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锡进的国家利益观

　　一，参照点

　　从广义来说，国家利益是有层次的，从狭义来说，一个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最高层次的国家利益，尤其在二次大战后，主权概念主导下的国家概念，尤为如此。

　　自从中国经济体量成为世界第二后，迎面扑来了两个警示：一曰“中等收入陷阱”，一曰“修昔底德陷阱”。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时，传来了“还有6亿人收入不足人均1000元”的现状表述;当我们自信可以跨过“修昔底德陷阱”时，传来了“**将共产党与人民区隔战略”的域外表述。上述两种表述中的内容，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国的现实挑战。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又证明了，所有摆在台面上的任何挑战，都不是真正的威胁，能够构成真正威胁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来自于共产党对自身生命力风险的忽视。

　　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大国只有两个，一个是苏联;一个就是中国。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发展顶峰，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几乎近在咫尺，之所以后来大转折，主要在于接班人问题没有解决，主导权在几位老人之间转手后，不得不传到最不该传到的那位戈尔巴乔夫手中。苏维埃联盟的一切厄运就此开始，直至活生生被五马分尸，苏联共产党也随之被裂解，祖国不存，党失基础，共产党与人民就是这样被区隔了。

　　反观当前的中国，沸沸扬扬的两个警示陷阱吸引了我们所有的倾注力，以致于真正的风险，即对自身生命力即接班人风险的警惕反而以“敏感”而被搁置。

　　历史上，中央集权政体的最大风险无不如此，在今天它又以现代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在它收获“集中力量办大事”益处的同时，含笑冲向万丈深渊的可能性也在与日俱增，苏联案例就是。

　　假如，苏联的行政统一状态继续延续至今，这个党是否还存在?

　　这个命题太鬼魅了，世界上所有政治家的推演都将会是一个肯定的答复。因此，西方政治家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摧毁这个共产党之前，必须裂解该共产党藉以生存的土壤——一个统一的集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政体!

　　南斯拉夫的遭遇不幸地又铸成了一个旁证。

　　二，如何维护国家利益

　　至此，我们考察了一个主体证明，一个旁证，蒸馏出了一个原理——

　　坚持一个统一的政体，将是一切集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政体的大厦基础，一个缺角的地基永远不可能构建出摩天大厦。而生产力的发展又证明了集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政体效能又高于其他政体，因为现代生产力越来越需要强大的社会性予以支撑，蒸汽机不用网络，电却需要网络，网络就是社会性的物理表现。

　　我们将中国的发展态势结合进这个原理，于是就可以甄别出各种政策的优劣。

　　在统一问题上，最可以说明这个道理。中国出了个胡锡进，往往以权威的口吻向我们国民灌输中国的战略主题内容，一篇网文《“战狼外交”、“光说不练”，老胡今天要批批这两顶帽子》该文章附后，非常值得我们来解析一下。

　　纵观该文通篇，主题是：“今天的中国是战略防御方，和平发展是中国最大的战略主题，尽量避免战争这是中国的智慧，是中国统筹各种利益和风险所得出的策略，我们不能将此视为自己的软弱。”

　　非常惊骇，“战略防御方”?既然有战略防御，那一定有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阶段，这可是一国重大的战略决策，难道，中国在将来的某个时段要采取战略进攻?进攻到什么程度，对象又是谁?正当“修昔底德陷阱”被先知们预设在那里的时候，我方的舆论场主将阐述的“战略防御”观点，岂不是主动授人以柄吗?我们统一台湾，既不是战略防御，也不是战略进攻，它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内政，只要我们内部条件成熟，就应该而且必须统一过来，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们做自己内政的事情，只要能力所及，根本无需看人眼色。一旦用所谓的“战略防御方”定义自身地位，当然也就举棋不定了，因为你的预后是“战略进攻”，有此杂念，自然就要衡量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反过来再看今天自己的定位，油然生出“五心不定输个干净”的深度担忧(五心：决心、信心、恒心、热心、精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战略防御方”的政策定位，不仅犯了兵家之大忌!更是犯了政治家之大忌!

