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楼继伟部长：谁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谁需要粮食安全？

 敢问楼继伟部长：谁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谁需要粮食安全？

　　【编者按】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下滑，一季度已经滑落到7.0的心理关口，不免激起人们的担忧。楼继伟部长本月25号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表达了他对中国发展的“新思维”。楼部长认为，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未来5-10年中国经济有50%以上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针对农业发展，楼部长的思路是减少补贴、鼓励粮食进口、转移劳动力、减低工资增速，其目的是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说白了楼部长是希望通过这些手段增加资本收益，使资本免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楼部长的“新思维”直接挑战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指示，间接挑战了中央为粮食安全而坚守的十八亿亩红线的政策底线。当然，在农业改革问题上，楼部长或许有权表达与中央保持不一样的意见，但问题是我们还要不要粮食安全？楼部长似乎认为，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国际市场的供应问题，而不是粮食自主性问题。他似乎在告诫国人和习总书记，要放弃粮食自给自足；如果坚持粮食自主性，楼部长已经预备了一个大帽子——战争思维。在以人为本的呼声深入人心的今天，楼部长却继续抱着以资为本的理念，牢牢抓住GDP不放。退一万步说，即便按照楼部长的新自由主义改造方案，彻底牺牲农业和农村，真的能够拯救中国的经济危机吗？
粮食安全能靠进口？

　　如果楼部长对中国农业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看到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前车之鉴。中国大豆市场已经充分与全球市场接轨，关税低至3%，大量的进口使得中国对全球大豆市场依存度已经达到80%以上。楼部长很可能对这样的情形颇觉得心安理得，然而我国媒体和粮食安全关注人士却把大豆问题看做是中国粮食安全的一个危机，称之为中国的“大豆之殇”。进口大豆主导中国市场，带给我们的后果有二。一是中国在进口价格方面没有定价权，没有自主性。在大豆进口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经济和普通老百姓却不得不承受不断攀高的价格和它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胀。2006年，中国大豆进口数量为2824万吨时，进口价格为265美元/吨；到2014年，进口数量已经达到7140万吨，是2006年的2.5倍，进口价格不降反升，一路攀升到564美元/吨。第二，尽管中国是全球大豆最大的买家，然而我们在选择进口什么大豆上也没有自主性，进口的大豆都是喷洒过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草甘膦目前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很可能致癌物”（A2级）。在国际大豆贸易中，存在着垄断资本对大豆产业链的控制。因此，与常理相反，不是我们想吃什么，人家就种什么，而是人家种什么，我们就只能吃什么。而在拉丁美洲的大豆共和国（阿根廷、巴西等），大豆生产者同样受制于如孟山都这样的国际垄断资本，也缺乏自主选择种植品种的空间。如果按楼部长所言，进一步“鼓励农产品进口”，其他农作物也将重演大豆之殇的悲剧。楼部长眼中的粮食安全问题是国际市场的贸易问题，是一个压低工资增速、增加资本收益的问题，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粮食安全是国计民生，是国家主权的一个支柱。

　　楼部长提出要“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这个“全方位补贴”从未在政策词汇中出现过，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对粮食的“综合补贴”。农业综合补贴本身是普惠性的，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促进作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 表明，我国自2002年开始陆续实行的各种农业补贴，对农户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和资金投入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中国粮食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农业补贴对贫困地区农户粮食生产的正向影响更大。这一结论也被其他研究印证。即便有少数研究者认为，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的积极影响不显著，也承认农业补贴能够间接提高农民收入 。楼部长的药方，要以减少农业补贴的方式来鼓励进口，是要把中国的小生产者逼到死角，使中国的农业任人宰割。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靠降低工资增速，还是提高农民收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而城乡二元体制是劳动力红利的基础。去集体化改革之后，农村又恢复到传统的小农经济状态，小农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可能有发展空间。农村的衰败，逼迫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劳动力的流失，反过来又使农村更加衰败，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跃进，中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7亿人，农村已经非常空虚了。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已经严重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决定了农民工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所说，“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进城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遭受严重的剥削，劳动权利乃至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工资长期维持在勉强糊口的水平上。

　　当然，这正是楼部长们希望看到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农民工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生产要素而存在，生产要素的价格当然越低越好。农民工极低的工资，正是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最近这些年，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农村的劳动力资源就像华北地区的地下水一样，已经快被抽干了，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农民工的工资和劳动状况才有所改善。不少人就开始抱怨中国工资提高太快，担心资本流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中国工人连被剥削的权利都没有了。想起这个，连那些同情农民工遭遇的人也不敢理直气壮了。
这种思维似是而非。当前中国经济遭遇的是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对于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显得过剩了。农民和农民工是中国最庞大的群体，他们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中国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还很落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是制造业潜在的市场，然而，问题在于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太低，无法提供“有效的”消费需求，使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结构畸形化。因此，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不是像楼部长建议的消灭农村，压低劳动力价格，恰恰是复兴农村，增加农民和农民工收入，为制造业提供市场空间，让中国经济的引擎再次发动。试看，世界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哪一个是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实现的？
楼部长的药方是要帮助中国资本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以减少补贴的方式鼓励农产品进口，鼓励劳动力转移，还要降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增速，眼中全然是资本的积累和增长。却不知，这样身居高位的楼部长将粮食安全的国家大计和升斗小民的安身之本置于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