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新自由主义的源流与本质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撒切尔、里根能够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地缘政治的结果，而不是撒切尔、里根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或政府有多么强大，恰恰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低潮促使的。

　　“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模式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化;由此，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开始了按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造全世界的“十字军远征”。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所以会堕落为“通往灾难之路”，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

　　新自由主义这样一种极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界滋生出的一个怪胎。所谓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是：一方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资本主义加速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主导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运作近一个半世纪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不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30年代初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表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30年代大萧条前夕及大萧条期间，多多少少从《资本论》汲取营养的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就业、投资、货币等方面论著，逐步取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成为主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苏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就从左、右两个方面对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为基本理念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夹击之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捍卫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为己任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按捺不住，相继发表了《价格与生产》、《储蓄的“悖论”》等文章，对主张在经济危机期间，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加大社会投入、増加就业、提振社会有效需求，以刺激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绝望地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辩护;同时，他还伙同他的老师、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冯·米塞斯，挑起了同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战，借这场论战批判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保持政府宏观调控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哈耶克、米塞斯等的歇斯底里表演，既成为新自由主义及其头面人物哈耶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序幕，更表明，新自由主义从诞生时起，便是逆历史潮流的!由于哈耶克等人顽固坚持的这种已经走向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当时在政界甚至在理论学术界均遭冷遇。这就迫使哈耶克及米塞斯等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分子不得不蛰伏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学术机构，窥探时机、以求一逞。

　　在长达数十年的蜇伏期间，哈耶克等人主要干了两件事：其一，潜心完善其极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先后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等著述;其二，充分施展其擅长学术小圈子的能耐，纠集一批以复兴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为己任的英国、美国等国的学者，成立了朝圣山学社。从1947年至70年代末的近30年中，朝圣山学社先后在12个国家召开了27次研讨会，推动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传播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壮大新自由主义理论队伍，并逐步形成诸多学派。其中，尤以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四大金刚”为首的以下四个学派，从不同角度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影响最大，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起了极坏作用。

　　一是哈耶克领衔的伦敦学派。这个学派以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基地，狂热鼓吹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认为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国家干预始终与效率无缘;而私有制又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在哈耶克及其弟子看来，公有制、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及其伦敦学派的理论观点是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

　　二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领衔的现代货币学派。这个学派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基地，强调实行货币“单一规则”，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其理论基础，以激烈反对国家干预为其主要政策主张，主张在货币单一规则的前提下，实行经济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干预，否定计划经济和任何形式的公有经济，是绝对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的狂热鼓吹者。

　　三是由罗纳德·科斯领衔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这个学派以经济组织或制度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强调明晰私人产权，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四个方面，即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唯一动力;只要企业产权落实到自然人，也就是私人，其交易成本必然低于公有制企业，因此，私有制企业的经营效率比公有制企业高。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在新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罗纳德·科斯。

　　四是由罗伯特·卢卡斯领衔的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提出的名噪一时的所谓“理性预期假说”，是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所谓“理性预期”，就是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关乎自己的投资或就业选择等切身利益，所以他总会充分调用自己各种主观和客观资源，对经济前景进行尽可能准确的预测，其决策一般说来是有根据的;而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反应不如公众灵活、及时，所以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像个人决策那样准确、灵活，因此政府的任何一项稳定经济的措施，都会被公众的合理预期所抵消，成为无效措施。这一观点给予了奉行国家干预政策的凯恩斯主义沉重打击，所以也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低增长或经济停滞、高通胀、高失业”的“经济滞胀”期。在以往，“高通胀”一般出现在经济复苏—高涨阶段，但此次却与高失业、经济停滞并存于危机阶段，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实体产业资本利润率下降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新特征。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

　　持续的“滞胀”危机，迫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英等国的资本，向通过高杠杆操作可能获得高额利润的金融领域、资本市场流动，导致金融垄断资本急剧扩张、膨胀。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英等国急剧膨胀了的金融资本不甘于为实体经济融资、支付的“配角”地位，不仅利用实体产业深陷“滞胀”危机、负债累累之困境，通过提供贷款、并购等手段，逐步控制了产业资本，实现了经济的金融化，而且向政治权力领域渗透，从而推动美英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过渡。

　　金融资本较之实体产业资本更贪婪、更具冒险性，逐步实现了对产业资本乃至国家政治决定权的控制后，再也不满足于被调控、被监管和国内有限的市场了，力图摆脱监管自由流动、自由经营，乃至突破国界，在更广阔的全球空间、市场上攫取更丰厚的利润。此时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取代主张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为其全球扩张提供理论支撑。长期蛰伏于学术界的哈耶克及他的弟子，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把握住了这一机遇，他们利用“滞胀”危机对凯恩斯主义发起猛攻;同时，极力鼓吹他们的将古典经济学基本理念推向“市场原教旨主义”极端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主张。哈耶克一伙的这些动作和极端理论主张，正好迎合了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末，代表英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保守党首脑撒切尔当选首相。上台伊始，她便将伦敦学派的基本理念冠以“撒切尔主义”的名义作为保守党的执政理念，围绕着向国有企业开刀、向工会开刀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大规模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压缩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以推行经济自由化，将新自由主义捧上了英国主流经济学的宝座。1980年底，美国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同撒切尔夫人一样，里根上台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所谓“里根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两个主要学派，即以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理论、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阿瑟·拉弗和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的大杂烩而已。

　　20世纪80年代，两任里根政府通过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把新自由主义学派推上了美国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宝座；不仅如此，在此期间，里根政府紧锣密鼓，按照这一理论营造了一个适应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需要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把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送上了主宰美国经济、左右美国政治的权力巅峰的宝座，从而也将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向纵深推进了一步。

　　美国的金融寡头——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并不满足于仅仅对美国经济的主宰，美国国内的市场对于急剧膨胀的金融资本来说，已经过于狭小了，迫切需要突破国界，向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掠夺全世界人民。1990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布什为适应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授意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起，召开了一个有关拉美地区8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调整与改革问题的研讨会。会议行将结束时，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约翰·威廉姆逊抛出了一份包含十条政策主张的所谓会议“共识”，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十点政策声明中，除了新自由主义骨干们长期以来鼓吹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内容外，还特别强调各国政府应开放商品市场、金融资本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和监管。其用心十分明显，就是为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开辟道路，以便控制他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乃至整个经济命脉，当世界金融乃至世界经济的霸主。从此，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三化”的基础上，又扩展了“全球一体化，即全球美国化”。可见，“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模式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化;由此，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开始了按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造全世界的“十字军远征”。

　　必须强调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名义将新自由主义推上英美两国主流经济学的宝座，绝不仅仅是撒切尔和里根他们的个人喜好，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与需要决定的；从另一方面说，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之所以青睐新自由主义，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全球“一体化”也即美国化，适应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