　　该文继续说到：“另外中国作为崛起的全球战略力量，我们需要考虑一举一动产生的巨大边际影响，而不能局限于事件本身。”

　　这是一个矛盾，“崛起的全球战略力量”，很大的口气，却闭口不谈自身的统一台湾问题。中国确实在崛起，但不会也不应该接受“全球战略力量”的定义，该语态分明坐实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又一个“授人以柄”。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地迷恋于“全球战略力量”，最后掏空了自己，集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政体尤其要警惕这一前车之鉴。

　　该文继续说到“都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都是中国面对的挑战，但它们之间的紧迫性是有排序的，还有可能是彼此关联的。因此如何处理它们，多数时候要经过多种因素的权衡，最终是一个度的把握，而不是简单的放弃或者‘豁出去了’。”该段文字貌似面面俱到，实质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国家主权是目前最大的国家利益，具体来说，统一台湾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该文基调将“战略主题”绝对化了，将“和平发展”置于绝对地位，同样是一种僵化的表现，没有弄清楚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主权统一是一国和平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即使是一只大鹏，它的脚被绑上金块，它也不能远飞。战略上总是有一个“机不可失”的选择，现在正是“和平统一”的最佳时机，要知道，当前最有利的实施时期——西面的普京至少挡住了北约的东扩(北约一旦东扩，可以一举飞达阿富汗)，亚洲东北方向的金正恩至少挡住了美军对中国大陆东北的直接威胁——这些外部有利条件并非中国单方面可以掌握。一旦这些外部有利条件变异，再要“和平统一”或解放，就更难上加难了。失去了才知道宝贵，到时候作者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三，混沌中的启迪

　　“和平统一”仍有机会，该文继续说到：“美国军舰光是在南海宣示‘自由航行’，而没有敢采取针对中国目标的实质行动”。美国在南海是“宣示”吗?错，那是“行使”，行使美国的“自由航行”权，中国干扰了吗?没有，中国打它了吗?也没有，因为他的行为在规则内，否则，就是我们违规，它们会理直气壮地武装护权。美国确实是一名好教官，他在用行动启蒙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到台湾和平行使而不仅仅是宣示主权，这是国际规则，网民所说的“光说不练”同理。只是我们这位胡先生坚决抵制这种启蒙，坚持绝对的“和平发展”，生怕上岛行使主权会触发与美国的战争。我们缺的不仅是行权的勇气，更缺的是行权的智慧——

　　大陆上岛和平行使主权，就可以迫使台独势力两选一，要么接受“和平统一”，要么“以武拒统”。大陆和平行使主权在先，台独“以武拒统”在后，必然是对方先开第一枪，大陆随之顺势统一，即使后来转变成武装统一，美国都只能隔岸观火。否则，中国甚至“绑打”都是一个合理的选项。当然，所有这一切和平开局之举，无不以综合国力为后盾。所以，我将此举设定为：

　　“四面楚歌+十面埋伏”

　　假如台湾问题在当前当家人时期彻底解决，巨大的政治遗产将顺势解决接班人问题，回望中国历史，凡是“中兴”人物“中兴”事件的发生(注意，我这里用的是“中兴”而非“复兴”，前者是民族语言，内敛，后者却可以解释为世界语言，张扬，“修昔底德陷阱”很容易黏住后者，却不敢靠近前者)，该体制就会因为这一巨大的政治遗产而再兴旺好一阵子。从这一角度看待台湾问题，应当可以发现这正是老一代革命家预留下的一个“中兴”契机。我相信，再兴旺好一阵子的体制一定能够真正从容解决接班人的机制问题。而西方的体制历史上就没有“中兴”机会，所有帝国无不是一冲飞天，然后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从自然经济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大不列颠、德意志，大和。现时混合经济时代的美利坚只要它还是帝国体制，一定就跳不出这个规律——胜于资本主义，败于帝国体制。他们的先辈不可能留下“中兴”资源，一个地中海畔强大的帝国随后变成了破碎的欧洲至今，就是一个典型的先例。一个联邦制既然会解体一个苏联，难道就不会解体另外的联邦制吗?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共和国人不但要感谢开国当家人的智慧，更要将这一智慧转变成现实。

　　前人给的是机会，而机会是有时间约束的。

　　说到底，东西方的体制碰撞，比的是耐力。生产力越发展，对社会化的需求更强烈，社会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亲和力就会更趋于普世，现在还没有普世，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央集权政体是经过历史长期锻造出来的“金刚石晶体”，学习难度比较高，一旦学成，百世受用。新冠病毒事件倒逼这个世界重新认知陈旧的价值取向和普世观，制造业东升西降的事实又在正面支持了这一社会化逻辑。

　　我预测，统一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兴”事件。

　　而这一切，胡先生都不曾深入思考，还指责——

　　“舆论场上的很多意见是情绪化的，价值观优先的，对实现中国国家利益难有帮助，而且它们有些时候过于简单化，有点抬杠的味道，说实话挺幼稚的。”

