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报：让生物战争走进国防视野

　　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现阶段，中国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第一位的头等大事。因此，采取以下措施或是未雨绸缪之策：树立新时期生物国防的战略地位，制定生物国防计划，提高全民生物国防意识;坚持统一集中管理，把水和粮食等关系到人民健康和民族安全的战略产业和命脉领域，牢牢掌握在国家公共部门手中;重视基因技术研究，集中国家力量力争走在世界基因研究前列，切实增强生物国防的科技储备和生物战争的应对能力。

　　近年来，随着基因技术的成熟与推广，围绕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讨论不绝于耳。然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基因技术的另一大用处——基因战争。美国推出的旨在强化生物国防的“布萨特计划”，就暴露出了可用作进攻性武器的转基因生物的冰山一角。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未雨绸缪，加强防范，切实筑牢确保国家安全的生物国防。

　　据专家研究，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是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由匈奴人最早开始使用。汉匈战争后期，由于汉军攻势凌厉，匈奴军于是将染有病毒的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道路和水源上。汉军触及、食用这些牛羊，或者饮用遭到污染的水源后就会染上疫病，丧失战斗力。汉武帝时期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来后很快病死了，现在看来，这位暴病而亡的一代名将，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现代生物技术很早就应用于残酷的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曾经在天津对义和团以及清军发射氯气弹，绿烟弥漫之中，数千军民丧生。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日本军队就开始使用毒气，武汉会战后，日本军队更是肆无忌惮。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生产过746万发毒气弹，同时还研制了可以破坏水源、杀伤人畜的生物武器。其中，石井四郎等人组建的“满洲第731部队”，先后在诺门罕战役以及浙江宁波、湖南常德、山东西部等地使用了细菌武器，犯下了滔天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以不加审判为条件，获得了“满洲第731部队”的资料和成果，成为掌握生化武器的大国。

　　200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称他拒绝支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令人不安的信息，意味着生物战争的威胁进入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新阶段。　　2010年7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对先前部署的生物国防“布萨特计划”提出进一步优化和强化的安排。该行政令指出，“布萨特计划”的防御目标是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国土安全和公共安全，是基于风险防范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计划，各部门必须在行政令签署限定时间内全部落实。这项计划针对的是可用作进攻性武器的转基因生物。

　　受保密限制，难以了解美国基因武器和转基因武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既然“布萨特计划”是以防御为主的生物国防计划，可以表明，美国对基因和转基因技术以及产品的杀伤力有了足够的证明和充分的认识。在生物技术领域拥有绝对优势的美国，已经开始部署防御生物技术武器进攻的生物国防计划，而在生物技术领域远远落后的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现阶段，中国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第一位的头等大事。因此，采取以下措施或是未雨绸缪之策：树立新时期生物国防的战略地位，制定生物国防计划，提高全民生物国防意识;坚持统一集中管理，把水和粮食等关系到人民健康和民族安全的战略产业和命脉领域，牢牢掌握在国家公共部门手中;重视基因技术研究，集中国家力量力争走在世界基因研究前列，切实增强生物国防的科技储备和生物战争的应对能力。

　　本文原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