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文化繁荣，出版和图书

　　近期因一部书稿，联系了几家出版社，以前与出版业无接触，接触后，感慨一句话总结，普通人出书费用太高，一般出不起。

　　无论哪家出版社，现在都已企业经营，目的很明确，以出书挣钱。现在的国内出版社，普通作者要出书，模式一般是作者自己自费出版，不仅著作劳动无报酬，而且还要自己负担出版的审核、校对、设计、排版费用，这些费用是别人劳动的报酬，给付合情合理、必须要给，印刷也要有纸张、开动印刷机的成本，但这些费用不是自费出书的大头，大头是书号，据知书号费这种叫法不对，一般会被纠正叫做书号管理费。

　　书号是书合法出版的许可证。我们国家，书号掌握在国家出版机构，由出版社申报，而书号也只向出版社发放，因此要想拿到书号，必须经过出版社。但出版社是将书号以书号管理费的名义压给作者。名气大的出版社，其书号费竟高达七八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小点的出版社，今年的行情起码至少三万元起步，几家出版社总是透露说以后书号费很可能还要上涨。再加上审核校对、排版设计、印刷制作所有费用，若仅仅是出书，自费价格至少也五万元了，若再发行销售，还会增加不少的费用。

　　网络兴起后，人们看书的习惯发生巨变，纸质书看的少了，网络上看书多了，如今图书市场被网络侵夺了几乎大半，很多书店倒闭，出版社的日子也没有以前好过了。

　　网络读书，还是永远代替不了纸质图书的，所以出版社还会继续出版图书。没有版权费的典籍书竞争太多，时政书、名人书和畅销书由大出版社垄断，中小出版社基本无缘，所以很多出版社的日子不好过，但也得维持。他们选择出书也首先考虑市场，对普通新书，一般兴趣不高，有时干脆推掉不接。

　　出版社也有自身的压力，如来自消减书号的压力，自有图书种类和市场占有率的压力，编辑工作的衡量，所以出版社手里的书号要发挥最大利用价值，把书号卖给出书需求者就变成了一笔重要的收入来源。若一个书号三万元，一年出一百种自费书，那么纯书号收入即三百万元，这笔钱对于中小出版社的日常开销已足够，如果一年中再卖些销售比较好的书，出版社的日子就可以很轻松。

　　很多出版社都特别爱出学校教材、学生教辅、儿童用书，各类考试用书，这类图书有庞大、固定的专向市场，销售永远强劲，可以完全不用打折销售。前几天去逛书店，一半多的书都是学生用书、各类考试用书，这是书店盈利的主要来源，而其他所有的人文、社科、科技等等书籍，连书店空间的一小半都不及，因为还有一部分是声像出版物。从这个书店可以窥见，中国的图书市场，书号一多半用在教辅、考试用书上，而留给其外的所有科目、种类图书的书号至多占另一半，可见其销售空间多么小。

　　自费出书，如果是教辅类的，一则出版社愿意出，二则作者即便自费出书，只要稍有销售，就能回本，剩下的就是赚多赚少了。这导致了教辅类图书一直很泛滥，有些教辅作者不需费力，只需将某些内容再进行一番剪辑、拼凑，换个书名就能以新书出版，这是一门只赚不赔的生意，很多教师、教育产业搞得好的机构都靠出书发了大财。教辅类图书，作者和出版图的是销售，还有另一类图书，用来评职称晋升的，作者图的是名，出版社得的是利，科研图书背后因为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它不缺钱。很多科研图书是小小众的书籍，往往是下属和学生购买。

　　最难的，剩下社会人士的社会图书了，它既没有专用市场，也没有经费支持，多数是靠自己的智力、心力创作、编著出来的。世上很多著名作品、优秀作品，文化经典，历史精品，几乎都出自这个领域。自古以来，这个领域的书，跟人类历史同步，书自有书的命运，是与作者无关了。

　　图书审查和书号管理是通行制度，若将书号变相标价出售，是违反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书号属于社会公共资源，只要通过审查和登记，一本书就可以合法出版发行，无需为取得书号缴纳一笔不菲的费用。因此国家在明文上规定书号不许买卖，免费取得，但现实却真的是另一回事。

　　中国的书号执行的是国际图书标准，但中国图书只能按中国图书管理制度在国内出版和在国内发行销售，而境外合法出版的图书不能在国内发行销售，中国公民对这一规定都能理解。但一个弊端是，高费用的国内书号却变相垄断了国内图书市场，不仅阻碍了优质图书的出版，而且滋生了图书市场的腐败和混乱。

　　自图书市场化以来，原来的出版管理体制变成了市场说了算。在一篇访谈中，一位原国有出版社的领导被调到香港分社之后，大发感慨出版市场化的种种好处，说如何激发了自己出版好书的动力，以及向市场要利润的成就感，从中感觉到她对原来体制的种种抱怨而对市场化的推崇。但国内出版市场化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却是垃圾图书的繁荣和出版社之间的残酷竞争，是书号费的节节攀升，而优质图书并不多见，相反以前的图书都是出版社和编辑们甘受寂寞，是用时间和心力精心编辑制作图书，将一部部精品图书出版发行出来，其内容是精挑细选，编排大方得体又经济，图文几乎没有差错，作者还能为自己的脑力劳动得到相应的稿费。台湾大学一位名叫颜元叔的教授曾感慨说：“我手边这部大陆编《新英汉辞典》，这部大陆版《辞源》，编得如此周全，印制如此精致，细小的铅字用放大镜看都划划清晰，而且从来没有看到一个错字。我为他们的心血表现而发抖!而我们台湾，五十年来，哪部英汉辞典不是翻译剪贴日作!”此人已作古，所感慨的已成过往，不可再言勇。

