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管理的思路已落后于群众的觉悟

　　希望在具体的政策制订上，居庙堂之高的决策者能够认真虚心地听取年轻一代的意见，这样才能够得民心、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至于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3月底4月初，在全国各族人民奋战在抵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时，这几条涉及外籍人员在华扰乱防疫秩序的新闻在舆论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广大网民一边倒的怒斥。

　　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屡有曝光、却似乎难以根除的“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现象。既诸如前些年武汉警察帮助日本人找回自行车这类，给外国人提供便利的现象;还存在诸如南京地铁管理人员不惩罚在地铁上吃东西的外国人这类，对外国人“法外开恩”的现象。这种现象无法统计，但却每年都有所曝光。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涉外管理的思路已落后于群众的觉悟。还可以说得更直白一些：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太快，观念上的“代沟”在某些方面已经非常明显。

　　时下掌握公权力和社会资源的主要是60后、70后群体。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青年时代的深刻印象是“西方国家比中国先进太多”。这一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外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外宾”这一阶段。“外宾”这个概念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因为中国一度发展程度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所以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很少，而且大多数并不是来玩的、而是来办正事的。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许多省会城市设立了专门的外事接待宾馆，中国民航的服务员，还有一部分专门接受了日语培训。说到底，上述举措都是为了配合当时国家性的吸引外资的政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其合理性。

　　然而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中国已经是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从2009年到2018年，在华留学生的数量由23.82万增长到49.22万，增长了一倍。2019年《解放日报》援引国家外国专家局统计显示，在沪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为21.5万，占全国的23.7%，居全国首位。由此反推，在华工作外国人数在去年达到了90多万。以上两项合计，目前有超百万的外国人在华工作、留学。这超百万的外国人不可能都是到中国来看项目、投资的吧?时过境迁，如果非要拿“接待外宾”的陈旧思路来应对现在的涉外管理，必然沦为笑柄。这就好比，人家管你要微信，你让人家有事拿BP机呼你，这不是搞笑吗?

　　某些外国人在中国胡作非为，甚至逍遥法外，实际上触怒了作为网民主力的80后、90后、00后群体。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目睹了中国的迅猛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在“道路自信”这方面整体强于60后、70后。由于国家对外开放和家庭收入普遍增加，年轻一代许多人都有出国游玩、求学和工作的经历。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边。眼界开阔，充分见识过外部世界的年轻一代，并不认为“西方国家比中国先进太多”。无论是在高速铁路、移动通信、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高端制造业的“大国重器”，中国已经完爆所有中等发达国家，正在挑战顶级西方大国。许多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年轻人甚至并不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当然，这也不是没有道理，至少长三角地区，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形态。

　　诚然，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各个省份因为气候条件、地理位置、人文形态等原因的差异，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异。然而即便如此，纵观全球世界各国和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在这几十年来人均GDP的变化，我们还是能看出不少进步。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统计了中国各个省份和世界各大洲部分国家2000年以及2018年的人均GDP，并绘制出如下的两幅统计地图。左侧的世界地图中，可以显示中国和世界部分国家人均GDP的差异。而右侧的中国省级行政区划图中显示了中国各个省份的人均GDP差异。每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中所使用的统计图例是相同的，因此可以很容易将中国各个省份的人均GDP与世界部分国家的人均GDP情况，在2000年和2018年这两组年份中分别进行比较。

　　比较2000年和2018年的两张图中，中国各省和世界部分国家的人均GDP，可以发现明显的趋势：对于主流发达国家，中国整体和中国各省的人均GDP与之相比有一定差距。我国在2000年的时候，虽然整体人均GDP并不垫底，但仍然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比我国人均GDP更高，主要集中在中东、拉美，另外也包括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基本上只有沿海省份才能够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媲美。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在2000年的人均GDP均明显大于中国大陆的多数省份。

　　相比之下，在2018年，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均GDP已经接近捷克、希腊等末流发达国家。天津市、江苏省的人均GDP接近波兰。大多数位于东南亚、中东、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均被大多数沿海省份赶超，也被这18年来内陆崛起的内蒙古、湖北、重庆超越。其余省份中，人均GDP基本上都多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南亚、东南亚国家高出很多。而2018年唯一一个人均GDP处于2500至5000美元区间段的甘肃省，实际值为4735美元，仍然高于同一区间段的大多数非洲、东南亚国家，甚至高于位于欧洲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而上述成就与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青年们在成长期间亲历的。正因为如此，80后、90后、00后群体对涉外管理的见解，与60后、70后有极大的差异。在面对外国人更加自信的年轻一代看来，某些60后、70后千方百计试图“让外宾满意”的陈旧思维，简直就是“精神跪族”的丑态。外国人首先是人，而中国公民也是人。更何况，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来华外国人员知识和文化素质层次日趋平民化;国籍和文化背景日趋多样化。在此背景下，绝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所做的贡献，远低于中国公民。既然如此，凭什么某些外国人能够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

　　中国公民必须遵守的规矩，外国人竟然可以不遵守，试问“法外生恩”的依据是什么?在权利意识很强的年轻一代看来，给予外国人的任何“超国民待遇”，都等于对本国国民的逆向种族歧视，事实上，也和中国社会主流的自力更生、文化自信、爱国主义等价值观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较少，又使得年轻一代面临许多生存压力。以上两方面原因，使得年轻一代在所有的场合都强烈反对给予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不学无术的外国留学生领取高额奖学金，遭到大量网民痛斥，有人直呼“吏，害了我的国”;司法部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刚被放到网上就遭遇排山倒海的怒斥，举目所及，征求到的都是批评意见。司法部不得不发表声明，承认征求意见稿还有不完善之处，承诺不会贸然出台政策。

　　可见，涉外管理的思路已落后于群众的觉悟。某些居庙堂之高的60后、70后，很有必要加强学习、转换工作思路。在迅猛发展和进化的中国社会，“因循守旧”的工作思路无异于将自己与时代割裂。毛主席在驻苏联使馆接见留学生的时候，曾有这样一段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在具体的政策制订上，居庙堂之高的决策者能够认真虚心地听取年轻一代的意见，这样才能够得民心、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至于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努力与转变从不会白费。回想十几年前，当时的中国没有国产航空母舰。中国互联网上有句调侃中国发展缓慢的言论：“等中国有航空母舰的时候，美国的航天母舰早就在天上飞了”。而如今，由于美国仍然没有造出航天母舰，这句话在网上早已消声匿迹。可是，值此新冠肺炎全球蔓延的特殊时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把重点放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上来，保持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态势”。如果仍然对外籍人员干扰在华防疫行为不加控制，不加以威慑，不仅背离初心、有损国格、有损公信力，甚至于还可能导致这几个月来防疫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前功尽弃。为此，涉外管理方面态度的转变已经迫在眉睫。

　　作者：徐实资深生物制药专家，杨恺恒光纤传感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