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两起悲剧背后的医疗私有化之殇

西安高新医院是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资料图）

　　文 / 子午

　　1月4日，西安一名产妇家属“@别下雨了成吗”在新浪微博发帖称：

　　1月1日，自家小姨肚子疼打不通120，随后打110将小姨送往医院。晚上8点多到达西安高新医院，在门口由于核酸问题无法入院，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在门口等待期间小姨大出血，8个月的婴儿流产。

 

　　据媒体报道，陕西妇联回应称，已上报领导，权益部应正在了解调查。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传的疑似涉事医院医护的解释：

 

　　这个“解释”显得很委屈，“我们尽力了”，“收到消息到急诊科需要时间”，“B超室到急诊科也需要时间”，笔者想问的是，病人家属陈述的“晚上8点送到医院，10点多才让进去”，期间还坐在医院凳子上大出血，这些究竟是不是符合事实？

　“解释”给出的理由似乎也很正当，“为其他病人家属负责”，“她住院的话必须要有24小时内的核酸报告，但是她只有48小时内的核酸报告”——这一条倒是印证了产妇家属控诉不让第一时间进去的说法。

　　一旦发生院感，后果的确是很严重的，也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笔者想问的是，在面对风险的时候，这家医院究竟有没有把产妇和胎儿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第一时间给出一个完全的解决之策。

　　笔者还注意到华商报去年12月31日的报道：

 

　　按照报道的说法， 西安高新医院产科“经过几天精密的部署，现已具备接诊风险孕产妇的条件”。

　　“门诊需要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报告，住院则需要24小时内”，这应该是西安高新医院产科经过“精密的部署”后制定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无可厚非。

　　但是，这起事件中怀孕8个月的孕妇是遇到了严重的突发情况；而西安各个小区目前都处于封控状态，核酸检测是政府统一安排的，非重点区域不可能做到每天一次核酸，这名孕妇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会遇到突发情况，也没有能力外出去保证自己每天一次核酸啊。

　　高新医院既然已经经过“精密的部署”，总该对这样的突发情况有预案吧？既然开辟有风险区孕产妇通道，肯定也是做好了与其他科室隔离的准备，为什么就不能特事特办，冒着仅仅是参与救治的医护被隔离的风险，第一时间去抢救这个孕妇，而非要死板地执行“24小时内核酸报告”的硬性规定？究竟是规定太死板还是执行的人太死板？

　　这样的悲剧谁都不希望看到，哪怕是西安高新医院的医护人员也不希望。孕妇后来被诊断为胎盘早脱，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紧急，哪怕第一时间抢救也未必能够保住胎儿，但这绝不能为医院没有在第一时间开展施救提供一丝开脱。

　　笔者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为了61个阶级弟兄》，这样的精神恐怕今天不会有了，更何况是在西安高新医院这样一家私立三甲医院！

　　就在前两天，笔者又从网络上看到了另一起悲剧。

　　“太阳花花花”在小红书上大喊“西安救命”，她的笔记就像一场现场直播：

　　——“我爸突发心脏病，送到高新国际医学中心，带着阴性报告，医院拒收，说是中风险地区……”

　　——“晚上11点40，边流泪边编辑这条信息，我爸是两点送到医院的，医院一直不接收，后来一直到晚上10点多严重之后才接收入院。医生说心梗两个小时之内入院治疗溶解就可以了，现在耽误时间太久血管堵死情况十分危急需要立即手术。10点40送入手术室，目前还在手术中，情况不明。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

　　——“耽误太久，抢救失败，我没有爸爸了……”

 

　　一个未出生的婴儿，一个老人，两条人命，两起悲剧，相似的过程。

　　如果说这两起悲剧有什么联系的话，笔者震惊地发现，这两起悲剧的两家医院西安高新医院和西安国际医学中心，竟然是同一资本——西安私营医院巨头“国际医学”旗下的两大私立三甲医院！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疗服务主业规划中共有三大院区四家医院，仅西安两院区总床位数就要逾万（截止2019年末西安全市床位数8.06万张），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西安高新医院成立于2002年，初期定位高端市场，但经营惨淡；2005年转为非营利性医院，继而获得医保资格，被陕西省卫生厅评委三甲医院，成为国内首家民营三甲医院，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国家人事部授予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诸多“红帽”加身，一举扭转了亏损局面。2011年7月，重新转为盈利性医院。

　　2011年，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申华控股、银凯医疗（两家公司实控人与开元投资实控人为同一人）手中完成对西安高新医院100%股权收购，注册成立营利性医疗机构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

　　2015年，开元投资正式变更为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其在2019年创办成立的西安国际中心医院号称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单体医院，拥有床位5037张（四川华西医院4300张，河南郑大一附院3792张）。

　　国际医学高歌猛进的大背景正是西安私立民营医院的大发展。

　　自2009年，新医改政策出台以来，西安私立医院的规模急剧增长，增幅明显高于公立医院。

 

