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行，莫言不行！——两个阶级在文化上的对决

　　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司马南老师发布一系列的视频、文章，坚持“讲话”所指引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的道路与方向，深刻反思以莫言为代表的“诺贝尔”式的文化发展方向与文艺创作方法。这种反思引起了两个阵营的人们立场迥异，态度鲜明的反响。是司马南阐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行”?还是赞赏莫言的西方“诺贝尔”式的价值观与现代化道路“行”?这是这场论争的关键。

一、司马南“行”，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近一个时期以来，由著名红色文化学者司马南老师掀起的对莫言“一类”(笔者按：1975年1月，毛主席在审定《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时，将“林彪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一句中特别在“林彪”之后加上了两个字“一类”。可见毛主席晚年思虑之精深。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3页)的文学观与文学作品的评判反思高潮，引起了广大群众和相关人士的极大关注。司马南为此也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与构陷。这正如《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开篇之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所说:“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司马南得罪的也不一般人，所以招来了气势汹汹的“围剿”，有“南开院儿”里的“院长”，讥讽司马南没“水平”;还有江湖中的“心理师”，批判司马南无“学术”;更有“光明报”上的“学者”，用用意微妙的文章为莫言张目，郑重推介“莫言研究的一次重要集结”—“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经验研究”。而与之相反的是，与这位“胡同大爷”心心相通的广大网民群众则坚决地站在司马南一边，声威盛壮。

　　其实，若论“学术”、若论“水平”，司马南也毫不逊色。什么“南开院儿”里的“院长”，江湖中的“心理师”和“光明报”上的“学者”这些人是远远不可望及的。我们且看看他的代表著作《民主胡同40条——中国民主政治一般原理的随机阐释》，此著作对于美国民主的虚假，中国的制度优势，横抡竖论，真气内转，开阖自如，既有《论语》片语真言之妙，又有《孟子》雄辩滔滔之胜，更兼《荀子》渊雅真淳与庄骚的奇幻魄丽。全书洋洋洒洒60万言，其要义可归结为一句话，一言以蔽之，一言以破执——那就是司马南在书中所言：“美国社会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不是中国的榜样。中国道路是不同于美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民主胡同40条》，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页)这就道出了司马南所代表的广大群众与“莫言一类”的本质区别之所在——美国虚幻的民主不行，中国社会主义真行!

(司马南著作《民主胡同40条》，胡澄藏书)

　　这也是我们所秉持的鲜明观点——司马南行，莫言“一类”不行!这场论争的实质，是我们认为司马南“行”，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社会主义行!

　　这是事关中国两大阶级文化道路的抉择，这是事关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各色敌人在文化上的论争的胜负。这是事关中国走什么路，中国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换成文化界人能听懂的语言就是，在文化上，中国实现怎样的“现代性”?(笔者按：“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中国知识界和公知们所玩弄的西方话语陷阱，其实质就是指西方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正如西方学者吉斯登所指出的：“它首先是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世界’。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参见《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其实质就是在什么样现代性的价值观指引下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一语中的地指出：“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7月26日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据新华社7月27日电)这是我们观察中国历史文化问题的总的价值观。只有在这个价值观的指引下，才能捋清司马南与莫言一类争论的实质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不行?

　　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100年的波澜壮阔的历程。而这个历程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的穷苦百姓争取文化领导权的壮丽行程。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成功之时，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那著名的五评《白皮书》的浩荡雄文之中。这五评《白皮书》的雄文可以说是四卷《毛泽东选集》的压卷之作。而为什么中国革命的领袖毛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的胜利，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强权以无限豪迈的口吻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胜利，这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吗——

(毛主席著作《评白皮书》，胡澄藏书、藏报)

　　且读毛主席原文：“‘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毛主席在文章中豪迈地宣布：“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1516页)就仅这个历史观点上来看，司马南这个退休老头、胡同大爷“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远远高于“南开院儿”里的教授，《光明报》上的学者和江湖中的“心理师”，更在他们所极力维护的莫言之流之上。因为司马南是沿着历史伟人的视角，胸中激荡着的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文化上的奋斗历程。

