”。当地政府先是主动引进了广州高新集团，并为该集团“无偿提供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的部分教育教学资源”。这个集团与衡水第一中学合作办平湖分校，当地政府还为它承担了水电费和品牌冠名费。

　　衡水中学在云南的进展更为顺利。投资衡水云南分校的是云南长水教育集团，这个集团的董事长直接担任了云南省政协常委和民盟云南省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云南政府主管的《云南信息报》，近乎谄媚地报道了这位董事长。在报道中，这家媒体无视该集团从教育产业化中捞取的大量财富，无视产业化给云南教育带来的不均衡发展和教育成本攀升的现状，反讽般地援引他的话说“教育是一种情怀，是一种价值取向”。

　　理论讨论时，常把地方政府看成独立的公共力量，但地方政府实际上深刻内嵌于当地的利益关系之中。一个贵族学校能带来的收益，无论是透明的税收还是背后的私下交易，都远比几十个公立学校要高。

　　我曾经追踪过“撤点并校”的政策。撤点并校在2001年出台，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到2010年，全国共有30多万所农村小学被关停，造成大量问题，饱受舆论批评。如果去看教育部的文件表述，其实几次强调，执行“撤点并校”政策，不能一刀切，不能不经调研随便关停学校。但地方政府在执行这一文件时，却格外用力，即使造成了很多辍学问题，农民非常不满，学界也多次调研论证，但还是持续地大量地关停中小学学校。

　　2012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承认，“一些学校的撤并，存在工作简单化、程序不规范，以及撤并后办学条件没有跟上的问题。”教育部取消了撤点并校，不再继续推行。但是，2015年，我在云南乌蒙山区拍摄纪录片，却发现这里居然还在推进撤点并校。难道中央政策的传递，竟然如此缓慢吗?

　　实际上，地方政府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些公共意识差的地方政府，更是深谙市场经济的门道。他们知道每关停一所学校，就可以多节约一些支出，大量关停学校，可以大量节约财政经费。以前，撤点并校省了钱，现在，又可以把教育甩给资本集团来经营，大量的教育经费可以省出来，甚至还能为地方政府创收。

　　既然政府和资本都各怀心思，都想从家长身上“捞一笔”，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阻击教育产业化的浪潮呢?　　二十多年过去了，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后果已经越发清晰。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教育的不可承受之重，也越来越呼唤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回归，呼唤教育公平性、公共性的回归。

视频链接：gslb.miaopai.com/stream/HPJSOiYMwLqHLfBrVps2Wpzjp0VyiMZBykyCyg__.mp4

　　在产业化中受到损害的学生和家长，特别是工农学生和工农家长，迫切地要求停止产业化，并开启朝向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改革。由于他们受到的损害最强，因此在反击教育产业化浪潮中，他们是最有能动性的群体。

　　学界的建议，长久以来忽视了能动性最强的家长与学生一方。现在，为了真正应对教育产业化的危机，不可能再指望青天大老爷们明察秋毫，更不可能指望开明资本家们适可而止，而必须将行动主体转移到这些被大资本所损害的群体身上，聚焦他们，立足他们，依靠他们，共同直面这场，为了孩子的战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