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果洛地震再次呼唤重建“群防群测”体系

　　5月22日凌晨02时04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发生7.4级强烈地震，其后又发生了上百次余震。据媒体报道，受此次地震影响，青海省内部分桥梁塌陷、道路损毁、房屋倒塌，目前还未收到人员伤亡的统计结果。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电力供应得到了抢修，青海省应急厅、省消防救援总队迅速集结救援队伍赶赴地震灾区。经过了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4·12玉树地震以及2013年的芦山地震，地震带上的各级领导部门及人民群众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在地震救灾和应急响应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

　　而就在果洛地震发生前不到五个小时，云南大理州漾濞县发生6.4级地震，截至今天早上6点，漾濞地震已造成3死27伤，震后救援工作亦在紧张进行过程。

　　据报道，两场大地震接连发生后，相关部门组织专家紧急会商，专家初步得出的结论是“青海地震与云南地震没有关联”。

　　说实话，这样的结论除了避免公众产生恐慌情绪，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笔者浏览微博时，注意到自发从事地震预测的科普博主@一河两岸一闲人在前几天就漾濞县出现的前兆性小震，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尽管这位博主对青海地震没有能提前给出明确的预测数据，但关于“云南地震属外围地震”的评估是大致准确的。

　　毕竟，地震预测不是“算命”。毛泽东时代已经有了多次成功预测地震的经验，而毛泽东时代预测地震需要一整套的、极其复杂的群防群测体系。在群防群测体系已经消亡的今天，没有各地广泛的测量数据作为支撑，仅仅依靠民间人士自发的个人预测，想得出准确的地震预测数据是几乎不可能的。

　　汶川地震十周年的时候，东中西部区域改革和发展研究院举办了“汶川地震十周年:探索新时代防灾减灾新思路座谈会”，50多位各领域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一致呼吁“重建群测群防组织，强调预防比减灾更重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资深委员赵文津表示，不要等理论上搞清楚了地震原理，再预报地震，群测群防路线非常科学，应对官方和民间的地震工作者平等对待。

　　事实上，自汶川大地震后，有识之士关于重建地震群防群测体系的呼声便重新高涨，与之同时，这股呼声也遭遇了巨大的阻力。

　　说起这股阻力，不得不说到方舟子。以“灭亡中医、推广转基因”为己任的方舟子如今已叛逃美国，肆意造谣、诋毁中国抗疫努力，美帝走狗的面目暴露无遗。然而，当年方舟子在国内科普界却可谓是呼风唤雨，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地震预测人士被妖魔化为“民科”、“科盲”，受到了“方教主”及其信徒的无尽谩骂和舆论围攻。

　　在方舟子等人的鼓噪下，“地震不可预测”几乎又成了所谓的“科学界共识”。这样的所谓的“共识”也曾出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开创地震预报工作之前。

　　然而，在真正的共产党人面前，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地震预报也是如此。还记得1955年夏，毛主席到杭州视察，有人跟他讲血吸虫病危害很大，但有钱也没办法治好。毛主席就不信这个邪，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亲自指导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并最终取得了成功。正应了毛主席的那个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相继发生里氏6.8级、7.2级地震，给当地百姓生命和财产带来很大的灾难。周恩来总理亲赴灾区慰问，返京后周总理召集有关专家开会，研究邢台地震发展的趋势。

　　会上，周总理提出了“地震能否预报”的问题。在场的不少专家认为苏、美、日等国, 特别是日本是多震的国家, 科学技术发达，目前都没有解决地震预测问题，言下之意我们更解决不了。

　　时任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李四光同志力排众议, 他发言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做工作就没有意义了。然后他对总理说：“我看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不过我们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以探索发生地震的规律是什么……”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套“群测群防”的地震预报机制在我国很快建立了起来。“预防为主, 专群结合, 土洋结合, 多路探索”的总方针，最终在1970年的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及1972年的第二次会议上得到正式确认。

　　所谓“群测群防”指的是在政府号召下的全民直接参与地震监测预报以及防御的活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都被动员起来，研制简易观测仪器，借助各种便利条件设立宏观异常测报点，投身地震预测预报之中，甚至有部分工矿企业投入人财物建立了专业的地震台。到70年代末，我国建立起群众测报点几万个，其中骨干测报点6108个，业余测报人员20多万人。

