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做新冠疫苗人体试验？你不知道的医学种族歧视历史

　　【编按】上月初法国医师建议于非洲进行新冠病毒疫苗的人体试验，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世卫组织、反歧视团体与非洲运动员痛批为「种族主义」。一片挞伐声浪之后，两名发言的医师也随即为失言道歉。

　　然而，法国医师的意见不仅是「失言」，更反映长久以来将黑人当作研究客体的医疗实验历史。本文指出：西方医疗实验历史建基于种族主义与殖民压迫，包括对非裔黑人进行不道德的人体试验，或者利用前殖民地国家管制宽松及贫穷率较高的条件从事临床实验，而这样的物质条件却又是帝国主义数世纪以来剥削的结果。

　　原文标题"The Racist History of Medical Research"，刊载于美国媒体《左翼之声》(Left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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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OH Groth(《左翼之声》作者)

　　译/陈韦纶(苦劳网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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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法国医师建议在非洲进行新冠病毒疫苗的人体测试而遭批种族主义。(图片来源：Yasuyoshi Chiba/AFP)

　　4月1日，两位法国医师建议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应在非洲进行人体测试。某间巴黎医院加护病房的主治医师问道：「我们不是应该在缺乏口罩、治疗与重症照顾的非洲进行研究吗?」这番言论随即引发政治人物、反种族主义团体乃至于非洲运动员等许多组织与个人的怒火。世界卫生组织(WHO)很快谴责这番说法，总干事谭德塞表示非洲「将不会沦为试验场」，并称法国医师展示了「殖民心态」。法国医师稍后对于自己「笨拙的言论」表达了没啥诚恳的道歉。

　　但这不只是「笨拙的言论」而已，而是符合长久以来将黑人与中东人当作小白鼠的科学研究历史。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原物料与廉价劳动力而扩张海外领土，并自行瓜分了世界。种族主义，以及「被殖民的人民天生自卑且容易被支配」的言论正当化了残酷的征服与剥削——以世卫组织谭德塞博士的话来说，就是「殖民心态」。

　　一如历史家海伦·提利(Helen Tilley)指出，随着殖民地在南方国家建立，医疗服务与基础建设便与科学研究「合作」发展。打从帝国主义之初，被殖民人民便被当成研究的客体。种族主义的伪科学信仰兴盛，并专门用来合理化实验，例如黑人忍痛度较高(至今仍有人支持这番说法)。法国医师近日言论反映了长久以来将黑人与中东人当作消耗品的种族主义思想，也显示了医疗机构乐于继续为了研究而剥削他们。

　　数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剥削所形成的物质条件，减少了研究障碍并降低临床试验成本。南方国家的管制规范较宽松，研究方面的繁文缛节也较少。这些国家通常缺乏运作道德委员会所需的资源与本土专家，导致监督几乎不存在。参与试验的补偿很少，参与者一旦生病或死亡，甚至无法获得补偿。南方国家的劳动力与基础建设成本远低于北方国家。同样地，许多临床试验的热门国家，其文盲比例与贫穷率相对较高，经常增加人们参与研究的意愿，因为这是养家糊口的绝佳机会，还能得到原本无法获得的治疗。

　　重要的是，这些条件并非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与生俱来的特征，或是出于地理因素的意外，也并非如某些人所宣称，是发展中国家研究经费不足的结果。相反地，一如圭亚那反帝国主义学者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的主张，发展不足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的直接结果。北方国家的发展是以被殖民国家为代价，帝国主义自南方国家榨取财富，却阻止这些国家发展自己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掠夺持续至今，并在前殖民地国家创造有利于研究的物质条件。

　　美国的种族主义实验

　　美国历史上，黑人特别容易被医疗研究剥削。医疗史学者哈里特·华盛顿(Harriet Washington)指出，我们并未察觉在美国黑人身上进行的研究规模之大，而「美国医药领域没有任何一块未涉及利用非裔黑人进行研究」。也许最知名的案例是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Experiment)。1932年，399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性遭欺骗，以为自己正在接受治疗。实际上，他们被施以安慰剂(placebo)，如此一来研究人员才能研究梅毒的发展。「实验」直到1972年才终止，当时梅毒有效治疗方法已问世30年。

　　然而，一如华盛顿指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之所以知名，是因为得到政府认可而非其暴行。加诸非裔黑人的恐怖实验罄竹难书。19世纪前，西方医学不但危险，其「治疗」更包括砒霜、强制出血与催吐。奴隶交易期间，奴隶被视为用完即弃的消耗品，在追求治疗的过程中，他们首当其冲接受这些痛苦的「研究」。

