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重的学术不端在哪里?

——十三 论最高学术殿堂弄虚作假二十年

　　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惩戒学术不端”。这表明治理学术不端问题已经从舆论热议阶段发展到列入政府工作日程阶段。现在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最严重的学术不端在哪里?

　　学术不端的表现形形色色，从性质、影响与后果来考量，我认为最严重的是弄虚作假。学术界弄虚作假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个人行为的学术造假;另一类是公权力操控的学术造假。真正给中国学术带来毁灭性灾难的不是属于个人行为的学术造假，而是公权力操控的学术造假。而最高学术殿堂弄虚作假二十年恰恰就是公权力操控的学术造假。所以，最严重的学术不端就在被称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下面就用事实与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最全面、最根本、最安全、最高效、最容易、永“吹”不“羞”的学术造假

　　首先我们来看一张表。这张表产生于二十世纪末的1998年。地点是中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简称农发所)。是当时的所党委书记杜晓山同志交与本人。表上的手写文字是原来的。是杜晓山本人所写，还是其他所领导写的，本人不得而知。为了既能说明问题又防止个人信息的不必要扩散，本人对五位当事人留其姓，而遮其名。本人对这个表认真研究之后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最长任职年限”背后隐藏的“中国学术腐败第一案”。首先看表上的“年限”，是指在副研岗位的任职年限。“王某”最长，为13年。这不是一个真实数字，真实数字是18年。为什么?是天生愚笨?能力不强?表现不好?还是贡献不大?都不是!王某在农发所四十年的发展历史中独占三个“唯一”：唯一与众多著名专家进行过学术争鸣的学者;唯一掌握三种外文，都有译作发表的学者;唯一在调离原工作单位之后，仍被原单位举荐评定为省级先进工作者的学者。“王某”从1976年至1986年的10年间共发表著作180余篇，约140余万字。属于那个年代公认的优秀学者。如果不遭遇厄运，在1980年成为副研究员，1985年成为正研究员，没有任何问题。(详见：《1976——1986年公开发表著作目录》)。

　　被拖到1998年完全是因为一场意外的“灾难”。这场“灾难”就来自最高学术殿堂贪腐官僚的弄虚作假欺蒙诈骗。王某在1980年参加了那次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全国社会科学人才公开招聘”报考了农业经济学副研究员，并荣幸地被录取分配到最高学术殿堂农经所(即后来的农发所)。万万没有想到“厄运”和“灾难”正是从此开始。

　　包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内的参与公开招聘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科学院都是在1980年录取之后立即报到上班。唯独最高学术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例外。以住房和配偶工作安排困难为借口，搞了个“分期分批报到通知”。这个《通知》看似合理实际上是最高学术殿堂的贪腐官僚排斥打击平民学者的第一个欺上瞒下的弥天大谎!第一场弄虚作假欺蒙诈骗。“分期分批报到”是假，对国家选拔出来的人才分类处理是真。即把国家同时选拔出来的人才分成两类：一类有背景有关系的亲信奴才，立即报到上班，占尽先机，如YL、SZS等;另一类是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平民学者，如ZYP、WJH、WHX等，拒之门外、高高挂起，若干年之后，再扔回原地。“王某”正是在这场“悲剧”中遭遇排斥、打击、迫害的平民学者之一。被录取之日便是“厄运”开始之时，经受了四年的“吊悬”之苦痛，随后是三年的上访上告之艰难，再后便是单位不给安排住房只能租住郊区农民的茅草屋与妻子失业、孩子失学的生存危机，被夺走了10年的宝贵青春和晋升职称的机会。本来应该在1985年就得到的职称硬是被拖到了1998年。这是最高学术殿堂的贪腐官僚为了拉帮结派排斥打击平民学子，把“国家选拔人才的壮举”变成“单位扼杀人才的悲剧”的恶果。设想如果没有此案的发生王某在1980年录取之后立即报到上班，如果被录取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或其他省市社会科学院，或根本就没有被录取，或者根本就没有报考，以王某的实力与贡献在1985年前后评为正研究员都不会有问题。