　　在上世纪70年代地震监测手段刚刚开始探索、检测能力还较弱的情况下，地震工作者就已经依靠群测群防成功地预测预报了海城、松潘、龙陵等20多次5级以上地震，取得明显的减灾实效，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认可。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了里氏7.7级地震，震中裂度10度，震源深度10千米。震前出现了“豕突犬吠，雀啼鱼惊，墙缝喷水，骒马伤人”等预兆，有关部门综合附近观测点的数据和迹象，预报近日内有地震。但因为是初次预报，时间也没法太精确，还没有系统部署,加之一些人不太相信，最后还是造成了15626人死亡，26783人受伤。

　　而到了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群防群测"就展现出了“神威”。1970年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之后，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辽宁南部就被作为重点监视地区，加强前兆观察;1973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发现一些新的异常现象;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分析了这些现象，做出了中期预报;其后，在辽宁省委工作的毛远新同志的领导部署下，加强对专业台站的领导，同时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尤其在辽南地区群测群防网站遍布城乡、厂矿和社队，初步形成了专业和群众相结合的预测预报监视网，开展了仔细的监视、测报活动。1975年2月4日，地震工作者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7.3级强烈地震击中。

　　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山区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属于震群型。专群地震队在震前已综合群测点信息作出了临震预报——附近30多个县的群测点的简易仪器和精密天平仪出现突跳，地下水、动物出现异常……当地政府除了紧急层层传达、还用大字报形式到处公开粘贴临震预报，各有关地区立即进入临震戒备状态，绵阳、阿坝等地、州各县采取了紧急防震措施，动员民众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专群地震队紧接着又及时预报了22日的6.7级和23日的7.2级地震。最终，这场震群型地震仅造成145位同胞遇难，600多人受伤的结果，极大减少了人员伤亡。

　　遗憾的是，因为地震局内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唐山大地震却被官僚“漏报”了。事实上，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前，仅唐山本地的地震监测台站就多达四十几个，群防群测监测点中骨干点都有85个之多，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等人的正确意见被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压制，支持耿庆国的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也被压制。唐山大地震最终造成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几百万人无家可归;而重视汪成民意见的青龙县委冉广岐等人却“冒险”提前进行了防控，创造了全县40万人仅1人死亡的“青龙奇迹”。

　　后来，张庆洲同志花了两年时间，采访了大量当事人，翻阅了大量资料，在《唐山警示录》一书中忠实记录下了这段历史。这本书本来2000年就应该发表，地震局却迟迟不准出版;2006年1月出版后，很快又被“回收”。

　　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里写得明明白白：

　　1975年1月12日，全国(地震)会商会上的一场争论，形成了汪成民称之为学术上的正常的"东西之争"。这场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什么是“东西之争”?所谓“东派”是以汪成民、耿庆国等年纪轻一点资历浅一些的专家为代表。他们重视基层意见，坚持群众路线，走“群测群防”道路，坚信唐山一带有大震。对立的“西派”是以查、梅这些处于较高行政权力、担负着决策责任的专家为代表。他们年纪相对大一些、资历深一些，专注于专家路线，不大瞧得起基层群众和一般的科技人员，他们的观点，是坚信“唐山无大震”。“75整顿”以后，“专家路线”就已经回潮，悲剧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唐山大地震之后的几年，“漏报”的责任被甩给了“四人”破坏，与之同时，耿庆国等“东派”被彻底边缘化，地震“群防群测”体系逐渐荒废，“地震不可预测”重新成为所谓的“科学共识”。

　　回首历史，应该说曾经辉煌的地震群防群测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是辩证法哲学和群众路线在地震预报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呼唤“群防群测”的回归，其实更是在呼唤毛泽东思想的回归。这样的呼唤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就从未中断，尽管它至今仍未被精英们重视。

　　果洛地震发生后，微博里很多人都在祈福“天佑中华”。苍天在上，它没有喜怒哀怨，它只会默默地注视着我们;能护佑中华的，也只会是毛泽东思想，只会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