二、文化殖民主义与当代中国之文化

　　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特征，就是西方列强在以“全球化、现代化”为名在全球实行后殖民主义，即文化殖民。这种文化殖民确立的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精神上的奴役，确立的是资本统治世界的秩序。这正如西方进步学者保罗*哈里森在《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这部书中所说：“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压迫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唯命是从的帮凶。殖民地中热心于向上爬的人也开始仿效征服者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2页)而莫言及其“一类”——莫言的追随者之流如“南开院儿”里的教授，《光明报》上的学者和江湖中的“心理师”等等，他们就是“效仿征服者往上爬”的殖民主义的帮凶与奴才。而这种与他们的斗争，从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开始了。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而对这段历史党史、文化史的解构与虚无，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界、文艺界的逆流，有时甚至成为主流。而莫言就是这种逆流的代表。而这一思潮始终是以文化上的“现代性”和中国前进方向的“现代化”为名进行的。而司马南就是代表百年以来的文化奋进史、百年奋斗史中劳苦大众与他们争斗而发出的强音。而这种逆流文化又是以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话语为“原点”和“元叙述”的。其中重要意义就是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现代性”设计与实践为标准，评判、解构、虚无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进历史。文艺界、文化界在这种“元叙述”当中，就把无产阶级革命、工农群众当家做主这一时期的巨大的文化、文学成就，在“现代性、全球化”的叙述中全部逐出文学史、文化史。以“人性”的名义剥夺革命叙事的尊严和合法性，从文化上判处中国共产党的“死刑”，从而进一步从政治上剥夺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而莫言的小说的实质就是为了迎合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需求，迎合西方人“东方主义”的窥视口味而臆造出来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人民、关于中华民族、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暗面”，再以拙劣模仿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暴露”之!这就是莫言自己所说的“文学要以暴露为主而不歌颂”的本质之所在。这不是什么文艺文化作品，这只是精神文化上的露阴狂而已。而那些如“南开院儿”里的教授，《光明报》上的学者和江湖中的“心理师”等等他们对莫言小说所谓“世界性”的研究，不过是正像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政治、经济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要在思想文化中处于支配地位，就必须培养自己的理论家，这些人是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谋生的主要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页)其实质不过是这些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殖民主义的文化帮凶，用自淫的精神上的“第三种水”在文化霸权的奸淫之下用于精神“性快感”而流出的文化体液而已!

三、司马南叙事的历史文化背景

　　我们从司马南近期一系列广为传诵的的视频内容中可以看到，他的文化认知理论范式与文化渊源来自于“延安文学”;来自于至今已经发表了整整80周年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汉英对照)，封面有著名文艺理论家：刘润为、陈传席、李准、丁振海、曾镇南、董学文、陈先义、冯钺和司马南的签名。胡澄藏书)

　　而“延安文学”的文化体制与渊源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反压迫、反霸权、反欺凌、反侮辱而争取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与集大成之作。这种文艺体制范式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事业树立的标准与话语权。这一文化体制重要特点就是在文艺上突出受压迫、受剥削、受侮辱、受欺诈的工农劳苦群众的主体地位。共产党奋斗就是为了让这些受压迫阶级在文化不但在政治上得到翻身，还要在文化上让他们做主人。

(部分延安文艺作品总集，胡澄藏书)

　　这正如毛主席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在旧文化中，农民形象只是统治者与文人的“再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革命的历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对文化领导权争夺与掌握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民大众在文化上真实“再现”自身奋斗命运的过程。1940年1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又说：“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文化精神和道德情操上真实“再现”了广大底层劳苦大众阶级的形象与利益，从而感召赢得了劳苦大众对她的认同与追随。中国共产党领导受苦人创造出的文化是新文化，这个文化的提出者和权威阐述者是毛主席。毛主席说，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主席的这种新文化观念对于普通绝大多数是贫困的，没有文化的，受剥削和压榨的劳苦阶级怀有一种偏爱，而劳动人民正是在毛主席这种文化偏爱当中蕴积了改天换地的道德力量与意气昂扬的文化自信。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四万万五千万劳苦人民以工农兵的身份走上了新的历史舞台，并享有无上荣光。对于饱经磨难的中国以及如同蝼蚁一般生死的底层中国人民来说，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语境，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立。这个社会的主体不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再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而只能是无产阶级及其新的表现形式工农兵大众。这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在文化上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达到了伟大的复兴——我们这就理解了为什么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部伟大著作中那么豪迈地宣布：“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复兴不是复古!中华文化的复兴必须要以这样崭新的人民文化的面貌示人!我们这就理解了为什么毛主席在晚年看到《龙江颂》这部样板儿戏时深有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八亿农民有戏看了!”

