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但是……为谁奋斗?
马云在阿里的会议上表示,“996是修来的福报,你去想一下没有工作的人,你去想一下公司明天可能要关门的人,你去想想下一个季度公司的Revenue在哪里都还不知道的人,你去想想你做了很多努力的程序根本没有人用的人……”
而他的朋友圈是这样的:
马云一直在强调奋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不是马云最先说的,引用为自己背书。但是大家别忘了,这个引用的背景是“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可是马云的奋斗,是为谁奋斗?
我想从一份调查说起。
我很喜欢的一位学者曾经做过一份有关北京白领状况的调查。被调查者大都是广告、金融、互联网等企业的中层,月入过万妥妥的(约10年前,这已经很高了)。但同时,工作时间和强度方面,996只是个起点吧。
他发现,这些人收入虽高,精神状态都很压抑,甚至,非常奇怪。
休息的时候,女性白领会报复性购物。为什么说报复性呢?有个白领刚刚预支了8个月的工资,去买一双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Happy。唯一的原因就是happy,买了我就高兴了。
男性白领会报复性泡吧。花很多钱去夜店买醉,醉了就高兴了,甚至YP。
为什么会这样?以他们的工作强度来说,肯定符合马云所说的“奋斗”了。可为什么奋斗得越狠,不仅没有幸福,精神反而越压抑?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奋斗,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奋斗有什么意义。
我很喜欢的一位学者大卫格雷伯也做过一项调查,他对英国各行各业的人访谈,最后发现,40%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就算突然消失也不会对社会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甚至,会让社会变得更好。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越工作越迷茫,越奋斗越压抑。
本来这样的状态就够恶心的了,再让你996,每天恶心12个小时,每周恶心6天。还让不让人活了。
还好英国没有996.
或许,马云真的能从奋斗中获得成就感,真的觉得自己是在为全人类做贡献。但是他的员工们呢?格雷伯的这种调查,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也做过,比例、结论都差不多。那么到中国做一次,到阿里做一次,结论又是怎样的呢?
这里我想再讲另外一件事。
知乎的老用户应该知道一个人,@老兵尹吉先。老爷子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快九十岁了,自学电脑用还能活动的几根手指打字和网友交流。
前几天他回答了一个问题,“是否欧美的士兵容易出现战后创伤?而东方的士兵心里比较坚强一些?”
老爷子是这么回答的:
“我在中国和朝鲜 打了八年仗,经历过很多的残酷战争,看到了很多的死伤军人,但是我没有出现战后创伤。为什么?在国内打仗 是因为我是带着 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仇恨去打仗,因为他代表地主、恶霸、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压迫人民。在朝鲜是 我带着保家卫国 使中国不当外国的殖民地 的决心 去打仗。死伤 是为了人民 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应该,我看到敌人的死伤士兵 仇恨。所以我 没有战后创伤。为什么欧美的士兵容易出现战后创伤?他们是雇用的士兵,不知道他是为了谁去打仗。人没有无然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然无故的仇,他们看到战场上 死些人 心痛,所以出现战后创伤。”
大家如果看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对这个可能更有体会。资本家们开酒会招待英雄士兵,一脸假笑,你们为了反恐为了国家做出牺牲,值得尊敬,如何如何。可真正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心里门儿清,得了吧,我们明明是在为你们这些石油大亨卖命。他们眼里,眼前的人就像是几条恶心的蛆虫。这怎能不产生心理创伤?
所以比利林恩被当做战斗英雄欢迎,甚至全国演说的时候,他很压抑。都说我是英雄,但我是谁的英雄?
