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大危机时刻凸显野性资本的无情与无能

　　当前新冠疫情既是人类面临的空前灾难，也是考验各国治理水平和极限生存能力的“全球通考”。在抗疫斗争中，以往被很多人奉若神明的欧美国家，其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治理理念的短板和缺陷暴露无遗。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羸弱至此，很大程度上正是资本力量的野蛮生长的结果。

　　资本既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也是随时可能反噬人类社会的异己力量。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就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实现资本积累是超越一切的最高目标。这种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宁做杀头的生意，不做赔本的买卖”。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信条就是“资本至上”，其主要任务就是解放资本，由此使资本日趋成为自我增值的社会异己力量。

　　美国作为最大资本主义国家，完整地经历了资本异化的全过程。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是世界最大工业国。工业资本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连，因此其在自身牟利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并吸纳大量就业，因此相对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当初美国的繁荣发展(如“咆哮的二十年代”)就与工业资本主义大发展直接相关。然而，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规律的作用下，工业资本日趋转向利润更高的金融领域，由此使工业资本主义演进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促成这种量变到质变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80年里根政府上台。里根政府打着“重振国威”口号，实际却将美国带向经济金融化这一万劫不复的深渊。里根政府推行的所谓“供给学派”，其主要做法就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为金融资本大行其道大开方便之门，并由此导致美国经济日趋“空心化”，金融业占比越来越高。

　　经济金融化不仅使资本从社会中“脱嵌”，还日趋脱离实体经济，由此使其失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优点(社会化大生产)。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参与财富创造，只参与财富分配，因此金融资本既不能带来生产力大发展，也解决不了民众就业。金融资本的资本积累模式，本质上与中世纪的高利贷并无二致，都是像寄生虫一样从实体经济肌体中吸取营养。由此是资本日趋丧失进步性，日渐成为一种反动力量。

　　从国际环境，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两种制度的竞争与较量，使西方国家如芒在背，始终存在很强的生存危机感，由此注重提高民众福利，客观上使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相对缓解。但苏东阵营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使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发展进化的参照系和外部动力，因而日渐沉沦，重新回到“利润最大化”的蝇营狗苟之中，重新露出鼠目寸光、无情残酷的一面。

　　资本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决定了其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必然是唯利是图，功利至上。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把资本主义制度称为“复活的奴隶制”，认为它只是也更新的更完善的集体奴役代替了野蛮时期的个人奴役。在这种制度下，充满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尖锐矛盾和对立，每个人都处在同集体不断战斗的状态之中，“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卖棺材的希望天天死人”。这种理念体现在内外政策上，就是只见经济效益，不见社会效应;只见眼前利益，不见长远利益。由此很容易导致“局部理性，整体非理性”，背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初衷。

　　然而，当前这场新冠疫情危机，考验是国家极限生存能力，抗疫则更多是总体战、人民战。然而，西方国家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之下，其抗疫政策充分暴露出无情与无能的一面。欧美国家抗疫斗争中，只治年轻人不治老年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优先诊治有钱人的做法，乃至“群体免疫”的荒唐想法，说到底还是功利主义和经济效用至上，西方国家自我吹嘘的注重人权、强调人道的面纱被彻底撕下，露出来的则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真面目。特朗普“这就是人生”的感叹，不经意间道出了资本法则的残酷无情。

　　然而，这种看似最能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看似最为铁血的“断尾求存”式抗疫，最终却使整个欧美成了疫情重灾区。这表明，“资本至上”只会加速国家衰落、降低国家应对重大灾难和危机的能力。乔姆斯基说得明白，欧美之所以会出现新冠病毒危机，主要来自于巨大的市场失败。野蛮的新自由主义使市场加剧恶化。世界各国本来很早就可以着手开发针对潜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保护措施。但西方国家将研发疫苗的任务交给了私人制药公司。对制药公司来说，制造新的润肤霜，远比研发保护人们免受彻底破坏疫苗更有利可图。换言之，纵容资本肆意妄为，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瘟疫。

　　相比之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抗疫效果则明显好得多。导致二者效果差之天壤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更确切地说，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区别。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乃至国家的主人，因此更容易激发起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才可能涌现出雷锋、王进喜、钱学森这样的时代英模，才会在当前抗疫斗争中涌现出“不论生死、不计报酬”的“最美逆行者”。相反，在私有制条件下，广大劳动者成为资本家剥削压榨的对象，“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成为劳动者的生存常态，与地主、资本家斗智斗勇的高玉宝式人物反而成为平民英雄。在当前抗疫过程中，那些“无利不起早”的私营医院早早关张大吉，医护人员则纷纷辞职当逃兵。换句话说，“好制度可以把鬼变成人;坏制度可以把人变成鬼”。

　　对比中西抗疫效果，最重要启示之一就是要“找回国家”，“找回社会主义”，同时学会驾驭资本，既要发挥资本在经济建设中的能动作用，又要限制其负面影响扩散。一味采取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化举措，只会使资本恶性发展，乃至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提升治国理政水平关键是抓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笼统地谈论制度优势，而不谈所有制问题，就是毛泽东所谴责的“好施小惠，言不及义”。

　　【田文林，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以“全球抗疫背后，资本的作用值得关注”发表于《环球时报》2020年4月15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