(毛主席在延安为《中国文化》创刊题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主席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胡澄供稿)

　　“延安文学”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深刻阐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如何对待工农兵这个革命主体的态度问题。那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这里体现出毛主席对中国知识分子深刻而卓越的见解。这集中表现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当中。这些著作从本质上阐述了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关系，即知识分子与革命主体被压迫工农的关系。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毛泽东，《五四运动》)他用自身的经历深刻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就把以前高高在上，以启蒙的优越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文化和思想改造过程，改造成为为革命主体工农兵服务的革命分子。而过去受压迫、受歧视、受侮辱的劳苦大众，首次以干净的、优越的形象，在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文化上的翻身，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文化权力。

　　这更表现在1943年，毛主席看完中央党校业余演出新编京剧《逼上梁山》给集体编剧的执笔人杨绍萱、齐燕铭的一封信中，他说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在这种信中，毛主席及其热切地歌颂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革命的动力，文化的主导。这些论点和文化观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着透彻的阐释。中国革命不但是武装革命，不但是以武装斗争求得民族解放，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压迫人民在文化上获得主体地位的文化斗争的革命。而这一主调、主题、主线更是贯穿了毛主席的革命生涯的一生，以至于他把平生最后一件大事也命名为“文化革命”。

(毛主席书信手迹。胡澄供稿)

　　毛主席在领导人民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也以他那伟人般雄心气魄与远见卓识，提出了一个非常艰巨但是却事关工农阶级文化主权的举措——那就是培养无产阶级工农群众自己的理论队伍，让工人阶级占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与文化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毛主席晚年动用全党的力量，举全国之力而大力推行的文化战略。这也是五四运动以来那些革命先进知识分子们的宏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中国的文艺形成了一套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体系。体现在以工农兵为主的历史观，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那个时期，不但文化主角是工农兵和翻身了身的劳苦大众。而且还像《东方红》这部艺术片中所豪迈的高唱的那样，“粗黑的手掌大印”——工农兵登上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建设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的壮剧活剧，硕果累累。请看笔者收藏的那时工农兵的文化哲学著作，可谓“满眼风光北固楼”。

(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政治文化著作。胡澄藏书)

(毛泽东时代工人农兵群众的政治文化著作。胡澄藏书)

(毛泽东时代工农兵群众的政治文化著作。胡澄藏书)

　　毛主席这项极其伟大的文化文艺战略部署，不但体现了中国人民、中国被压迫人民的文化权力。而且对于反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与精神压迫也有着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美国进步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这篇文章鲜明地指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是抵抗第一世界宰制第三世界的革命的产物。”(《二十一世纪》(香港)杂志，1996年，第37期)

　　毛主席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这份文化遗产，永远是中国被压迫、被欺辱、被剥削、被压榨人民与第三世界人民文化反霸、文化反殖、文化反压迫、文化反控制的强大思想武器。

　　遥想当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执着地不知疲倦地想多见见孩子们，多见见来自各地的革命青年们，他是把自己这种文化革命的气概与思想感染给下一代。现在，我们懂得了;当今这一代青年人也懂得了。“B站”上那些青年们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教员说过不要怀念我，你们就是我!”

　　司马南也是深深领略了老人家这一片心意，所以他拍案而起，奋不顾身。因为他身上淌流淌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热血。司马南就是以“胡同大爷”“退休老头”的弱势群体的文化内涵，代表着当前在文化上受压迫、受欺辱、受剥削、受控制的，被历史虚无主义者及文化殖民帮办所欺辱底层人民而发出的文化强声!

四、莫言叙事的历史文化背景

　　在毛主席去世以后，在主流文化界掀起了对毛主席所构建的工农兵文艺、劳动人民文化权益这种文化格局疯狂的污蔑与构陷。那些没有被人民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结成了“文化还乡团”，从文化上、从文艺上、从文学上掀起了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劳动人民、对被压迫阶级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入手的途径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夺文化权益道路进行清算的代表人就是李泽厚。他构筑了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谬说，至今流毒文化界。这个论调的中心意思就是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人性启蒙被后来由中共领导的救亡革命战争所耽误了，革命战争压迫了人性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声称要“重新补五四运动的课”，知识分子要争取自由和思想解放。并且以此为视角来重构中国的近代史，构建了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角批判中国革命、阶级革命的历史叙述。