　　舆论场上是有真知灼见的，但正是像胡先生这样的人物掌控着正统的舆论渠道，以“敏感词”的名义过滤着内容，将一些真知灼见过滤掉了，真是一大发明，怎么会不倒逼出一些情绪呢?要认识到，低烈度的情绪正是真理的表述力度所要求的，否则，真理就不可能破土而出。

　　不要轻易地指责别人幼稚，那样，反而映衬出自己“太娃了”。

　　希望环球网增设投稿渠道，听听网民的声音，让改革开放的阳光也射入进这个封闭的空间，可以预料，届时，环球网内容就将生动活泼的多。

　　附件：

“战狼外交”、“光说不练”，老胡今天要批批这两顶帽子

2020-09-06·环球时报评论

　　未来我们继续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

　　中国互联网上对国家的外交存在两种揶揄，一种是造了个“战狼外交”的标签，嘲讽对外“强硬”;另一种是嫌国家对外“光说不练”，只会对外“严重抗议”和“严正警告”，最典型的质问是：警告那么多次了，为什么不揍印度一顿?为什么不击沉一艘闯西沙领海的美国军舰?

　　老胡首先要说，舆论场的天性就是多元，在当前中国外交形势空前复杂的时候，对国家外交路线存在各种看法和抱怨，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政府应当能够承受舆论场上不同意见的表达。

　　同时我要说，舆论场上的很多意见是情绪化的，价值观优先的，对实现中国国家利益难有帮助，而且它们有些时候过于简单化，有点抬杠的味道，说实话挺幼稚的。

　　比如面对美国的挑衅，中国外交官只要一强硬回击，哪怕是一般性的反唇相讥，就被网上一些人扣“战狼外交”的帽子。一些人很不感冒北京对华盛顿的任何强硬回应，而主张我们对美姿态应该低些，再低些。而要知道，很多强硬的回应，包括对等反制行动，是大国外交的“规定动作”，比如美国关了中国一个领事馆，中国必须关它一个。它制裁了我们一些官员，我们必须拉他们几个上黑名单。只要我们有这个力量，这就是必须干的。它们传递出的信号会给美方设定一个预期，那就是他们如果接下来干对不起中国的事，中国不会无动于衷，对他们搞对等反制将是大概率事件。

　　这样一来，美国是否会接下来踩中国的底线，他们就得掂量掂量。美国军舰一直没敢停靠台湾，军机没敢公开在台湾起降，美国军舰光是在南海宣示“自由航行”，而没有敢采取针对中国目标的实质行动，这些都是中国从贸易战到互关领馆等一系列回合中坚决反制美方挑衅，以及我们在海上反复军演对美宣示中方不会在关键时刻退让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今天的中国是战略防御方，和平发展是中国最大的战略主题，尽量避免战争这是中国的智慧，是中国统筹各种利益和风险所得出的策略，我们不能将此视为自己的软弱。

　　经常有人对比新中国建国早期很痛快地打的那几仗，认为今天的中国过于优柔寡断。我要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中国已是完全不同的国际战略存在，我们国内的情况也有了天翻地覆变化。那时的中国很穷，老百姓对生活的期待很低，国家经济也大体上是低水平上的自给自足。今天中国是高度开放的经济，贸易大进大出，保持良好的外部环境已经攸关中国的根本利益。另外中国作为崛起的全球战略力量，我们需要考虑一举一动产生的巨大边际影响，而不能局限于事件本身。

　　随着美国强化对华战略打压，我们面临着厘清对外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迫切任务。我们需要对各个方向的矛盾加强考量，避免它们串联起来，形成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放大损害。

　　都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都是中国面对的挑战，但它们之间的紧迫性是有排序的，还有可能是彼此关联的。因此如何处理它们，多数时候要经过多种因素的权衡，最终是一个度的把握，而不是简单的放弃或者“豁出去了”。

　　虽然互联网上抱怨声挺多的，但我总体上认为，中国公众对政府会根据中国人民的利益尽量处理好外交难题是有信心的。中国的对外政策在美国一个又一个冲击波面前应当说保持了定力和稳健，中国没搞大范围、群众性的“反美运动”，而是继续强调改革开放。另外中国搞了很多对美国的对等反击，中印方向上又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给了印军一个沉痛教训，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中国坚守国家利益底线的意志。我相信大多数人不仅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而且能够清理出这些多样事态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自贸易战爆发以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是扩大了，而是继续缩小了。这两三年的小变化与中国对基本战略的坚持显然有关。一句话，未来我们继续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

　　来源：@胡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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