　　市场化后，虽说初始阶段人们出书比较容易了，但也伴生的是质量低劣、内容粗俗、差错百出、迎合庸俗低级趣味的图书也大量多起来，著作者、出版者、发行者都为追求名利，图书质量都已大不如前。出版社为保证本年度的出版种类和数量，用数量牺牲了质量，如果出不够一定种类的图书，出版社的生存都将是问题，因此每年大量的垃圾图书被生产出来。

　　用数据来说明一下，1月7日北京开卷发布了《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截止2021年1月1日，开卷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采样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图书的原价与册数的乘积)规模为970.8亿元，2020年新书品种规模达17万种，除了50万册以上的“头部爆品”明显比2019年减少外，腰部和底部的销售结构与2019年基本持平，但依然有196万种书没有卖出1000册。换句话说，国内所有出版社出版的书，绝大多数都卖不出1000册。说明什么?说明出版行业市场化以来，繁荣的是出版，而不是文化。卖不出去的书不一定是差书，很多优质图书也被裹挟着淹没在泥流中了。一些“爆品”的畅销书一定是好书吗?其实很多畅销书不等于质量高的好书(少数畅销书除外)，很多畅销书是被人用钱炒作、堆砌出来的，比如某些明星、网星出书，或想一夜成名，或靠成星了谋利，以及许多迎合大众庸俗口味的书，或言情、戏说、瞎编乱造类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这里并不适用，群众多数时候是凭感觉、跟着宣传和庸俗走的。如果随性跟着群众感觉出版发行，文化都会是一种走低的趋势，而不是提升。所以毛泽东主席曾说，要不断引导和教育群众。因为群众多数都是盲从者。这是国内大量垃圾书充斥市场的主要根源所在。真正好的图书在这股洪流中的命运只能是被淹没和无声息的死亡。

　　这几年因大量的垃圾图书，国家收紧了对图书质量的审查，同时消减了书号的发放量，因此书号顺势也抬高了身价，困境就是多数作者越来越出不起书了。

　　很多出不起书的作者，转向了到香港出书，香港出版制度不同于大陆，是备案制，书号几乎免费，多则花费几百几千元，书出版后只需备案即是合法出版物。至于书有没有市场，市场说了算。出版自由是基本自由，而个人出版自由的滥用，最妥的办法是用市场化的出版社出与不出的权力和市场选择的权力去对抗和平衡，而不应是来自管理者的单方面限制，也就是说民权要用民权去平衡，而不能官权限制。香港这种国际模式也是一种不错的国际模式。香港出书最大的弊端，是不能在大陆发行和销售。这是作者若要在香港出书首先要考虑到的。

　　图书市场化好像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文化的大繁荣。大量垃圾图书的泛滥，使得很多人不愿花钱买书，加之网络侵蚀，图书经营和销售益加艰难。

　　近年书号收紧，有不少出版社，据说不愿接受新作者出书，转而靠出版不用支付版税的某些典籍，但不知靠四大名著这类典籍能吃到多久?如果没有新书和发行量，文化繁荣又从何谈起呢?即使有新书，是靠什么都祝一遍平安就可以出版的《平安经》，还是靠贾浅浅的“污秽”诗集呢?

　　听一位编辑说，原来出版社为新作者出版新书，为推销售，答应书店铺货后如果买的不好，库存全部无条件收回，但书店还是不愿意接受铺货，理由是书店要花费库存和运输的成本。这真是一个处处用钱衡量一切的时代，任何细微的小钱都要认认真真算计在内。

　　占用了书号大量资源的教辅类图书，其书再多，也可以视为一种垃圾图书，一则它掏走每个家庭一笔不小的财富;二则它加重每个学生的学业负担;三则它并不能为科技发展贡献什么，无非是皓首穷经做不完的题海，教些应试教育的各种小聪明式的做题花招和技巧，实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无任何关系;四则它是某些唯利是图的教师和机构用以赚钱的工具。

　　据说每出版一本书，国家都要留存备案几本，难以想象这几十年出版的书已占用了多大的库存空间。存垃圾书再多，也没什么意义。这不由得使人想到南梁时，在江陵被西魏于谨攻陷前，梁元帝抱怨读书再多也不能克敌救己，于是焚烧了十四万卷图书。如果十四万卷图书多数是当时繁盛的佛学类图书和当时盛行的骈文体，现在想想看，好像也没什么可惋惜的，但其中很多南渡带去江南的那些古本、孤本也被一焚而尽，也许才最值得痛心。

　　文化的繁荣，必须依托图书的繁荣。而图书的繁荣，必须以质取胜，而不是靠出书种类和数量，否则只会使垃圾书泛滥，而垃圾书泛滥，人们就不会愿意买书，无人买书，又何谈文化繁荣呢?

　　20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