　　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什么“文学主体论”，什么“文学回到自身论”，什么“文学就是形式论”，什么“不屑于歌功颂德”，什么“重写文学史”等等主张沆瀣一气，嚣张一时，用李泽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借着文化谈政治”(李泽厚：《关于“文化”问题的答问》，《电影艺术》杂志，1987年，第一期)，流毒至今。这才是当今教育“毒教材”的文化渊源，这才是当今文坛“屎尿屁”的烂污源头。这些文化上的反攻倒算都被文化界、文艺界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作为反对党的领导、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武器。他们把毛泽东时代对劳动人民文化主体权益的构建过程，讥讽为“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的历史表现”。而他们最崇拜的学术话语就是所谓的“现代性”。而这个“现代性”恰恰是帝国主义文化借重启蒙主义思潮，以这种“现代性”作为轴心，在世界各国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实行西方霸权主义，确立文化霸权的过程。“现代化”现在美其名曰“全球化”，所谓“全球化”就是后发展国家要认同西方霸权主义所确立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自觉认同资本的压迫与剥夺。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抵制这种霸权压迫而产生的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文化思想武器。尤其毛主席所构建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一系列的文化战略措施，更是得到了世界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肯定。中国著名进步学者汪晖先生就称，毛主席领导的这段历史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参见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这是无产阶级的“现代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此有重要判断：“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这就从文化上、精神上、意识形态上和价值观上确定了党的领导和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而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就是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用西方“现代化”进程模式的来歪曲、遮蔽、虚无、解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美化近代史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他们笔下，八路军是“土匪”，日本兵是“菩萨”，新中国暗无天日，共产党罪恶多端!以此来编造成丑化“暴露”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秽史”，“以求亲媚于主上”，获得“主上”垂青，荣膺“炸药奖”。看看诺贝尔文学奖的对莫言的颁奖词，就可以明白帝国主义者、文化霸权主义者对这种“秽史”是多么的逐臭欢腥。而对于这种侮辱、歪曲、遮蔽与压迫，以司马南为代表的被压迫、被侮辱、被遮蔽的人们奋起反击。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掀起了对莫言“秽史”的批判高潮。

　　在此，我们又想起了毛主席特别喜欢的梅花，这正如陆游《咏梅》的那首诗所说：“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现在这千千万万的“梅花”，擎起反剥削、反压迫、反压榨、反控制的社会主义文化旗帜——“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郭沫若《卜算子*咏梅》)

五、百年文化争斗与价值观的争夺

　　面对这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上、艺术上的混乱情况，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治国理政之初，就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气魄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胸怀郑重地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由于西方掌握着‘文化霸权’、进行宣传鼓动，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这是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05页，199页。)而这种价值观之争，首先要捍卫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被压迫人民争取文化权益的价值观。

　　当前第一位的就是要争夺五四新文化运动合法的继承权和阐释权。要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奋斗，才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的继承。在这一点上。毛主席不但带领中国人民。以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实践中体现了出来，更在理论上予以了卓越的论述。毛主席在新闻《新民主主义论》这部伟大著作中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历史事实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并使之具有了新的正确的发展方向。新文化运动，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则走到了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第830页)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的李大钊、陈独秀先生的带领下，与当时反马克思主义者胡适、梁启超等人进行了文化论战，赢得了众多进步青年的拥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的兴起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而没有走上“英美派”知识分子胡适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文化买办的道路。对于这一点，让当今许多知识分子们、公知之们愤愤不平。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胡适为代表的“英美道路”，而不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引导的“苏俄道路”。他们觉得五四以后的中共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救亡运动历程，共产党领导的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历程，完全是对个体的权利与知识群体思想自由的压制。进而这些公知要把这种历程与历史和人民奋斗的事迹，全部排除在中国现代化进历史进程之外。用他们的话语来说这是对传统“道统”的担当，用我们的话语来说这是对“革命的历程背叛”!如著名的“美国学”的学者资中筠就口口声声，念念不忘“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这是五四时期文化论战与道路抉择斗争的继续。百年文化道路的争斗与价值观的争夺也呈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需要千千万万个司马南站出来!

(参见《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132页—159页》，胡澄藏书)

　　莫言一类的“文学大师”呼呼应这些“文化大师”的思想文化价值观，用自己的作品，乞丐般的扒看西方的墙头而哭诉东方的“悲哀与不幸”。甚至出现了日本色情片导演的高徒用电影《色戒》“性侵”抗日女英烈的丑剧，而莫言就是这一哭诉的高潮。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洋人的钱，我们不管。但是，他也曾获得茅盾先生用于奖励、鼓励、推动社会主义文学进步而设立的“茅盾文学奖”，我们就有权力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要求他把奖金吐出来!

　　鲁迅说过：“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中国文化革命的火种是不会绝的。在历史虚无主义猖獗的时候，鲁迅就被人视为一块拦路的“老石头”(讽刺的是，非常蔑视地宣称“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不证自明”的韩东，竟然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这特么真是“活久见”啊!中国文坛上何止屎尿屁啊!)，司马南，这位胡同老头，也被许多人视为一块“老石头”。他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上讲话》80周年为契机，开启了系列批判莫言一类的火热高潮。

　　我们由衷赞道——司马南真行!

　　这些石头一定会在毛主席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堆垒成补天巨石，必将堆砌成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擎天柱。

　　(作者胡尔新：中国灌区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胡澄：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