　　19世纪初，美国禁止奴隶进口，奴隶主必须仰赖国内供应奴隶，因此更加注重奴隶的健康。奴隶主的利益与医师一致，后者获得源源不绝、去人性化的身体进行实验，妇科医师更是因奴隶再生产的压力而获益。绝大多数妇科的早期进展，源于对黑人妇女的强迫实验。「妇科之父」J.·马里恩·西姆斯 (J. Marion Sims)发明了窥阴器与许多生产并发症的治疗方法，但他强迫一群黑人妇女参与实验，并对一名妇女实施40次痛苦的手术。纽约市直至2018年才移除他的纪念雕像。

　　如同华盛顿在《医疗种族隔离》(Medical Apartheid)中所叙述，直至20世纪，非裔美国人都被迫承受痛苦的实验。这些研究包括强迫绝育、长时间避孕、对年轻男孩进行脑部手术、对囚犯注射各种病毒，以及施加引发痛苦的皮肤科化学物。即便是死亡的非裔美国人都被用作实验与身体解剖。

“妇科之父”西姆斯位于纽约中央公园的雕像在2018年被拆除。(图片来源：Spencer Platt/Getty)

　　医疗帝国主义

　　人们认知到人体研究的危险，特别是二战期间的实验被揭露后，20世纪后半叶，各种管制与方针开始施行。1964年，世界医学协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采用《赫尔辛基宣言》对于人体进行医学研究的道德方针。为了进一步增加保护措施，这份文件历经数次修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自己的规范中，移除所有对于这份文件的引用。)

　　尽管有了这些方针，对于美国黑人公然进行强迫实验也终止了，在南方国家，对非洲人从事不道德研究的案例仍然很多。1996年，辉瑞(Pfizer)为了实验中的脑膜炎抗生素，进行了一次不当试验，导致该公司必须向死亡孩童的家人支付和解金。同时，许多HIV试验也引发了道德关注;在这些试验中，参与者接受安慰剂而非支持性治疗，不良反应被揭发后仍被忽略。

　　直至21世纪，充满道德疑虑的研究仍然存在。2012年，一篇《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文章质问「印度穷人已沦为人类小白鼠了?」，揭露了印度种姓制度底层的人民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研究。2014至2016年伊波拉病毒爆发期间，国际规模的实验室在未获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搜集超过25万名西非病人的血液样本。采样的实验室如今拒绝释出样本，或是公开究竟还保留多少。这只是北方国家跨国公司在南方国家从事不道德研究的小小案例。这些企业致力捍卫自己的研究，想必有更多不端无法被公诸于世。

　　国有化制药大厂

　　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通常无法享受这些医学研究的成果。世卫组织发现，全球有超过19%的孩童无法获得麻疹等疾病的疫苗，大部分是因为贫穷所造成的阻碍。印度的临床实验在2005年迅速成长，当时新的专利法(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会员的条件之一)限制通用药的供应并增加许可费用。这是跨国药品公司的胜利，这些公司将许多药品订价高昂到印度穷人无法负担的程度。藐视专利法而提供救命药品的国家则面临跨国公司、世贸组织与政客的怒火。1999年，南非因为在爱滋疫情期间通过提供便宜药品的专利法而遭遇强烈反对。这些案例显示为了利润极大化，有必要牺牲南方国家人民的性命。

　　某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用加强管制来回应不符规定的制药研究所造成的死亡与疾病。2014年，为了实验中的轮状病毒疫苗(全球5岁以下的孩童，有超过3%因此病毒而死亡)所进行的临床实验，对2千多名印度孩童施打安慰剂而非既存的替代疫苗。临床研究协会组织主席回应日渐严格的管制时表示，临床试验可以「移至较友善的国家，减轻直接的经济损害」，这番言论凸显经济成本而非人命才是主要考量。

　　在市场驱动的医疗发展系统中，药物与疫苗试验主要由跨国公司进行，这些公司的每一步都承受产出成果与削减成本的压力，因此不道德的研究仍然猖獗。种族主义与在被帝国殖民国家进行实验的悠久历史，将确保黑人与中东人承受不道德研究的结果。将利益最大化与股东利益置于首位的系统也会找到规避管制的方法，并阻止任何保护研究参与的企图损害自己的盈利。尽管数十年来逐渐加强相关管制，我们做得仍然不够：2015年，管理顾问公司(资本主义福音传播者)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即宣布，非洲对于「药厂与病人而言，是充满机会的大陆。」

　　医学发现的道路上，布满了无数前殖民地国家中黑人与中东人的生命。新冠病毒疫情需要全球规模的行动，而法国医师的言论显示，北方国家的企业与政府将可轻易利用这场危机继续剥削南方国家的人民。制药公司与医学研究应该受到工人、科学家与医师的民主控制，而非鼓励剥削研究对象的利润趋力。我们也必须确保南方国家发展自己的研究基础建设来保护当地参与者，要求终止折磨南方国家长达数世纪的帝国主义榨取与低度发展。这样的征用将让科学与生产方式为了所有人而服务，并且从事许多被西方企业忽略的疾病研究。医学研究的进行应该符合道德并且为了所有的福祉，包括南方国家的人民，他们往往是研究的牺牲者而非其成果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