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世界主义”与“颜色革命”

 

 

　　近年来，在学术界的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对“世界主义”的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作为学术问题讨论，见仁见智，无可非议。但把“世界主义”的帽子扣在我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头上，把我国的国际新战略说成“具有世界主义情怀”和“世界主义思想”，就显得别有用心了。

　　“世界主义”是西方在国际政治学上的一种学术思想，是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这同我国的“和平共处”、“和谐世界”、“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根本不是一回事。

　　“世界主义”起源于古希腊的斯多葛派，主张以世界理性为主宰的世界一体化，认为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斯多葛学派复杂多变，前期有唯物主义倾向，后期为唯心主义，宣扬宗教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即所谓“新斯多葛主义”。它在当时的帝王、大臣等奴隶主上层人物中很有影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其批判说：罗马帝国“企图清楚地表现了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当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恩格斯的批判说明，“世界主义”老祖宗斯多葛派一开始就“充当世界帝国的需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侵略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附属国成为帝国主义特征之一。此时兴起的“世界主义”，则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广大殖民地进行侵略扩张的思想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冷战初期，“世界主义”成为西方反对世界大规模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工具，也成为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主义”也就消沉下去了。

　　最近十多年来，有些学者依据国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试图重新评估“世界主义”，把“世界主义”混同于“世界大同”、“全球治理”加以推崇。有的学者在论述经济全球化时，想方设法把全球化往“世界主义”方向拉。宣扬“全球化带来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人权高于主权”、“国家主权已经过时”、“全球化为世界政府奠定了深厚的现实基础”、“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以及“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普世价值奠定了全人类趋向一体化的世界社会和世界模式的现实基础”等言论，主张“没有政府治理的全球共治”。这完全就是古希腊和近代“世界主义”的现代翻版。几十年来的国际现实说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与挑战。

　　美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形势下，推行“新霸权主义”战略，主要表现为：经济上推行“新自由主义”；政治上对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旗帜的“颜色革命”。追根溯源，其根子都在西方核心价值观，“世界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思想源流。

　　我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第一项就是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世界主义”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防范“颜色革命”。不仅要同“世界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西方核心价值观划清界限，更要对这些思想的侵蚀提高警惕。

 

　　(作者:中联部研究室原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