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留守儿童丧命是“中国模式”的悲哀

 

　　2015年6月9日晚，贵州市田坎乡有四名留守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起案例虽然并没有像“广东茂名”、“江西九江”事件那样，被官方媒体冠以“自杀”的定性，但是，其背后所映射出的政策缺失和文化异变是难以掩盖的。

　　一，城乡一体化改革为何要拿稚子幼童作为牺牲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频繁发生留守儿童丧身殒命的事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儿童爱的缺失和成长的困境?有专家表示，中国在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大量农民工被迫抛弃他们的孩子，任他们自生自灭，或者干脆把孩子留给了并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爷爷奶奶!导致很多孩子在心理和生活上出现了严重问题，这是中国模式令人悲痛的代价。

　　2011年3月中国妇联发布的一份调查指出，目前中国留守儿童的数字为5,800万人以上，基本为农村孩子，最新的数字为6,000万。这些孩子不能跟随父母的理由，大抵有三：其一，优秀农民工及其配偶、子女的落户问题困难重重;其二，城市的很多学校不对农村孩子开放;其三，地方保护主义和各种隐性歧视盛行。所以，很多打工者被迫将孩子留在故乡。

　　对比台湾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孩子的处境，台湾农民走入城市，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城里工人收入比，不像目前内陆农民工与城市人口收入的差距那么大，台湾城市中的学校也并未象内陆一样拒绝农村孩子入学。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无论是台湾城市化还是欧洲其他地方的城市化，虽都引起了部分社会矛盾，但均未大量出现留守儿童难以为继、丧身殒命的现象，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国内陆，才如此严重。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孩子需要得到政府照顾的时候，他们得不到：在教育上遭驱逐，在团聚上受阻拦，在孩子成长过程里一路红灯、麻烦不断。那么，当他们成年以后，政府还有何颜面大谈“一片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忠家”?还如何指望这些孩子回报社会?!

　　二，肆虐无忌的狼性文化让道义与情感在何处安歇?

　　事实上，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政策问题、制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正如江立华老师所说，我们应当看到现代文明冲击传统文化，使乡村传统文化受到否定、歧视这样的深层原因。在制度上进行探讨，寻求制度变革之道是必要的，但我们还应该关注乡村文化的衰微、家庭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当前，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现实中的农村文化与他们原本的传统文化、乡村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而外来的城市文化对于农村来说是无根的文化，农村由此陷入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伦理与秩序危机。农村文化的边缘化、功利化、没落化，直接带来的是农村儿童精神世界的荒芜，加剧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问题的严重性。

　　众所周知，乡土文化不仅仅只是农村儿童和少年的“精神家园”，也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场域’，成为他们一切‘经验’的来源。如果儿童不仅从时间上也从空间上开始脱离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具体而完整、父母均在场的生活世界，而这期间又缺少制度关怀和理性引导，就会导致他们在人格发展上出现先天不足的境况。

　　如何实现新旧文化的对接与融合，使纯洁质朴的传统乡村文化革故鼎新、与时俱进?面对如此严峻而又沉重的历史课题，肉食者们不是去想着怎么解决，反而变本加厉的玩弄着“外儒内法”的老把戏。即表面上一本正经，告诉你“君子固穷,耻于言利”，暗地里却一门心思信奉“弱肉强食、唯我独尊”的丛林法则，致使百姓有样学样，变得急功近利、道德沦丧，对物质趋之若鹜，将金钱当成生活的中心，忽视了金钱以外的亲情、儿女健康成长等更重要的内容，最终让很多孩子被迫拥有一个“缺失父母之爱”的童年。

　　小结：一个人儿童及少年时代的环境影响和家庭教育决定孩子成年后的行为取向或处世态度。留守儿童现在是一个六千多万的数字，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从来不曾受过丝毫嘉惠与温暖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会怎样对待社会?

　　Q：794487361 赵丹阳 九零后 半知名作家