　　2、“任职年限”弄虚作假背后的阴谋诡计。王某是在1980年参加“全国社会科学人才公开招聘”中报考的副研究员，经过面试、初试、复试、进京答辩、政审、体检、二百多位专家参与的无锡录取会议，折腾了将近一年被正式录取的。被分配到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科学院的被录取人才职称都是从1980年算起。唯独最高学术殿堂例外，理由是录取之后没能立即报到上班。天下有不讲理的，但如此不讲理的实属罕见。“没能立即报到上班”本来是你们排斥打击平民学子的倒行逆施，现在又成了继续排斥打击平民学子的根据。因为“任职年限”和“发表总字数”都是决定能否晋升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在盛行“量化考核”那段时期，“发表总字数”几乎成了决定能否晋升的唯一重要指标。不从1980年算起，莫名其妙地从1985年算起，阴谋就在于扣除1980年——1985年的“发表总字数”，实现其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的阴谋诡计。

　　3、“成果数量造假”的办法多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学术界风行“量化考核”。所谓“量化考核”就是以计算发表文字的数量作为职称晋升的主要依据。随着“量化考核”的实施便刮起了“成果数量造假”之风。主要表现形式为：

　　1)一稿多发、自我抄袭、重复计算。最近徐鲜梅博士揭发的最高学术殿堂一窝院长、学部委员、一群所长党委书记、一帮首席博导带头违规一稿多发自我抄袭的惊天大案窝案本人并不感到意外。就是因为本人经历过“量化考核”的年代，有些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就是靠这一招爬上学术界的领导岗位。

　　2)利用公权力粗制滥造学术垃圾。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利用最高学术殿堂把持的学术杂志社的废弃稿件搞的所谓“自费出书”。名为“自费”，实际都是“公款”。这就是所谓“上下左右挖国库，先买成果后买路”。基本途径便是“原本一堆废弃物，摇身一变成巨著”。这种“巨著”是最典型的学术垃圾，除了评职称评奖之外，没有任何用处，

　　3)大搞权钱学色交易。这里面的水太深。局外人很难理解。总之你只要有权或有钱，著作等身并不难。一个字不编，你可以署名“主编”;一个字不著，你可以署名“合著”。“主编”与“合著”的“巨著”摞起来差不多就等身了。最典型的就是曾经的人事教育局副局长潘晨光。百度一下就会知道，竟然除了“主编”，就是“合著”。四篇代表作也都是“合著”。

　　4)巧立名目虚报成果数量。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96年的职称评定。为了确保所领导的“关系户”过关，别出心裁量身定做设置了一项“未发表成果”，用“总成果量”偷换了历年使用的“总发表字数”，使孙某虚报了6万字，薛某虚报了60万字。

 

　　5)寻找借口无理扣除成果数量。这是为了排斥打击妨碍他们以权谋私的正直学者很毒辣的一招。例如王某是1980年全国社会科学人才公开招聘报考副研究员被录取的。副研职称应该从1980年算起。但在1996年评定职称时，如果按照历年使用的“总发表字数”考核，前三名本来应该是王某205万字、孙某128万字、薛某59万字。设置“未发表”项目，孙某增加6万字，薛某增加60万字，王某未收到这项通知，一个字也没报，排序依然是王某205万字、孙某134万字，薛某119万字。因为只有两个名额，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孙某和薛某这两位“关系户”过关显然很难。于是便莫名其妙地不承认王某1980年国家评定的职称，从1985年算起，扣除王某1980年——1985年发表的113万字，成了92万字，未发表成果为零。于是便有了拿给群众和评委的排序：第一孙某134万字。第二薛某119万字，第三王某92万字。一个无端扣除113万字，一个凭空增加60万字，在数字数决定取舍的“量化考核”年代，173万字的造假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在最高学术殿堂出现了!相当于翟天临博士论文抄袭的1538倍。从这个具体案例，可以看到学术权贵为了拉帮结派照顾亲信排斥打击平民学者可以疯狂弄虚作假到了什么程度。

