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复古的“封建论”

　　众所周知，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向封建社会过渡，秦朝至清朝是封建社会。可是，有一批公知非要说什么周朝八百年是封建社会，又给秦朝至清朝这段历史时期起了个名儿叫什么“专制社会”、“集权社会”。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儒家古书上的那些言论。周朝分封诸侯，所以是封建制、封建社会，秦始皇中央集权，设郡县，所以是专制社会、集权社会。然后他们竟然就拿着这些依据叫嚣什么“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有其特殊性”等耸人听闻的言辞，强烈地表现出了一股用儒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

　　如果从国家政体演变的角度，把周朝叫做分封制，把秦朝至清朝叫做郡县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讲社会性质，讲历史分期，讲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就不能用儒家古书上的那一套了。“封建”一词已经历史地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了。一说起“封建”，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界定历史分期的专门用词。因此，再把周朝叫做“封建制”或者“封建社会”就是用词不当了，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在其它场合这么说也是不严肃的。

　　儒家学说之所以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原因就在于儒学是为贵族统治者服务的。它希望等级社会永远稳定不变地运行下去。为此，它曾托古改制，它曾“层累地造就古史”。它最多把王朝更替解释为成王败寇，告诫统治者民贵君轻，但是它从来没打算也不可能想去打破那个历史周期律。因为它的哲学故意曲解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辩证法思想，承认变，但是最后却总是落入不变，说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它惧怕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因而把社会发展规律解释为循环往复。

　　历史唯物主义，用恩格斯的话说，是用“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所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会拨开中西历史之特殊性迷雾，一见中西历史之一般性青天。这个一般性就是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地主所有制。西周的土地制度还是井田制，怎么能说是封建社会呢?井田制也绝不是像儒家古书上所说的那样八家共耕一方公田，合理的情况应该是八方皆为公田，一方的收成归被征服之贵族所有，只有这样，才能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而那“一方”，名义上应该是仍属于周王所有，但实际上地上的收成由被征服部族之贵族所享，是为“兴灭国继绝世”。那“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诗句也绝不是劳碌田间地头的奴隶所作，作这诗的应该是被征服部族之贵族的后代才对。

　　可见井田制对被征服部族的剥夺是非常严重的。即使周的分封亲族，在子孙继承数代之后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不满情绪。五服之后亲情早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只有地缘利益。井田制保证了周王的利益，抑制了诸侯的利益，奴隶更是在这双重剥削之下悲惨度日。所以，井田制是西周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载体。这个载体包含着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也包含着诸侯和周王的矛盾。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优化，农业剩余产品增加，诸侯和周王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与此同时，奴隶和平民因是生产力的革新者和生产技术的实际掌握者，在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蕴育着巨大的斗争力量，社会关系的逆转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西周末年周室已是风雨飘摇，历王被国人赶走，到幽王时彻底败退。东周时期，铁器冶炼技术的成熟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发展，同时也进一步催化阶级结构重新塑造。奴隶和平民有了比他们的先辈们更大的力量，他们已经能够对土地和工商业提出政治要求，“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们已经被甩出了历史舞台，诸侯中不肯顺应历史潮流的奴隶主也大势已去，只有那些主动革新的贵族才抓住了历史机遇，上演了诸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好戏。在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东周列国故事演绎过程中，井田制崩溃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建立了，工商业的行帮制建立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奴隶社会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变成了农民和地主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百年，成为新中国的核心思想七十年，按理说封建社会的界定不成个问题了。可是世界就是这么疯狂，今天的中国就有那么一批人想法设法地质疑马克思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蚕食马克思主义，不知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想想一百年前的的中国，有那么一批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抛弃孔孟学说，满怀热情张开臂膀拥抱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反压迫反剥削的真理以外，无可辩驳令人信服地揭示历史指明未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两者相比，我们真应该好好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包括儒家在内的当时其它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论战获得完胜以来，在如今马克思主义早已作为党和国家根本指导思想写入宪法的情况下，当代的这些公知们为什么还是要顽固地坚持那个复古的儒家学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