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革不革命，取决于社会分化程度

　　【编者按】4月12日，解玺璋作品《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剧作家黄纪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学者秦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等学者齐聚一堂探讨“中国往何处去--梁启超和他的自改革”。剧作家黄纪苏认为“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失去合法性，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以下为黄纪苏发言实录:

辛亥革命最多算非典型改良

       黄纪苏(剧作家)：我想解玺璋先生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近代史是中国当代何去何从最重要的一个参照，我对近代史不但没有专门的研究，阅读也非常有限，虽然社科院近代史所就在我家隔壁。

　　从上世纪初到1980年代大家也都是谈论梁启超的的思想，但2000年以来社会上对梁启超似乎还有另外一种谈法，那就是谈这位近代名人的著名儿媳妇林徽因，谈她主持的著名沙龙，谈她周围的著名男人，总之，谈的是一种“贵族”人生的样板。当代中国产生对“贵族”的需求，大概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一路走来，开始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后一方面要上层次，也就是讲究，甩掉“大金镏子”、“农民企业家”之类的粗放形象;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天长地久、长宜子孙，到手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样东西“贵族”这个词都准确地包含了。于是《格调》、《上海的风花雪夜》、《上海的金枝玉叶》、《最后的贵族》、《张氏姐妹》、《民国四公子》、《红色贵族》等书风行一时，快成“贵族”和想成“贵族”的人手一本照着勤学苦练;于是政治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一路走高。梁家儿媳的“贵族”沙龙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修葺一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重新立起来的。

　　梁家“贵族”生活的奠基人当然是梁启超了。梁启超的上辈可不是什么“贵族”，1980年代出版毛主席岳父杨昌济的日记，其中某日就有用梁任公也是农家子弟的例子勉励“毛生”自强不息的内容。估计梁任公父辈也就是个小地主吧，这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世家。

　　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去天津，说有梁启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说咱哪儿不去就去这俩地方吧。梁启超故居有两栋西式洋楼，最先只有一栋，是辛亥革命后两三年盖的，后来又加盖了一栋读书办公的，即所谓的“饮冰室”。梁启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我相信他的怀抱志向也尽在苍生和学问。但这样的豪宅还是让我一惊，我想它对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会史其实都是有价值的: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不要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一个节奏啊，跟革命倒是一个节奏。

　　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的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两个不同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

　　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剧作家，“家”谈不上，但我的确写过几个剧本，其中《切·格瓦拉》最后一句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其实我也经常在想，怎么才能避免革命。我希望能够为革命釜底抽薪，而不为革命扬汤止沸。

　　解先生这本书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一段，他为中国错过立宪改良、走向辛亥革命而惋惜。其实，很难说立宪改良没成功，也很难说辛亥革命就是革命。在我看，辛亥革命就是立宪改良的成功。武昌这边炮一响，北京那边袁世凯向孤儿寡母一皱眉头，不就基本上“和平转型”了么?全国没乱多少天，人也没死多少个，虽然“虚君共和”没戏了，但对皇室的优待写进了约法，民国的阁员时长进宫给逊帝下跪，遗老遗少在上海天津的租界里诗酒风流，日子过得相当不差，这能叫革命么?应该叫非典型改良吧。

　　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断送了宪政改良。问题在于宪政改良完成之后又发生了革命--从1927到1949年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有很多内外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记得1980年代翻阅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年谱长编》，1927年南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梁启超跟他的孩子通信谈到这些，说这是流民(游民)在闹事。

中国是否革命取决于社会分化程度

　　刚才王焱先生说了一个观点:中国没有地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王先生可能是说中国并非阶级分化多大的社会。这要看怎么说了。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确比较快，财主不三代，穷人不到头。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泽东，都持这种观点。但阶级固化的程度不高，并不等于阶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环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灾大荒之年，豪强大量购进土地，大批自耕农沦落为佃农流民游民，这些无地农民小则打家劫舍，大则起义造反。

　　前几年我到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宅子，太奢华了，完全可以成为当今土豪“上层次”的样板房。院里有一幅楹联把“既富且贵且寿”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写的十分生动，我用手机拍下来了:“花泉成园，喜燕小莺娇，红杏墙头春意闹;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蓝桥路指密情深。”

　　最近任志强他们鼓吹“乡愁要有乡绅”，我这算是替他们提供点乡绅的信息。刘文彩家财富积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一代人之间，就集聚了几十万亩土地。靠的什么，院里还有副对联其中说得明白:“大展经纶，由商而政而军，扶摇直上”--这简直就是刘汉刘总和谷俊山将军的二合一了。他一家几十万亩土地，那么会有多少家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或游民，一加减乘除不就出来了么。

　　梁启超先生当年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没接着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不爆发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的社会结构，而不会是人类的社会结构。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几个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或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傻子走而不跟你走呢?再说了，谁比谁傻呀。无论是“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还是“分田分地真忙”，解决的都是食、色这样的基本人生需求，不糊涂啊。

　　我非常望中国够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转型。但革不革命，不取决于你希不希望，取决于社会分化到什么地步。

　　我承认，人是希望社会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挣得比别人多、混得比别人好，这的确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别人挣得少、比别人混的差，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币的另一面。

　　1980年代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可能在社会分化中胜出，于是人性的这一面大行其道。但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这样人性的另一面就出来了: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没玩没了?!　

　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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