　　4、“代表作得分”的随意拼凑与百试不爽、万无一失的“代表作评审弄虚作假专用法术”。在推行代表作制度之后，代表外单位专家意见的“代表作得分”便具有了“一票否决权”。这一点从上述第一表也可以得到证实：王某的发表字数即使按照被操纵者无理扣除了113万字的138万字计算，也还是比刘某的31万字多出107万字。如此巨大的研究成果数量之差，却被代表作得分的69.9-55.6=14.3所否决。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轻而易举、随心所欲又万无一失地伪造“代表作得分”变成了能否以“外单位专家的名义”实现“本单位当权者的意志”的关键。专门用于代表作评审弄虚作假的一套法术——“五蒙三盗术”(长毒瘤法)便在所长张晓山、党委书记杜晓山、科研处长刘玉满的共同努力下应运而生。第一表所列的一组代表作得分就是用这套法术伪造的结果。具体是如何伪造及相关证据请看博文：《最高学术殿堂职称评定弄虚作假证据分析》和《最高学术殿堂职称评定弄虚作假证据分析(续一)》。这套法术被吹捧为“先进经验”被推广到全院，泛滥到全国，成了中国学术界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伪造代表作得分操控职称评定的传世之宝。(详见：《最荒唐的代表作评审》)。

　　5、“获奖情况”里的“弄虚作假”与“荒诞离奇”。第一表上所列“获奖情况”是评委表决时的参考指标。把表上所列情况与真实情况相对照发现基本规则是：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说你没有，就没有，有也没有。例如“胡某”表上列出了获五项奖。真的很能唬人。任职五年竟然获奖五项，真是优秀得不得了!但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荒唐得不得了!这五项奖的真实情况是：1997年包括胡某在内的八位学者出的一套书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5年胡某的一篇论文获得专家提名奖;1994年胡某为第二作者的一篇论文获年度论文奖。还有两项是1991年的。都是多人合作项目。按照规定申请晋升正研只计算任职副研期间的成果。胡某任职副研五年，1994年之前的成果已经不能计入。所以看上去那么吓唬人的“五项奖”竟然是：1/8项提名奖+1项提名奖+1/2项论文奖=1.62项。连两项都不够。竟然被夸大成五项。再说了“提名奖”算是什么奖?不就是评奖的时候有人提名最后什么也没有评上吗?这不是最典型的“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吗?另一方面贪腐官僚们对于妨碍他们以权谋私的平民学者又是什么规则?例如“王某”在原单位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奖和先进研究室主任奖，他们说不算数;调离原单位之后还获得原地区省级先进工作者奖，他们也说不算数;因对发展“三农”问题提出改革建议，曾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改革建议大奖赛颁奖大会”，获得三等奖，名单上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他们还是说不算数!所以，上表中“王某”的“获奖情况”是空白。这大概是最典型的“说你没有就没有，有也没有”。

　　6、由来已久的“伪造选票”与权力操控的“最后保障”。最高学术殿堂的农发所“伪造选票”由来已久。据副研究员CCT揭发，早在建所初期，人事处处长李日焕就曾经利用“伪造选票”的办法为自己升工资。办法并不复杂。当时所里规定在年终总结时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即可晋升一级工资。年终总结时处室人员各自汇报工作之后，由全体成员无记名投票表决谁为先进。选票上印有全处室人员的姓名，你选谁就在谁的姓名后面划√。窍门就在于大家投票之后不当场计票。让大家休息，由当权者本人或其指定亲信计票。大家休息一会之后再聚会宣布投票结果。“伪造选票”就出在这个“暗箱操作”的计票过程。这套办法后来被移植到职称评定“伪造评委投票”。一般都会成功，但有时也会露出马脚。上面第一个表就是露出马脚的证据。表上手写数字全票是17人，每人在五位候选人中划四个√。17x4=68。而五位候选人得票总数却是8+10+10+14+16=58 比应该出现的票数整整少了10票。暴露了不是实际投票结果，而是伪造选票拼凑想要的结果疏忽大意所致。“伪造评委投票”是实现权力操控职称评定的“最后保障”。这是比贿选更野蛮、更粗暴、更卑鄙的违法犯罪。

　　二、最高学术殿堂的学术造假影响范围最广大，程度最深广，时间最久远，危害无限!后患无穷!