　　2019年，西安公立医院床位数为53007张，近十年来首次出现下滑；而私立医院床位数却持续增长到22316张。

 

　　尽管医院总床位在持续增长，但随着中西部城市以房地产为导向的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西安人口流入幅度名列前茅，医疗资源紧张的趋势不断加剧。

 

　　西安三级医院床位早已供不应求，2019年三级医院床位利用率103.64% (2015年100.01%)，长期超负荷运转。

　　不论是医疗技术水平，还是服务态度，至少名义上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立医院，仍然是群众首选的对象。而西安的实际做法却是控制公立医院数量，甚至在2019年还出现公立医院床位数下降，给“国际医学”这样的私营医疗巨头留足了发展空间，这才让它有底气在2019年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体医院。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我们要求它有“为了61个阶级弟兄”的精神，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而最后挨骂、“背锅”的却是“官僚主义”（虽然这的确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再联想到2020年抗疫之初，医疗条件极其优越的北京某私立医院逃避社会责任、临时关闭发热门诊的做法，今天西安的这两起悲剧的发生，几乎隐含着某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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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是笔者在去年年初时表达过的悲愤，如今西安的两起悲剧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的公共医疗“事业”绝不能交到资本手上，变成赚钱的产业。

　　2020年3月18日某报报道《重塑医疗信用 社会办医在路上》强行洗白私立医院，这篇报道罗列了私立医院的抗疫“功绩”，其中拿得出手的私立医院抗疫成绩单中，重点提到了武汉“泰康同济医院”，然而，看了2020年4月16日的央视新闻，人们才知道这是在抢军方医疗队的功劳。

 

　　私立医院抗疫无能，操纵舆论抢功、“诉苦要奶吃”倒是一把好手。

　　2020年4月15日，《华夏时报》刊发了一篇访谈：《一位三甲民营医院院长的担忧：疫情后公立医院再现“扩张热”，社会办医成长机会恐被挤占》，引述私立医院老板的话，“如果政府不计代价地投入资金建设大型公立医院”，“会把现在偏小、偏弱的社会办医院成长的机会挤占、剥夺了”，为私立医院站台，还呼吁把基层卫生系统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开放给私人办医。

　　到了当年4月底，为了鼓励所谓的“社会办医”，重庆出台了《重庆市促进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5年）的通知》以及《重庆市促进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步子之大，红利之多，引发了各界关注”，在帮助解决社会办医医疗人才培养、发展等问题的同时，又通过鼓励医联体内社会办医优先承接三级医院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业务和政府购买服务促进社会办医发展。其后，多地出现了类似政策……

 

　　相比医院本身的私有化、产业化，医疗物资供应的私有化、产业化表现得更加激进。

　　2019年，《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医药市场、医院、药厂和药品流通企业，发现近两年来市场上已先后有100多种药品悄悄“火箭式”涨价数倍乃至数十倍，大多是阿莫西林、降压0号、甲硝唑、土霉素、病毒灵、痢特灵等这类疗效确切、价格低廉的大众常用药。一瓶用于心脏急救的常用药硝酸甘油片从4块多钱猛涨至60多元且很难买到；治疗农药中毒的氯解磷定，一盒价格从政府招标挂网价48.8元暴涨至1017元；用于断指再植的盐酸罂粟碱，从9.4元暴涨到349.9元……很多公立医院在药品限价令之下，被迫“赔本”高买低卖，严重威胁了公立医院的生存。记者走访发现，原本物美价廉的药品原料被人为垄断控制，推高价格；药企在成本高企的情况下，再进一步推高成品药的价格。业内人士介绍，一些不良商人通过串通、利诱、逼迫等手段，垄断某种药品的原料供应和进口渠道，囤积居奇向下游药厂高价兜售，或者控制药厂产品的销售权、定价权，导致药品涨价、紧缺，从中牟取暴利。

　　2020年全民防疫战期间，随着药品和医疗物资等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多家医疗器材及制药相关企业的股价也书写了新一波造福神话。2020年8月4日晚间，福布斯中国发布福布斯医疗健康富豪TOP50榜：

 

　　“医药一姐”翰森制药董事会主席钟慧娟在2020年上半年身家猛增了507.9亿元，以853.6亿元的身家名列“2020中国最富有女性榜”前三。

　　医药及医疗器械价格暴涨，是医疗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制造系统性掠夺的正是市场、是资本。“造福神话”背后，其实是全民抗疫成本的急剧攀升！

　　在过去一年的全民接种过程中，外资背景的科兴生物等企业赚的盆满钵满，科兴仅2021年上半年净利润就超过550亿元，而后果就是对民众自己缴纳的全民医保基金的透支！

　　种种教训摆在眼前，而今又添了西安的两起悲剧，该反思医疗私有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