我是美国人民的英雄吗?显然不是,回国后无数人对我们嘲讽。
据说伊拉克战争也是去解救中东人民,那我是他们的英雄吗?显然胡扯,那里的人民恨死我们了。
我们恐怕只能是石油大亨们的英雄吧。
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记者曾经来华调查,他们震惊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纪律。
看史沫特莱的记录:
史沫特莱跟随的一个连队,战士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小米随手可得,但是连队没有钱,而指挥员不许战士们不付钱就拿东西。在这个严酷的夜晚,指挥员开始给战士们讲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中的有些内容就是不允许不付钱强行拿走当地群众的任何东西。史沫特莱快昏沉麻木了,而这支饥饿的部队则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度过漫漫长夜。“他们的声音像一支管弦乐队,”她说。
下面这两张照片是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上海市解放后,为了不惊扰上海市民,不住民房,在小雨中露宿街头。
战争中的“奋斗”比工作中的艰苦的多,随时有可能死,心理的压抑远不是这些白领能够比的。所以“奋斗”之后,存活下来之后的报复性行为应该严重得多。历史上各种军队在战后的烧杀抢掠都是屡禁不止。
但是我们的军队做到了。为什么?
因为战士们知道,我们不是在为军官卖命,也不是为资本家打天下,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对了,这里还有个细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记录,红军士兵不认为自己是“兵”,他们称自己是“战士”。 “兵”有雇佣的暗示,而“战士”具有主体性,“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
红军纪律好,因为在他们心里,这是自己的国家和土地,自己是这里的主人。
你会在自己家里面烧杀抢掠吗?
能够为自己热爱的珍视的梦想的东西奋斗甚至牺牲,那当然是幸福。可是面对一群雇佣兵,你和他们说能够奋斗996是福报?还不如多给他们一些闲暇时间,让他们烧杀抢掠快活一阵。
我们再回到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又是一个故事。
有读者应该知道阳和平老师,他现在在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他是著名国际友人、共产主义战士阳早寒春夫妇的儿子,生在中国长在中国,70年代才第一次回到美国。
在中国时,他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作,是一名工人。回到美国后也是先在工厂工作,后来才半工半读考上大学,读完博士,在美国任教。大概10年前回到中国。
当他听到所谓 [国企“大锅饭”,因此要市场化改革提高积极性] 的说法的时候非常惊奇,因为这和他的经历完全相反。直接看他的回忆吧,这是一次讲座的记录,我也去听了:
"八十年代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可是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众笑)。在M时代,我们不会偷懒,为什么?为什么M时代的工人那么 “傻”?不是真的傻,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工人阶级其实有一个本能的勤劳、勇敢的特色。那些贪图享受,那些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那种右派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我创造出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华木材厂当工人的时候,就是个普通工人,先是用热轧机制造塑料贴面板,以后调到胶合板车间。那时候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有学习。七十年代我们学马列,所以我这个根底儿是那时候打的。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都想着他们。
到美国我先是在韩丁的农场干了一年,以后到费城附近的工厂打工,当过复印机修理工、商场计费器修理工,后来多次失业。
头一次失业,我以为是天塌下来了。在中国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考验,中国人到那儿去真不适应。一失业,我说:我做什么做得不好,你干吗不要我了,我做什么错事了,你凭什么把我给解雇了?(众笑)后来失业次数多了就油了,失业嘛就是逼着你放假罢了。
有一次失业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家钢铁厂登广告招收电工,我就去应聘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没事就鼓弄电,做马达什么的,我有一些电的知识。应聘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是电工,他在美国也没有办法查。他就给我一个马达和一个启动器让我接起来,我接起来了,他就雇佣我了。
头一天上班,工头派活儿,工人们都在一块儿干活,我就把中国工人干活儿的劲头拿出来了,工头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来干活去了。当时没人说什么,工头一出去,一个工人抓住我说:“你干什么呢?!”我说:“修马达啊!”他说:“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业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国才学会了,当工人必须会作秀:干得很欢,不出活儿,这才叫偷懒。
所以,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高更远的角度去看,996还是955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这是谁的996和955?我奋斗的时间,我创造的价值,究竟属于谁?或者,我的所谓奋斗真的创造了价值吗?
上面兜兜转转扯了好多,下面是个简短总结。
就像马克思说的,统治阶级最喜欢做的,就是拿抽象的概念代替具体的概念。
他们总喜欢谈抽象的“奋斗”“爱公司”,乃至“爱国”。但关键是为谁奋斗?奋斗什么?爱谁的公司?这时资本家们就总是语焉不详。
为我奋斗那我当然要奋斗了,公司是我的那我当然要爱公司。可关键是,那是我的吗?
愿意做我兄弟吗?一起奋斗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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