　　榜样力量无限，榜样作用无穷，榜样是无声的命令，榜样是有形的样板。正因为地处首善之区天子脚下直接归中央领导的最高学术殿堂是无可置疑的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最高学术殿堂的弄虚作假在全国各地产生了非常广泛、深刻、久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十二个方面：

　　1、毁了国家事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 之初，为了吸取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建立“国外农业经济研究室”完全必要。国家通过“全国社会科学人才公开招聘”选拔掌握三种外文已经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文献近百万字的农家学子分配到农发所，显然是对这项事业的最大支持。但是，农发所的贪腐官僚却毫不珍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一面编造虚假借口把事业发展急需的人才拒之门外;一面疯狂调入亲信和奴才。竟然任命老牌学术骗子丁泽霁长期担任国外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致使长期不出成果，最后无疾而终，被撤销。农发所作为国家三农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应该提拔重用爱农村爱农民懂农业，立志献身三农研究的农家学子，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贪腐官僚们弄虚作假让城市权贵及其关系户篡夺权力、枪占资源、垄断职称、独吞荣誉、瓜分福利，使国家三农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堕落为城市权贵子女及其关系户的吃喝玩乐俱乐部和伤农、坑农、害农的反动理论和各种馊主意的发源地。

　　2、毁了职称制度。如此胆大包天肆无忌惮的弄虚作假使最高学术殿堂的职称评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笑话。事实证明：权力操控之下，职称评定既不能体现能力高低，也不能体现贡献大小，更不能体现“按劳取酬”。从效果来看，既不如论资排辈，也不如“抓阄”，甚至不如当权者随心所欲独断专行。权力操控下的职称评定必然会沦为学术权贵聚拢亲信、培植奴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最有效的工具;排斥异己、扼杀人才、打击报复、仗势欺人最锐利的武器;践踏公平、蹂躏正义、吞噬良知、毁灭正气、助长邪恶最恶毒的魔鬼。

　　3、毁了“科教兴国战略”。使“学富五车不如有个表哥”的潜规则畅通无阻。“学术职称升得快，功夫全在学术外”.在哪里?全在“关系”!从来没有学过农的薛某能够轻而易举地从众多农业大学毕业的学者手里夺走职称，靠的就是有权有势的铁哥们的“关系”。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工学学术、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在农发所飞黄腾达，竟然成了三农奇才，轻而易举地都走了众多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业大学毕业、搞了一辈子三农研究学者的职称。这不是一般地“逆向淘汰”，而是跨行业、跨学科、跨“物种”的“逆向淘汰”。其荒唐程度相当于选拔“千里马”被弄上来的连劣马都不是，而是伪装起来的“癞皮狗”。这是对整个农林教育系统的否定，对整个教育体系的破坏!

　　4、毁了“人才强国战略”。使“才高八斗不如会当走狗”的潜规则畅通无阻。最高学术殿堂的弄虚作假基本上都是无才无德的奴才走狗折腾玩弄有才有德的人才志士的闹剧丑剧和悲剧。中国不是没有能成为大师和问鼎诺贝尔大奖的人才，而是成千上万地过早地被奴才走狗排斥打击淘汰出局!最高学术殿堂的事实证明：一个弱智处长足以毁掉一排有望可以成为大师或问鼎诺贝尔大奖的优秀人才。正是这种现实诱使大量学术人才走“弃学从政”的“潘晨光之路”。即使还在研究岗位，也无心学术研究。在2014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说：“大家都想当官，谁还愿意安心做研究?”就是证据。

　　5、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弄虚作假排斥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敢于发表与领导权威不同学术观点的正直学者。王某为什么会遭到排斥打击?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敢于公开发表与所长陈吉元不同的学术观点，敢于公开批判党委书记刘文璞的观点。“百花齐放”天天喊，“百家争鸣”常常讲，谁要当真敢“犯上”，终生倒霉难逃亡。这种榜样一出，谁还敢“争鸣”!

　　6、削弱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农发所炮制的“代表作评审弄虚作假专用法术”——“五蒙三盗术(长毒瘤法)”从规则设计到程序安排，充斥着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空壳化、标签化的典型之作。

　　7、削弱党的领导。炮制、实施、捍卫“代表作评审弄虚作假专用法术”——“五蒙三盗术(长毒瘤法)”的代表人物杜晓山、潘晨光、刘玉满都是共产党员。杜晓山还以党组织的名义信誓旦旦保证“客观、公平”，最终还是掩盖不住弄虚作假的真相。必然是败坏党的信誉，削弱党的领导。

　　8、破坏民主制度。民主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之流血牺牲顽强拼搏的目标，是全世界人民的向往与追求。体现民主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投票表决。农发所长期存在的“投票造假”不只是对“评先进”和“评职称”的破坏，也是对世界发展的民主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追求的根本性破坏。

　　9、破坏“依法治国”。在代表作评审过程中，有人拿三位副研究员完成的研究课题的《总结报告》当做自己独立完成的论文代表作，引发著作权争议诉至人民法院。杜晓山等利用行政权力和权力关系网干预司法。竟敢狂妄宣称“如果某某法官让某某人胜诉，会让他丢了饭碗!”。气焰之嚣张由此可见一斑。

　　10、妄图实现“和平演变”。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新生资产阶级复辟最主要形式就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打社会主义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和平演变”。(详见：《一个“和平演变”的活榜样》)

　　11、毁了“三观”，破了“底线”，丢了“传统”，弃了“准则”，变了“家风”，坏了“民风”。长期弄虚作假，特别是当弄虚作假已经成为习惯，甚至不弄虚作假就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时候，势必要毁灭几十年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会冲破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学者、甚至一个人应该守住的底线。必然会丢掉我中华民族勤劳朴实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必然会驱使或诱使一些人放弃祖辈相传的为人处世的准则。还会改变中华大地上源远流长的“忠厚传家宝，诗书继世长”的良好家风。会彻底毁灭“与人为善，诚信为本”的朴实民风。

　　12、野蛮化、暴力化、黑社会化。“弄虚作假”与“逆向淘汰”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互相增强，长期发展必然会形成日益强大的权力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当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形成以帮派势力为核心的野蛮化、暴力化、黑社会化的压迫、剥削与掠夺。在这种情况下，帮派头目们上面有其代理人，又有了一套相当纯熟的专门对付上司的奉承、敷衍、利用的“权术套路”;还有了一帮死心塌地的奴才和打手，感到已经无所畏惧。不再担心任何人揭发举报，对任何揭发举报都不理不睬。不再需要伪装，不再需要粉饰，更不需要讲道理。这是弄虚作假另一个终点。赤裸裸地掠夺、压迫、霸道使学术界在实现了市场化之后，走向野蛮化、暴力化、黑社会化!使当代社会的新生资产阶级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虚伪、最贪婪、最残暴、最无耻、最无赖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三、顽抗到底死不改悔党纪不容!国法不容!天理不容!

　　如此严重的弄虚作假欺蒙诈骗都是在二十年前已经出现，但被群众揭发之后却毫无悔改之心。而是越来越狡猾，越来越蛮横，越来越无耻，越来越无赖!不但不改悔，还组织围攻举报人!以“处分”向威胁，以“不作不死”来恫吓!甚至在“巡视组”已经认定弄虚作假的大量事实之后，二十年来弄虚作假的主要责任人杜晓山、潘晨光、刘玉满等人还是坚持“死不回应、死不坦白、死不认错、死不改悔、死皮赖脸、装死硬扛”的顽固态度。直到最近，还在为“装死硬扛”加油、打气、唱赞歌!把这种理屈词穷只能装死的“沉默”吹嘘成“格局的宽阔”，而且还居然“是美德”!(详见：《“癞皮狗”穿“龙袍”》)。

　　最高学术殿堂是以求真务实为天职，以捍卫、弘扬高尚道德为使命，以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为服务对象的我党的思想阵地和国家智库。在国内是全国人民向往和学习的榜样;在世界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水平、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平。在这种地方出现如此严重的弄虚作假欺蒙诈骗，而且死不改悔，是13亿人民的奇耻大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障碍!党纪不容!国法不容!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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